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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于1934年9月致函威廉逊，要求他收集所有的证据来说服白厅的印度事务部，对英印政府来讲，保持在西藏首府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卡罗的意思是要威廉逊申请得到访问拉萨的许可，威廉逊自然领会了这一暗示。[234]出于总体上的思考，卡罗代表英印政府为威廉逊的拉萨之行拟定了一整套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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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拉萨同班禅的争端。由于班禅的领地紧挨印度北部边境，任何动乱都将会立即影响从印度经亚东到江孜的交通要道，因此，威廉逊到拉萨后应该尽一切努力以调停者的身份进行斡旋。“我们认为应该授权威廉逊先生向双方询问：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保证才能使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同时，应该查明双方在实施适当的保证时，英印政府是否准备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一种保证不应该发展成为暴力干涉，而是在争端出现时，受另一方之邀请提供长期有效的仲裁，因为这种争端会不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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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威廉逊使团结束访问后，是否应该在拉萨常驻一名英国代表。卡罗认为：“假如印度政府要想保持在拉萨的地位和影响的话，他们必须同西藏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国人已决定在拉萨保留一名外交代表或地位相当的人，他应该就英国为保持平衡而在那里派驻代表的问题询问拉萨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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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英国军事支持西藏抵抗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进攻的问题。卡罗认为，威廉逊目前最好不要明确提出英国的这种援助，“印度政府认为，无论是英国政府或是印度政府本身目前都不会考虑通过武力来反对中国政府维持西藏完整的任何计划”。威廉逊应使西藏人对此确信不疑。然而，假如进攻是来自其他大国（即苏联）的话，那么，威廉逊将被授权表明，英印政府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这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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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卡罗认为，威廉逊应该告诉西藏人，“尽管印度政府准备承认中国理论上的宗主权，但仍将坚持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的自治国家的方针……如果西藏代表的平等地位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不应该开始就西藏问题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对于中国政府派驻拉萨的任何代表，“印度政府都将其视为外国代表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西藏政府组织的一个部分，并且决不承认其有权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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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印度部对卡罗的有关“苏联威胁论”表示认同，然而，并非完全赞同英印政府和卡罗的观点。他们对卡罗的一些措施表示怀疑。例如，他们无法绝对保证在没有地位相等的西藏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国驻华大使馆就不会同国民政府讨论西藏问题。又如，在未来的任何汉藏危机中，可能完全是西藏方面的错误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指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印度部认为威廉逊应该告诉西藏人的是：英国将不会瞒着西藏人同南京政府讨论西藏问题；威廉逊应该避免使用任何明确的措辞向在拉萨的中国代表谈及他们是外国代表，因为这种提法同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观念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印度事务部还指出：蓝普森主义（Lampson Doctrine）仅仅适用于有关中国和西藏东部边界划分的事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藏可以在没有英国人出席的情况下举行谈判；而在中国和西藏举行的有关外藏地位的任何讨论，英国都应该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参与其中。[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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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对卡罗的建议比较反感。贾德干指出：（1）现在不需要在拉萨常驻1名英国代表，英国官员偶尔去访问就行了。（2）假如必须向西藏人提供物资援助以反抗共产党，应该在让南京政府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去做。（3）英国驻华公使馆有权在没有西藏人参加的情况下，就西藏的任何问题同国民政府举行英中双边谈判。（4）将中国驻拉萨代表视为外国使节的看法是同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的宗主国的概念完全不一致的。贾德干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还指出：“关于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我赞同我的前任们所表述的观点，即我们应该公开地把西藏看作是中国联邦的一个自治领；我们不应该试图鼓励西藏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并且应该允许中藏争端的解决按照其自然进程发展（但我们必然要尽力限制中国的武力入侵）；我们应该相信地理位置上的接近和鼓励〈英藏〉经济、商业交往的政策会维持并增强英国在拉萨的影响以及对西藏的控制。……只有当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或发生受到一个外国统治这种灾祸时，我们才应该重新考虑我们的（西藏）政策。”[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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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伦敦和英国驻华使馆的不同意见，英印政府给威廉逊的指示有了较大的改动，比较趋于温和。经过修正后的威廉逊使命是：（1）查明蒋致余留在拉萨的真实用意是什么，他是中国政府的外交代表吗？（2）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威廉逊可以试探一下西藏政府对于英国设立地位相等的代表问题的态度。（3）如果西藏地方政府问到英国军事援助西藏的问题，威廉逊的回答应该是：目前似乎不可能有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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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能够向西藏地方政府给予的保证是：（1）英国认为中国的宗主权绝不能改变英国“西藏是一个事实上自治国家”的看法。（2）英印政府“渴望维持同西藏的传统友谊，并继续一如既往地同西藏政府直接打交道”。（3）英国准备在西藏同中国的任何争论中“就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解”，在南京给西藏人以充分的外交支持。（4）在没有预先通知西藏的情况下，英国将不同中国谈判西藏问题。但如果中国和西藏间要举行一些处理西藏地位等广泛问题的大规模会议的话，英国希望能够参加。英印政府特别指示威廉逊“不要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因为这有可能会使英国在将来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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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第二次使藏，是在九世班禅同拉萨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1935年4月上旬，威廉逊收到了热振的私人信函，摄政建议威尔逊申请另一类访问拉萨的许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请求才会被（西藏当局）接受。显然是贝尔介入影响了威廉逊的拉萨之行，于是，英印政府正式知会西藏噶厦，声明贝尔不再具有任何官方身份。[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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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于1935年8月26日抵达拉萨，陪同他访问的有新任江孜商务代办贝蒂（Keith Battye）、江孜医务官古施里（James Guthrie）和诺布顿珠。当他们到达拉萨时，热振摄政恰恰因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外出，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拉萨等待热振的归来。其间，他们同中国留在拉萨的代表聚餐2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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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抵达拉萨时，班禅代表同噶厦代表之间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噶厦询问威廉逊，如果中央政府派给班禅的卫队真的进入了西藏，英国政府是否会派英印军队来西藏帮助他们抵御汉人卫队？威廉逊非常清楚地回答，“英国政府不可能提供积极的军事支持”，但他保证，英国政府会在南京给西藏以外交上的援助。不过，无论有没有英印政府的军事援助，假如九世班禅由民国政府派遣的卫队护送返藏的话，噶厦似乎决心要用武力予以抵抗。[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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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在访问拉萨前已被发现染上了尿毒症，但他坚持前往。在拉萨访问期间，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古施里反复劝告他离开拉萨返回锡金，但他坚持要等热振返回，同他举行会谈。威廉逊的团队希望10月20日离开拉萨，就在这一天，热振回到了拉萨。威廉逊同热振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班禅返藏，另一个是中国使团。威廉逊了解到，尽管中国使团的确切身份尚未明确，但他们并不打算离开拉萨。他也以非官方的身份询问了西藏当局对英国在拉萨常设使团的态度，并表示，具体计划将等到他们回到印度后再做决定。[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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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威廉逊突然卧床不起。古贝蒂询问西藏噶厦，可否允许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飞机飞来拉萨实施救援，西藏人拒绝了。理由有二：其一，他们害怕这会开创一个先例，以后为中国人所利用；其二，计划中的简易机场地处哲蚌寺旁边，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现代新事物会激怒僧人，并招致攻击。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原因，皇家空军的飞机也没有能力在拉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起降。[242]11月16日，44岁的威廉逊病情突然恶化，次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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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德在拉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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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Basil Gould）于1935年12月接替过世的威廉逊出任锡金政务官。古德在1912年5月至1913年3月期间担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西姆拉会议期间，他接替贝尔担任锡金政务官，是贝尔西藏政策的忠实追随者。1912年，他陪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因此，同达赖喇嘛关系密切。[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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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再次就任锡金政务官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抵消中国代表在拉萨的存在，尤其担心中国无线电台的能力。为了回应中国的行动，古德主张采取一个更积极的干预政策，此点得到英印政府外务部长卡罗的坚决支持。为了强化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他于1936年7月先后任命诺布顿珠担任亚东商务代办，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担任江孜商务代办。诺布顿珠出生在印度，其父亲是一名西藏商人，毕业于大吉岭的印度政府高级中学。黎吉生当时才31岁，苏格兰人，其祖父就是英印政府的官员。[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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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就职后急于访问拉萨，一是因为威廉逊之死耽搁了英印政府对于中国人在拉萨存在的反应，最令古德担忧的是，西藏自主派领袖、首席噶伦赤门于1936年4月辞职，热振控制了西藏政局，他担心英国人在西藏的声誉毁于一旦。二是西藏噶厦和寺院集团在班禅返藏问题上，均采取欢迎的姿态，就连热振活佛也于7月9日对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长蒋致余表示，“切盼班禅大师迅速入藏”[245]。但由于锡金政务官访问拉萨必须得到印度事务部的批准，他就以安排班禅返回西藏为名提出申请。古德的访问很快得到白厅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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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一行于1936年8月24日抵达拉萨，代表团成员除了先期到达的诺布顿珠外，还有古德的特别助理、江孜商务代办黎吉生，医官摩根（Morgan），秘书查普曼（Spencer Chapman），两名电讯军士以及前来考察藏军的英军准将尼姆（Philip Neame）。该使团号称是荣赫鹏以来最大的代表团，离开甘托克时，光驮运行李的牲畜就有200匹之多，包括25匹驮运无线电通信设备的矮种马，其规模亦可同黄慕松使团相媲美。该代表团的用意旨在抵销黄慕松使团的影响。[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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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使团的最大成果是在拉萨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英国使团（the Head of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由黎吉生担任代表，并留下了一个电台，这样就可以同中国代表蒋致余相抗衡。古德使团的最大目的，是利用班禅卫队的危机来使得英国能够深深介入西藏事务，并让中英藏三方坐下来讨论内地与西藏东部划界问题。这样的话，流产的西姆拉会议或许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恢复。同时，古德使团留在拉萨，就是试图在班禅返藏问题上牵制西藏地方政府，并寻找机会反击蒋致余，破坏国民政府全面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古德使团的第三个目的将由尼姆准将来完成，这就是考察藏军。尼姆提出要派更多的英印教官来训练藏军，此外，还应向藏军供应更多的武器。回到印度后，他起草了一份供应藏军军火的计划，包括4门山炮、15挺机关枪。[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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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抵达拉萨后，立即同班禅代表安钦活佛等进行了洽谈。会见时，英人嘱其随从无论何人，非奉召不准入内。古德首先声明英国无意干预此项事件，并表示亟欲卫藏和好。古德问安钦，英国迭请班禅不带中央官兵入藏，至今未得答复，不知何意？安钦答称，“班禅在中国日久，极蒙优待，此次回藏，中央派兵护送，系照旧章办理，且为体恤地方民众起见，减至300人，为数最少。此项卫队系挑选组成，均为读书明理，有纪律、守秩序之士兵，对于班禅回藏途中安全关系极大，故班禅未能答复”。古德又询问班禅何时首途，何时抵藏，卫藏事件究应如何调解，班禅究竟带此项卫队来藏与否？安钦答以“班禅大约年内可到，卫藏事件系吾人内部事，吾人自能办妥。至班禅究竟带此项卫队与否，班禅自有主张，吾人不得而知”。[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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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同古德进行了多次接触。古德声称系班禅请其前来调停，而噶厦官员希望英国能够从中斡旋，并在华提供强有力的外交支持，他们强调，西藏将采用武力来抵抗由中央政府派遣的班禅的卫队入藏。[249]英国官员询问藏方官员，西藏拒绝班禅卫队入藏，究竟是出于本意，抑或仅仅是口头上表示反对。并宣称，假如将来中国驻兵于拉萨，英国亦将援例派兵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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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西藏官员大会开会讨论蒋介石关于和平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危机的要求。大会决定接受南京政府的条件，并请噶厦推定噶伦一名赴南京同中央政府商洽各项事宜。但前藏军总司令、亲英派首领擦绒对于派噶伦赴京就商一事表示异议，他强调英藏曾有协定，“藏如向中央接洽藏事时，非有英人参加不可，今若派员赴京直商，恐英不许”。丹巴嘉让当即予以驳斥，指出1932年青康藏战事发生时，“达赖迭次函电英人，请其从中说项。英人函复无法从中说项，请藏径向中央交涉，原函尚在，噶厦可查，自无英人置喙余地”。后经孜本噶粟巴、琼让以及三大寺堪布附议，从噶厦档案中调出原函，查证确有其事，遂多数赞成通过。[250]由此可见，西藏僧俗各界希望同中央政府直接商谈，不愿英国过多介入。但古德表示，前函仅指西康边事言，若中藏问题，则须有英国参加谈判，其干涉藏事的态度非常坚决。[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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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致余亦于1936年8月2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古德到达拉萨的消息。蒋致余指出：英国侵略西藏现在以英印政府为主谋，并非出自英伦政府之决策，其中尤以锡金政务官为中坚。所以，英印官员每次来西藏，仅能以空言挑拨离间。20余年来，如出一辙。蒋致余断定，古德此次来拉萨之使命当与去年威廉逊相同。其目的在于：（1）诱使西藏噶厦以武力拒阻班禅回藏；（2）诱使西藏当局要求中央政府撤回驻藏人员及无线电台；（3）要求援例在拉萨设置英国使团以及无线电台与医院。蒋致余指出，第三个目的将会是古德此次访问拉萨的重点，因为只有在拉萨设置英印官方机构，才能够同以蒋致余为首的中央政府在藏代表对抗，且可从容设法调解卫藏事件，长期干涉藏事。简言之，“英人此次来藏，其最终目的当在班禅回藏，希图调解卫藏事件，保存其在藏之地位”。[252]从英国方面的档案文件来看，蒋致余的判断基本正确，尤其是古德随带多数英官及无线电台，亦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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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致余认为，对西藏的亲英派亦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他们毕竟属于少数，不过擦绒、定结、泽仁、降哇巴、索康公子等最少数人，其中，除降哇巴坚决亲英外，“余均依违两可，且毫无权势可言”。他指出，现时藏中大权大多操于热振之手，首席噶伦泽墨（赤门）去职后，彭休、尊东休新近当权，羽翼未丰，“不敢不惟热振及民众会议之命是听，而民众会议主席团中之‘孜本’除东波原系泽墨派外，余均为热振之人”。蒋致余判断：“无论英人此来如何活动，似难望有结果。”蒋致余认为班禅为“夙称忠厚长者”，中央政府必须倾全力支持班禅返藏。他认为，除了班禅自组卫队500人外，中央政府应该另派可靠部队一二千人护送。他强调，“藏中内政外交均不致引起纠纷，不必事先征藏意见，一俟中央护送部队行抵藏边，藏人自必就范”。[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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