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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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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驻拉萨川军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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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驻藏源自清朝早期的治藏方略，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予以明确的规定。清朝后期驻藏军队定额为2000人，分驻三地，其中驻拉萨有1000余人，日喀则不过200人，昌都只有几十人（昌都有滇军分派驻守），以之控扼西藏要地，保护拉萨。由于西藏路遥，驻军巡检困难，2000人已经勉为其难，以之戍边则更无可能，清朝常以陕、川、滇驻军为后援，视情况进行调动。晚清驻藏清军还有绿营兵制度，驻藏清军布防依照清八旗驻防的“扼点”原则，聚集于前后藏和西康三处的要害，虽然此举可以将后勤保障的难度降到最低，也能够集中有限的兵力以备非常之用，但对西藏广袤之地和绵长的边防，其控制能力大大降低。驻军皆在西藏富裕之地，与地方争利，也影响其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后来，各地驻军士兵与民众融为一体，军备几近于废弛。民国成立之后，北京北洋政府也有为巩固西藏派驻军队的计划。1913年召开的西姆拉会议，照清朝驻藏军队数目提出：“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该员应享一切应有之礼待及权利，与前相同，并可带有卫队汉兵二千六百名。除一千名驻扎拉萨外，其余一千六百名，由该员斟酌分驻各处。”可见其思路来源于清朝的治藏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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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清末西藏地方的形势，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为巩固中央的地位与权威，清政府对西藏设官驻兵。清廷任命钟颖[38]为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从四川陆军中挑选精兵，组成三营统率入藏，因这支陆军部队大多数士兵为四川人，近代史学界将其称为川军。由于钟颖在组建部队时并未严格挑选，招募的川军“十九皆地方上之流氓无赖，而哥老会匪亦多投入其间”，造成的后果乃是军中以“哥老会”会规为纪律，军中士兵若有犯会规的，也是由哥老会的龙头进行审断，“时有士兵为龙头，排长、队官犯规，喝之跪不敢不跪，喝之起不敢不起，喝之认罚不敢不遵罚者。会规行而军法弛矣”[39]，官兵袍哥者甚至达到了95%，成分的良莠不齐，造成了驻藏川军军纪不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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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驻军协统，钟颖在军中显得较为懦弱，对军中败坏的纪律毫无整顿办法，放任自流，只是靠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虽然小有才能，但排斥异己、刚愎自用，克扣了驻藏川军的粮饷，使川军极为不满，川军大部官兵与以联豫为首的一派官吏的矛盾，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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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包括深处我国西南边区的西藏。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美、英、法、德以换取借款，激起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怒，与湖南等各地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四川与西藏相邻，因此四川的“保路运动”对西藏也形成一股有力的冲击。同时，中央派驻在西藏的陆军多为川籍士兵，所以“既而武昌起义消息，由《泰晤士报》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40]。一标三营督队官陈渠珍对当时驻藏川军的政治倾向有过这样的描述：“渠辈意志，有主张革命者，皆官长职员，及少数部队。有拥护钟颖者，皆哥老会之流……虽革命派拥余甚力，然势力远不及哥老会之盛”[41]，所以，军中的“革命派”与“哥老会”相比，处于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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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3日，哥老会总公口郭元珍，联络联豫秘书何光燮，在军中鼓吹“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42]。于是，乱军以“索饷”为口号，抢劫驻藏大臣联豫公署备兵处的军械粮饷以及驻藏大臣官署库房、各居所以及拉萨的商贾。拉萨兵变后，钟颖组织“勤王军”，以联豫为元帅，并以回川“勤王”为名，对西藏的商上（司库）敲诈勒索，并在拉萨大肆烧杀抢掠，连大昭寺附近的房屋都遭到川军的毁坏。驻藏川军公推兵备处书记官李治平、标部书记官范金为总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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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地的革命形势逐渐发展，清王朝已经垮台，驻扎拉萨的川军提出的“勤王”口号变得没有意义，他们转而打出“革命”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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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夜，以哥老会组织的乱军攻占驻藏大臣官署，劫持联豫至拉萨北郊的扎什城。联豫被擒后，钱锡宝被推为代理钦差，但是他没有威望，藏、汉民众不服，于是钟颖出面维持局势。由于驻藏川军内部对革命的目的不明确，又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内部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这就给钟颖、联豫等人之后扑灭“革命”力量提供了可乘之机。钟颖随后率兵至扎什城，命官兵入营刺杀叶纶三，营救联豫。11月21日，钟颖设计擒李治平、范金，将二人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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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波密驻军发动兵变，劫持统帅罗长裿，旋即退往工布，在溃败的途中杀了罗长裿。该军队向钟颖承诺服从指挥，回到拉萨。11月28日，驻江孜的川军树起“大汉革命”的旗帜，扬言将至拉萨，诛杀联豫、钟颖。联豫闻讯，让钟颖代理驻藏大臣一职，自己逃往哲蚌寺。当日，钟颖就杀害了李治平、范金，造成川军内部自相残杀、动乱丛生。[43]江孜川军行至拉萨城郊，钟颖贿以重金，承诺待川饷到后即补发给江孜驻军，江孜军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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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颖在平息了波密、江孜驻军的兵变之后，其在军中的威望大增，何光燮、郭元珍等人为压制钟颖的势力，请联豫复职主持大局。同时，在何光燮、郭元珍等策划下，他们成立了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公议局”，以张谟为局长，马队管带汪文铭为议长，联豫为行政顾问。公议局下设民政、财政、军政三部，何光燮任民政部部长，郭元珍任财政部部长，钟颖任军政部部长。同时，由于“官兵入会者，已占全军百分之九十五”[44]，因而，与公议局并行设立了大同保障总公口，以郭元珍为头领。尽管如此，驻藏陆军官兵仍然是矛盾四起，内讧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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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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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出走西藏，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达赖出走后，清廷鉴于其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不得不考虑重新争取达赖回国。为此，清政府下令赵尔丰军队停止入藏，赵尔丰改任为四川总督，并派人到印度劝说达赖返回西藏。1910年9月，清政府还令驻藏大臣任命罗长裿为藏事总管，前往大吉岭请达赖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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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蒙藏事务局还专门写报告向袁世凯说明，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是清朝之事，由于辛亥革命之初无暇顾及，致使西藏与中央政府频繁发生战事纠纷，根据现在的形势，应该恢复达赖的名号。1913年4月25日，中央政府还电告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的供给照旧，各项开支也按照清廷的旧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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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正当驻藏川军被藏军驱逐，民国政府下令川滇军“西征”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印度噶伦堡启程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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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英国在西藏的利益，英印政府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前，就表明了英国的对藏政策，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道：“只要条约义务得到充分的执行及西藏与印度的密切关系得到维护，印度政府希望的是，维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的内部自治，不受中国的干预。”[45]这一信函的内容露骨地表示了英印对中国西藏正在发生内乱情况的干预意图，在达赖喇嘛启程之前送达，成为鼓动达赖喇嘛驱逐中央驻藏机构及军队的一个重要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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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6月24日，英军护送达赖喇嘛返藏，途经亚东时，达赖在时任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的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处住了一周。达赖喇嘛针对英印政府交予他的函，告诉麦克唐纳：“谓彼将努力与中国人在拉萨交涉，若不能解决，则望派吾前往调停。吾政府于其行也，告以吾等愿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实行内部自治，不受中国干涉，并永远保存印度与西藏之恳切关系，实践条约之所规定。”[46]同时，达赖还写信给噶厦，号召他们组织各寺院、贵族驱逐中央政府派驻在藏的官员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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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身返藏的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在热隆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由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期间，九世班禅没有追随达赖去印度，这使达赖不满。加之，当时联豫还派人到岗巴宗劝九世班禅留在西藏，并将班禅迎请到拉萨，“谎称奉皇帝旨意，命班禅出任摄政。班禅则以自己未具备政教两方面的才能而谢绝了”[47]，这件事使达赖和班禅的裂痕加深。此外，驻藏川军发生兵变时，联豫曾写信给九世班禅请求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九世班禅给拉萨哲蚌寺的大堪布写信，要他保护联豫的安全。这一系列的前因后果，导致达赖与班禅的关系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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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大活佛的会面，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从热隆寺出发，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朗卡子宗，下榻于桑顶寺内。由于拉萨的战事还没有结束，所以达赖驻于桑顶寺期间还曾接到代理驻藏大臣钟颖希望达赖能派员来协商解决拉萨战事的文书，达赖于是派遣伦钦羌其木、色拉寺麦巴扎仓擦瓦康参的赤巴活佛、僧官丹增坚赞等三人为代表，前往拉萨谈判。[48]经过双方的谈判，最终达成和解，西藏方面同意中央政府的“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驻藏”[49]。但是，旋即在英国政府的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要求已经成为民国驻藏办事长官的钟颖及其卫队必须离开拉萨。这一条件的提出，又导致了双方矛盾的激化。因为民国政府的意见乃是命令钟颖等人“申明坚持条约，保全领土主权，该办事等万物遽离藏境，蹈自弃疆土之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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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1日，双方再次展开激战，藏军包围了拉萨，钟颖的卫队攻占了达赖父母的居住地，掳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作为要挟。11月，经尼泊尔驻拉萨官员的居间调解，双方第二次达成议和协议。1913年，钟颖率卫队从拉萨撤军，经印度返回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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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撤离拉萨返回内地后，1913年1月，达赖返回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曾经召集了一次各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广泛听取对西藏今后政务以及其他改革方面的意见。在讨论到与祖国的关系问题时，绝大部分代表提出：只需反对清廷对西藏实行的错误政策，但不愿意西藏脱离祖国。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harles Bell）在《西藏史》一书中承认：“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西藏虽倾向自主，似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51]这种情况表明，西藏地方僧俗中主张“内向祖国的”人居多，并且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自无容讳），而在民众中经常能听到盼望中央再来人的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很是踌躇，难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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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主导下的“驱逐汉官汉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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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是藏历的水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新年之际，发布了《新年文告》，又称《水牛年文告》。在文告中达赖声称自己的第二次离藏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派兵威胁，不得已离开故土。现如今在西藏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境，使他最终能安全返回故乡。但是由于在康区还有一些残余军队，所以西藏军民仍需继续“驱赶”。甚至提出要“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52]。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返藏后，背离中央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达赖在回到拉萨后，还对在拉萨战事中支持过中央、有亲中央倾向的藏族人士进行残酷迫害；疏远爱国的九世班禅；奖励、提拔在对川军作战中有功的人员，以及鼓励反对中央官员和军队、驱逐中央官员和军队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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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离心”“反汉”倾向，有其历史原因：第一，清廷腐败无能，面对英国的两次入侵西藏，不仅不能帮助西藏人民共同抗英，反而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使藏族人民饱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被迫离开家园另寻出路；第二，中央政府入藏的川军不但没有起到保护藏族人民的作用，反而“抢劫烧杀，无恶不为，番族僧俗、兵民死伤甚众，房屋焚烧殆尽，珠玉财宝被掠一空”[53]，使西藏军民对川军产生强烈的怨恨；第三，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物的诱骗、拉拢、腐蚀、挑拨离间、军事威胁，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离心”“反汉”倾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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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反感情绪，从被英国政府利用和挑唆，演变成“驱逐汉官事件”。英帝国主义极力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使两者间的误解和隔阂加深，煽动藏族对汉族的仇恨情绪，挑动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在藏的中央派遣的官员和军队。本书上册曾经对西藏地方有关“汉”的观念做过语境分析，指出，在西藏地方的语境之中，很长时间内关于“汉”的指代比较模糊，官方和民间都将清政府称为“汉政府”，将满蒙身份的驻藏大臣也都称为“汉官”（在一百多个驻藏大臣中，只有清末的张荫棠一人是真的“汉官”），将西藏以东地区无论哪个民族的居住地都称为“汉地”，将以东地区的各个民族大多称为“汉人”，将来自内地的军队都称为“汉军”。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西藏比较封闭，人们对外面事物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所致。因此，1913年《新年文告》所称的诸多“汉”字含义，不大可能脱离西藏地方的语境含义。即便是清朝驻藏大臣的奏折之中，也经常将清军称为“汉军”。众所周知，驻藏清军统领一般由满、蒙族人担任，士兵则有满、蒙、汉、藏等诸多民族成分。这种模糊的指代语词，是与当时的语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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