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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2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告诉贝尔，西藏官员大会已经完成了关于扩军的辩论，计划每年招募500或600名士兵，总计扩招人数为11000人。如此，藏军总兵力将会扩增至17000人；将向寺院和贵族庄园征收地产税，以为扩军提供经费。官员大会的这些计划在民众中引起恐慌，他们害怕的不仅是税赋增加，更担心喇嘛会被征募为士兵，从而使宗教蒙羞。决定最终由达赖喇嘛做出决定：每年招募500～1000人入伍，喇嘛不得加入藏军。[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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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的传召大法会（藏语称“默朗钦莫”）为西藏僧俗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了时机，人们自然将藏军扩编和税赋增加与贝尔在拉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当时传出三大寺喇嘛准备暴动，打死来拉萨的英国人的消息，达赖调藏军镇压，结果喇嘛与藏军发生冲突，外国报纸上谣传贝尔等人已被打死”。[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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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自己的记述里，将这场暴动归结于西藏寺院集团与藏军军官的冲突：“因僧侣首领与军官冲突，此时遂发生一大危险，附近僧侣四万，可以一哄而入，劫掠杀人。达赖识此危机，乃运用机智，调军队离拉萨。”[163]“人们也谣传英国政府准备派军队入城，帮助拉萨的藏军对抗喇嘛。……因此，许多喇嘛在打听究竟是谁把英国人带到拉萨来的。拉萨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布告，要人们杀死肯尼迪（Kennedy）和我”。[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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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哲蚌寺又发生“五千僧侣牵连在内”的暴动，“彼等扬言欲攻拉萨”。贝尔说，“西藏政府要人多望余出任调停，僧侣且欲吾完全秉公判决。此着万不可行，但吾于适当范围内某几点，亦尝陈意献言，而被采行。西藏政府调集三千军队至拉萨，围该寺，降之，恩威并用，此事遂平”。[165]学界一般多把此次僧人暴动同拉萨2月的僧人同藏军冲突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有必然的联系。但麦凯最近的研究则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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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认为，哲蚌寺参与暴动的僧人主要来自该寺罗色林札仓，其矛头对准的是贝尔。为什么哲蚌寺僧人对贝尔恨之入骨呢？其原因是英印政府强行侵占了达旺地区后，达旺寺的税收锐减，而达旺寺是哲蚌寺罗色林札仓的属寺。此外，达旺南部的德让宗每年也要向哲蚌寺纳贡。这样一来，哲蚌寺及其罗色林札仓收入的大幅减少，激起僧人们的不满。麦凯指出，贝尔在他谈及拉萨之行的任何一本书中都避免提及达旺，然而贝尔本人并不是引发这次争端的唯一原因。[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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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贝尔从拉萨致信英印政府，就未来的英国对藏政策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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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指出，“中国压制西藏，治理不善；而努力欲伸其势力于喜马拉雅山附近各国家民族，又不肯商定适应西藏需要之条约。吾等所求于西藏者何耶？简言之，吾等之所大欲，在于西藏必强而能自立，以其人口之少，气候之热，决不能威吓印度，反足为印度之北方坚壁”。他提出西藏“若不自主，则不能真强”，而西藏的“自主”“又为吾等防止赤化之理想障壁”。他认为：“赤化于西藏人守秩序之心理及其所皈依之宗教，皆根本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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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达赖寿命尚难逆料，其健康非复十年前可比。若彼一旦不讳，其摄政继位，权力必较之为逊”。他看到民国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增大，“西藏国会以最大寺院及各僧俗官吏之代表组织之，故此法团之意见甚有力量，会中倾向中国之分子亦与日俱增。大公会中最有势力者，亦反对中国最烈，然俱信彼若投中国，必能邀其宽宥，并有殊荣”。他认为，西藏因英国不愿向其提供军火而对英印政府失望，必会“抛弃英国之友谊而复顺中国”。[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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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认为英国对藏政策的核心是尽快向其输送军火，武装藏军，以提高其抗衡中国、俄国或日本侵藏的能力。这一政策最终得到英印政府的采纳。1921年8月，英印政府告诉贝尔，“如果……一个月后，中国确实仍无意谈判，（英国）就将在严格的条件下向西藏提供武器，并不再就此通报中国政府”。[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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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国对西藏地方的援助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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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回到拉萨以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西藏近代化的改革。而许多改革都是在贝尔的提议下进行的，且英印政府在其政策和财政所允许范围内，为这些改革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援助。英印政府为什么要援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呢？贝尔的认识一针见血：援助其近代化的进程将会令西藏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依赖我们”。[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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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国政府同意贝尔出使西藏的根本目的，是要迫使北京政府重新回到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的中英藏三方谈判的模式上来。对于贝尔在拉萨的活动，颜惠庆向英国公使艾斯顿明确指出：“贵国藏务局长贝尔现在拉萨，颇有种种政治活动。从前达赖喇嘛曾向印度购买物件，现在无钱付价，贝尔乃要求割地偿还。并闻贝尔又在藏地敷设电线，联接印度。本国与藏地隔膜已久，贝尔如若巧取，与藏人订何政治关系，本国万不承认。”[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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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于1921年10月19日离开拉萨，11月抵达印度。他自认为“英政府已采纳吾所条陈之将来政策，西藏问题可谓已经大半解决”，并称“此次出使，除所解决者外，又能消灭两国政府间之误会，恢复彼此之信用”。他在印度逗留了“三四星期，得与印度外交署商酌，将与西藏新解决之详目，一一造出，并以此详目通告西藏政府”。[171]该项援助计划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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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印政府确定的是对西藏实行军事援助的计划。由于国际法的约束，英国最终不可能派军队保卫西藏，因此，贝尔最优先的考虑就是鼓励西藏发展自己的军队。早在1915年，贝尔曾将他在江孜商务代办处的考察时间延长到6个月，其目的就是要观察由江孜护卫队军官（Gyantse Escort Officer）训练的第一批西藏军队的效果。这是贝尔所建议的使西藏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172]贝尔试图说服英印政府向西藏提供额外的武器和弹药，但由于欧洲形势更为复杂，任何火星都有可能引起欧战的再次爆发，他没能成功说服军队的掌控者。在印度的军事指挥官们看来，欧洲的冲突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因此，武器的国际限售使得这一武器供应设想变得十分困难。但贝尔一直坚持，即便想让西藏成为一个“缓冲国”（Buffer State），它也必须有自身的防卫。他一再强调，“西藏人1917年之所以能够在藏东沿线的战斗中打败中国人，就是得益于西姆拉会议后印度提供的步枪”。[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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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和2月，贝尔先后致电英印政府，请求立即批准向西藏出售武器弹药。10月11日，英国政府最终批准了该援助项目，答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印度向拉萨提供山炮10门、机关枪20挺、步枪10000支、100万发子弹和适量的山炮炮弹。但条件是西藏进口这些军火只能用于自卫和内部安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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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印政府派遣教官到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训练藏军。从1921年12月起，英印政府向江孜英国学校派遣英国和印度教官各一名。“事经印度政府批准后，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士兵和军官到江孜，由商务委员公署的卫队英印指挥官出来训练他们……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中间很少中断。”这些人中包括仲巴札萨、多仁台吉等高级官员。[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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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印度与西藏间的交通与通信联络。早在1915年，贝尔就有把江孜的电报线延伸至拉萨的计划。贝尔访问拉萨期间，再次积极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在印度孟加拉电报局官员金（W.H.King）的主持下，该项目于1922年8月竣工。这样的话，由印度到拉萨的消息，由原来的七天缩短到一天即可到达。后来，金还在拉萨建立了一个电话系统，将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连接起来。达赖喇嘛流亡大吉岭时派往英国的留学生吉卜也于1920年回藏，参与了电线敷设与拉萨电报局的筹办。[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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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也非常关心印度和西藏之间道路的修建问题。当时的西藏西部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路，他因此认为：“如果要促进印度和西藏间的贸易和交通往来的话，道路必须得到改善。”不过，贝尔的这一想法受到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是西藏人的反对。因为1904年条约“强行保持了通往商务代办处的道路，他们害怕此举会加快外国思想观念的引入，从而威胁西藏社会的传统结构”。西藏人形容英国人像“西藏的修路工”（Road-builders of Tibet），暗指当时英国人修的这些道路会对西藏造成伤害。另一个困难来自筑路经费，英印政府官员认识到，“要想使喜马拉雅山道路适应现代化运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绝无可能从印度或西藏获得必需的资金”。江孜的英国商务代办处有时会采用炸药爆破的方法来清除通往西藏边境道路上的障碍。这又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建议：“改善西藏道路最便宜和最有效的办法是授权商务代办处买一台好钻机，且每年向其供应少许炸药。”英印政府最终搁置了筑路计划。[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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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贝尔援助西藏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通过对拉萨的访问，他认识到“西藏人民仍有倾向中国者，以为本国尚未能独立，‘若不加入中国联邦，为五大民族之一，则恐有遭印度人蹂躏之时”。[178]因此，他认为通过鼓励西藏地方政府强化其“主权国家的意识”最为重要。他向西藏各级官员灌输西藏“独立”的主张，并要求达赖喇嘛和噶厦加强其对于西藏边远地区的行政管辖权。贝尔深知西藏东部广大地区的藏民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行政管理，因此，他“不断地劝告”达赖喇嘛应该改善噶厦在那些地区的统治质量。即说服“东藏人将其广袤的领土置于拉萨的统治之下，并为一个幅员广大且统一的西藏而工作”。[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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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一个统一的西藏。这也是贝尔放弃支持班禅的重要原因。贝尔敦促英印政府的边境官员们在同班禅打交道时，“不可鼓励扎什伦布之企图脱离拉萨而独立”。贝尔认识到达赖喇嘛是为西藏各界所接受的唯一领袖，即认为，“达赖喇嘛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遭致一些反对意见，但他的个人形象是无可挑战的……这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人有完美的形象而愿意同他们交往；他们通过影响达赖喇嘛而影响着西藏”。[180]贝尔明确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西藏。”贝尔于1921年七八月间，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首任校长为卢德洛（Frank Ludlow），他们鼓励孩子穿藏族服装，并以分发达赖喇嘛的照片作为奖励。他们后来还组建了一支西藏足球队，将其命名为“西藏色彩”（Tibet Colours），并举行英国与西藏的“国际足球比赛”。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形成……西藏的民族意识”。[181]不过，要想将西藏转型成一个如贝尔期望的“现代国家”，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需要克服。正如古德后来指出的：“在这片有限的地区内，西藏文化和宗教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任何特定的时代，这个地区都不需要与中国和西藏行政管理的有效范围相一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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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贝尔出使拉萨带来的最有影响的结果，是使得英印政府官员从此可以自由地派遣官员到拉萨，以抗衡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贝尔认为英国代表也不必久住拉萨，但“若中国代表再强行进驻，则英国为势所迫，自亦不可不设一委员（留）于拉萨”。从此，英国可以凭借锡金政务官（The Political of Ficer Sikkim，Bhutan and Tibet）、江孜商务代办（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antse）和驻拉萨使团[183]（The Head of British Mission Lhasa）不断前往拉萨，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施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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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擦绒被免职与亲英势力的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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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近代史上有两个擦绒，从社会地位上看，都很显赫，但彼此并没有血缘关系。一个擦绒·多吉仁增，出身于贵族，而另一个接替擦绒称号的达桑占堆则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小户。在民国时期，两个擦绒的命运都与英印干涉西藏的举措相联系，都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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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家族是西藏贵族世家。孜本擦绒·多吉仁增曾在1888年的抗英战争中获得战功，于1891年被任命为噶伦。其子擦绒·旺秋杰布也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器重，于1903年被提升为噶伦，“为督练、交通、盐茶三个部门的负责人”。[184]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率司伦等噶厦官员逃往印度，擦绒·旺秋杰布奉命在拉萨留守，遂成为噶厦的实际掌权者。但旺秋杰布在此期间“大力支持川军”，被认为是出卖了西藏政教利益的“内奸”。1912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后，擦绒·旺秋杰布和他的长子噶准桑珠次仁先后被色拉寺的一群喇嘛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将“亲汉派擦绒噶伦的田庄、百姓完全赐给了达桑占堆”。[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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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达桑占堆系拉萨北部彭波宗达桑普布觉寺卡果尔谿卡的一家差巴之子，因家境贫寒，自幼逃往外乡谋生，为领主家放羊。“因为两只羊被狼吃掉了，怕受主人责打，又出逃到拉萨近郊那林卡”，后被介绍到布达拉宫朗杰札仓出家为僧。1904年，十三世达赖被迫逃往外蒙古和内地，年轻的僧人达桑占堆跟随前往，并逐渐成为十三世达赖的贴身男仆。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时，24岁的达桑占堆率领15人的卫队在曲水的铁桥渡口奋勇阻击清军200余人，使十三世达赖得以逃脱。从此获得十三世达赖器重，引为心腹。[186]1911年中期，达桑占堆奉命返藏组织反对清军的运动，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能够“组织起了万余西藏民军……任卫藏民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的川军”。[187]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回到拉萨后，经侍读擦珠活佛的举荐，达桑占堆还俗，被封为札萨（四品官员），入赘擦绒家族，娶擦绒·旺秋杰布儿媳仁增曲珍为妻。但因仁增曲珍不从，入寺院为尼，遂又娶旺秋杰布的大女儿白玛卓嘎为妻，二女儿次丹卓嘎在丈夫老霍康死后也成为擦绒·达桑占堆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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