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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边藏衅端重开，朱迩典多次往晤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请求解决藏案，并不顾中国外交部的反对，于7月5日强行要求谒见国务总理段祺瑞，申明续议藏约之意。从1918年2月至1919年5月，朱迩典到外交部催促共有11次之多，均被外交部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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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27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和会”讨论了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签订对德和约、中国山东等问题，最后在美、英、法等国的控制下通过了《凡尔赛和约》。该和约无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交给日本承袭。此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争论热切，逐步酿成反帝思潮，引发了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在巴黎和会上英日密约充当日本帮凶，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同年，俄国在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益，1919年《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于是，中国国内反帝舆论的矛头首指日本和英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英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力受到削弱，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趋于务实。1919年及其后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期间，英国在与民国北京政府交涉时，在中国本土内部边界问题上表现出较为灵活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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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19日，朱迩典会晤外交次长陈箓，要求中国政府“派军队保护川藏边境外人”，否则“本国政府当自行设法派遣解决军队前往，藉资保护”，并主张“中英藏条约应从速开议订定”。[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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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朱迩典再晤陈箓，催请中国政府解决汉藏界务问题。在此次晤谈中，中国向英公使提出口述节略，强调“惟体察全国民意，对于本问题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斟酌”。这就是经过国务会议通过的划界办法四项，即打箭炉、理塘、巴塘三土司完全划归四川治理；察木多、八宿、类乌齐呼图克图以及三十九族土司所属地划归外藏；昆仑山以北的青海、新疆所属地仍划归中国完全治理，中国则愿将瞻对、德格地方，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三十九族、察木多、德格土司以北青海南部之地划归内藏；云南、新疆省界仍宜保存自治。[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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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英国副领事台克满到外交部，要求中国速将“中英关于西藏事件之实情宣布”，称“西藏案件速了为善”。外交部佥事史悠明则表示：“最好从缓。因国民对于山东问题之风潮，尚未尽息，况某国借报纸宣传谣言，蛊惑人心，深恐人民不明真相，反对贵国，徒伤感情也。”[121]明确表达了缓议西藏问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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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朱迩典又面见陈箓，称“内外藏名称系在印度会议时所定，且为权宜之计，既无根据，又无界限，将来必多障碍”，他建议将内外藏名称取消，仍用“中国西藏旧名”。而“原议内藏之地，一半划归中国，一半划归西藏”。陈箓询问如何划界，朱迩典答称，“拟将巴塘、理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将德格及其以西各处划归西藏”。陈箓指出，“如此则中国所得无多，划归西藏之地幅员甚大，中国实难承认”。朱迩典又同意将冈拖地方划归内地。陈箓重提中国要求：其一，德格属内藏范围，必须划归中国；其二，中国在原议内藏地区可以设郡县、驻兵等；其三，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原系青海辖境，碍难让步”，中国亦可自由经营。[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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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方提出的川藏边境，基本上以1918年边藏停战条约为蓝本，实则要求中国政府尽弃1918年边藏战事期间为藏军占领的昌都、察雅等12县。消息传出后，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四川督军熊克武、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先后致电中央，表示反对；许多国会议员和政要亦持异议。8月26日，在北京政府举行的国务会议上，多数阁员由于担心将昌都等地划入西藏，招致全国反对，决定“缓议”。[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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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迩典获悉后，又力持反对。9月4日，朱迩典谒见大总统徐世昌，坚请继续开议，但刚经历过五四风潮的徐世昌自然不敢答应。他向朱迩典指出：“现在事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倘贵国政府于四年前允照该项办法解决此事，当无困难之处。但现在情形已变。盖因欧战之结果造成社会上一种新思想，此种思想最易激动而发生风潮。故本国政府对于此种交涉事件务须戒慎将事，且必筹画妥善之方法，以预防此种风潮发生。”朱迩典称“不觉有发生风潮之恐慌”，亦“未见有何种骚扰之端倪”，要求徐世昌“务使此事之会议立即恢复，赓续进行”。徐世昌指出，中英商谈西藏问题必须做到三点：（1）“须电四川川边派员来京接洽，以免外省反对”；（2）“前后情形应由政府陆续详细公布，以免人民误会”；（3）“条文须经国会通过，方能签字”。[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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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政府拒绝续议藏事的态度，英国政府十分恼火，英国外交部于同年11月约见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威胁中国政府若继续延不解决藏事，英国今后将会拒绝在中日事件上为中国出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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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外交部致电施肇基，请转告英国政府目前不宜续议藏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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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事不愿即行解决，正为顾全中英邦交起见。盖全国人民视藏案较山东问题尤重，现因山东问题已激起排斥日货风潮，若同时提议藏事，必又激起反对。前此与朱使不正式接洽，各方面已纷电诘责，可见一斑。……况西藏情形与外蒙古相类，现外蒙古已自请取消自治。对于藏事，政府方在于英议订条约，尤难邀国民谅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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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朱迩典同陈箓再次会晤，陈箓明确告诉朱迩典，“现本国人民视西藏问题较青岛尤为重大，且目前民众易趋激昂，对于此事之反对，必甚剧烈，不易应付……若本部径于开议，恐情势愈趋愈坏，或致惹起本国人民对于贵国之恶感而影响中英邦交与商务”。他提议由“中国与西藏自行交涉，而由英国为居介人从中帮忙，由中国及西藏签押，与英国不签押，但为证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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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民国北京政府的顾虑，朱迩典于同年12月3日就西藏问题公开发表五点声明：（1）无侵略西藏之野心；（2）英国绝无供给西藏军火之事；（3）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家；（4）藏界问题以维持印度之完全为目的，其他并无奢望；（5）将来双方商议此事，英政府必可酌量让步。[128]英国政府以为发表了上述声明，中国政府和民众就会同意续议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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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20日，朱迩典面晤陈箓，称其接到外交大臣训令，“中国方面提议在拉萨开议，可以照办”，并称自己因办事不力，将调离回国。但陈箓以“现在决非商议藏案之时，时机未成熟，徒劳唇舌”而再加拒绝。[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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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26日和31日，英国外相寇松（Lord George Nathaneil Curzon）和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Sir Beilby Francis Alston）分别在伦敦和北京向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顾维钧和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颜惠庆递交了英国政府的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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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略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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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事自一九一九年停议以来，已越两载，当时中政府说明仅系暂缓磋商，英政府现拟请中政府在伦敦或北京重行开议，勿再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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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若不克日继续会议，则英国政府实无理由再行延宕承认西藏为自治国立于中国宗主权之下，即拟将来以此承认为根据与西藏商办事件……若会议果能重开，则英政府愿尽力设法俾西藏政府承诺中国所以为满意之解决办法。此即根据一九一四年草约加以修改，以求合于一九一九年中国提案内所表示之意愿也。[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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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敦并向颜惠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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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贵国政府不能于一个月内开始续议此案，以期三方了结，则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西藏为自治之邦，以后即与自治之西藏直接商定协约，增进英藏关系，委派印度官员前往拉萨，并为西藏谋普通之发展与疆域之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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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中国政府允于期内开议，则事后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请在印度设领一节愿意从优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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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当时答以“华盛顿会议开始在即，无暇顾及，俟该会议结束后再进行”[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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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公使馆递交节略，正式答复英国政府，藏案“俟太平洋会议后必设法及早开议”[132]。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缓兵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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