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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170666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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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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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达赖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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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清末民初乱世之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身经历了英军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乱，目睹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两度出走中更切身体验了印度、内地某些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始察觉到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意识到，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是西藏发展的唯一途径，“不发展科学、文化，西藏是没有前途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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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回顾借鉴清末张荫棠、联豫曾经在西藏地方推行过的“新政”经验，从1913年开始，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的社会改革，历史上称为“达赖新政”。“新政”涉及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习俗等方方面面，对西藏影响深远，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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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上：改革噶厦组织机构，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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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俗官系统最高行政机构，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控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其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保留了自1907年以来非法设立的“伦钦”（大臣即具有首席执行官的职能，地位在噶厦其他官员之上）一职，继续以夏（谢）扎·班觉多吉担任伦钦，并加以重用，重要的政务都先由噶伦提出意见，经伦钦审定后再呈达赖喇嘛决策执行。由此，加强世俗贵族主持噶厦事务的权力。192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其侄儿朗顿·贡噶旺秋担任该职，并改称“司伦”（这一职务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非法设立的），进一步加强了达赖喇嘛对噶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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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噶厦组织，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由4人组成的噶伦中，规定由僧官来出任首席噶伦，以提高僧官权力。1923年时还增设常驻昌都的噶伦1人，统一领导康区军政事务。为推动新政的顺利开展，十三世达赖喇嘛因时而设，陆续在噶厦里面增加了许多新的机构，如1913年设立“索朗列空”（农务局）、“甲擦列空”（盐茶局）、“欧康”（银行）；1914年设立“查希列空”（机电局）负责制造钱币和枪支弹药；1918年设立“札康”（邮政局）、“达尔康”（电报局）；此后，又先后设立了“协尔邦列空”（司法局）、“巴希列空”（地粮调查局）等，逐渐充实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现代行政职能。对此，国内藏学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新政”的举措，实际上延续了晚清大臣帮办张荫棠入藏推行“新政”的内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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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还在西藏各大地区设置了“基巧”组织，常设性的地级基巧公署有昌都基巧、山南基巧、日喀则基宗、黑河基巧、江孜基宗、卓木基巧；临时性的地级总管府有：类乌齐总管、波密总管、那曲总管等，加强了对各地基层组织及专门事务的管理和控制，也为现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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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噶厦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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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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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整顿吏治、完善制度，让一批理解、支持改革的人来参与政治，以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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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派贵族青年到英国、印度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学成回藏后，委以要职，使他们成为推行新政改革的积极力量；他破除“噶伦”等重要官职由少数大贵族世袭的制度，规定只要是对政府做出过特殊贡献又有才能的人，即使是中小贵族或者贫民也可以晋升为噶伦。比如，他的随身侍从达桑占堆本为平民出身，但因护卫达赖喇嘛返藏有功，被破例晋封为札萨，任藏军总司令，随后又被委任为噶伦。这就是西藏近代史上著名的擦绒·达桑占堆，他是一个改革论者和西方社会制度的崇拜者，是亲英派的代表，“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大吉岭的学校上学，一些官员，虽然为数很少，也以他为榜样”。[3]十三世达赖于“新政之初”即挑选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但大贵族都出于种种考虑而一概婉言谢绝，他再从中等贵族的子弟中挑选。被选中的有强俄巴·仁增多吉、门仲·齐洛贵木桑、吉普·旺堆罗布、果卡尔瓦·索朗木贡布四位少年。1913年，由西藏地方政府孜本龙夏·多吉次杰带领，经加尔各答坐轮船前往伦敦。强俄巴·仁增多吉等四位贵族少年到伦敦后，由于不懂英语和现代自然科学，一切课程均从小学读起，既学英语，又学数理化课程，经多年补习后才进入诺裴里大学，该校条件很好，可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齐名，到该校学习的人，多是印度王室、英国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子弟。进入专业课程时，门仲·齐洛贵木桑学习矿业，吉普·旺堆罗布学习邮电，果卡尔瓦·索朗木贡布学习军事，强俄巴·仁增多吉学习电力。强俄巴·仁增多吉学习专业的同时，还悄悄地学习制造枪支弹药。[4]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后，有组织的外派“留学生”。所派贵族子弟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分别委任负责筹办各项新兴事业，故“留学风气在第十三世达赖在世时曾盛行一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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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多次颁布命令，大力整顿吏治，如藏历水猴年十二月上旬吉日（1933年1月），达赖喇嘛“向各寺庙和宗谿发布之训令”指出：“以三大寺为首的各不同教派之僧众”，“宗谿的宗本、谿堆为首的诸头人”，“宗谿长老、头人”，“对百姓要不偏不倚，依法征派差税，不准徇私或随心所欲，巧立名目增派新差税，危害人民”，“不能随便行施上述处罚”，“不许援引以往陋规搁置不问，马虎了事”，“要自己重视自己的职守”，对私设公堂拷打犯人至死的，还要上报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处理；“宗谿长老、头人不得借口从中贪污、欺压百姓，应加强管理和巡查”，等等。[6]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严禁僧俗官员曲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独断专行，敲诈摊派，以减轻百姓负担。这一切措施，都表明了他对整顿吏治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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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让十三世达赖喇嘛加强了自己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执掌大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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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上：改革经济制度，创办近代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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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的信仰，西藏各地有众多的神山、圣湖、灵地，都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严重限制了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推动西藏农业发展，鼓励人民开垦荒地，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三世达赖颁布文告，鼓励开垦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之后，又在1913年《水牛年文告》中明确提出：“今后，凡在有共荒山野川开荒造地，种植杨柳蘖刺，谋求福利的勤劳门户，政府、贵族、寺院三方不得阻拦，并免征三年差税。三年过后，按土地面积和收获多寡，或征税、或租赁。在固定土地主人时，须官民双方共同认可。”[7]这一规定，从字面上看，大大鼓励了广大失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在实际执行中，按照西藏地方政府的法规，所有土地都要计入宗谿管理，该文告中所说的“在固定土地主人时，须官民双方共同认可”，指的是宗政府与谿卡农奴主双方的共同认可，而不是宗政府和差巴、堆穷的双方认可，当时，西藏的农奴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和人权，即根本不配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权利，包括租种和开荒的土地，都是三大领主的，这是西藏民间所谓“没有无主之地”的实际情况，以此按照“永系”制度缴纳税赋，[8]无论差巴、堆穷[9]都要按照人身依附的农奴主和土地所依附的庄园交税支差，农奴们即使是开垦了荒地也不可能有多少收益，而受益最大的是西藏谿卡的庄园主。西藏地方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几十年间新垦土地约200万亩（参阅本书上册第二章），这些新垦土地在征税之后，对于改善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有着不小的补益，其中被称为“马岗”的土地，附着于其上的税赋和差役都是为藏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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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制度上，为了扩大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整顿。辛亥革命后，随着英印商品的大量进入和周边贸易的兴盛，西藏地区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开辟财源于1914年开始征收盐税、皮革税和羊毛税等，按5%的税率收取。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听从日本人多田等观的建议，在全藏征收人头税和牲畜税，僧人和寺院牲畜“因为优待”而交，“结果出乎意料地集中上来很多钱”。[10]1920年，为获取更多税收解决扩军的军费，成立了“巴希列空”（地粮调查局），对以下几类土地进行调查并征收粮食税：西藏的贵族世家、历代达赖家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及寺庙以各种不合法方式获取的土地。另外，任命噶伦、代本职位时划拨的庄园，虽占有庄园但尚未在西藏地方政府中任职的贵族。这一办法的实施，一般大的贵族所要缴纳的粮食达到四五千克，较小的贵族也不少于数百克。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期，“征收的粮食已装满了西藏地方政府所有仓库”。[11]这实际上也与“新政”时期新垦了大量土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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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年，南方各省多有组建本省银行的举措，并铸币发行，西藏地方政府也在民国初年整顿币制。在货币制度上，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组建银行，改革西藏币制。当时的西藏，各种货币都可以流通，既有内地的银圆，也有尼泊尔的尼币，其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铸造发行的一种“托剌”金币，在市场上更是流行，形成了多种货币交易的局面。为了整顿这种币制混乱的情况，英印金币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要驱逐的对象。为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8年委派亲信达桑占东在罗布林卡西侧筹建了罗堆（Norstod）金币厂，当年即批准仿照英属印度“托剌”金币的式样，铸造了“色章郭木”金币。原计划用“色章郭木”金币来取代市面上流通的“托剌”金币，并以此杜绝西藏财富的大量外流。西藏地方铸造的“色章郭木”金币重量和“托剌”金币一样，直径略大，为26.5毫米，厚1.4毫米，略薄于“托剌”金币，面值藏银二十两。按金币上的年代，分别有藏历纪年十五绕迥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年，即1918年、1919年、1920年、1921年四版。到1921年，由于世界金价大幅上涨，每“托剌”黄金涨至藏银三十两，同时，发现英印商人在用货物大量套购金币，致使西藏黄金外流，如继续铸造便会亏本，因此，“色章郭木”金币实际只铸造了三年多，便于1921年停铸了。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原查希造币厂旧址建立机器厂，在克什米尔技师的指导下制造枪支弹药，但产品质量太差，于1914年改为造币厂和印刷厂，铸造银币、铜币并印刷单色纸币，这是西藏纸币发行的开始，设计纸币并发行的打算，可能是想有利于西藏商品经济的发展。但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完善的货币，它根本没有准备金制度，也没有物资作保证，而是地方政府根据需要，任意滥发，以此对劳动人民进行残暴的掠夺。[12]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中，藏币、藏钞最后成了西藏地方政府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法宝，成为变相掠夺西藏人民生产品的替代物。后来，西藏贵族和寺院从政府借出大量纸币后向人民强迫收购羊毛、皮张、药材、硼砂、食盐等土特产，运到印度去出售，又换回大量的外货，以高价派售给农牧民。实际的效果是，藏钞的滥发，加重了西藏地方的社会危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时期，西藏地方还通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金属货币，但由于其铸造质量越来越差，在藏使用逐渐减少；在民间最受欢迎的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发行的银圆，因其质地好、成色足，成为买卖交易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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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又先后建立了梅朵吉彩造币厂、罗堆金币厂、朵底造币厂等，并自1926年开始使用机器印刷套色纸币。1931年，将上述各造币厂并入查希电机厂，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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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政”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实业。1918年，在罗堆金币厂内附设了一个羊毛纺织厂，从印度进口一批毛纺织机，又在西藏本地仿制了一些，生产各色氆氇和毛毯，被称为“色章氆氇”享誉一时，但后来随着罗堆金币厂的停业而停产。1924年，开始在拉萨以北的夺底沟修建西藏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两年后125马力（91.875千瓦）的夺底发电站竣工发电，并在罗布林卡安装供电设备，点亮了“西藏的第一盏电灯”。随后，又向拉萨市内大小昭寺，及摄政、司伦、大贵族、大商家的家内供电，虽然也遭受一些保守人士的抵制，毕竟，古老的拉萨也开始接受了近代的科技文明。但后来因为山洪暴发冲毁电站，而经费短缺无法再建，最终停止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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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近代邮政始于晚清，[14]民国后西藏地方政府接办邮务，1912年5月26日（藏历水鼠年四月十九日）自办西藏地方邮政（札康），并陆续发行西藏地方使用的邮票（一说在1918年建立“札康”邮政局，发行地方邮票，这种说法经过考证不准确[15]）。在当年拉萨战事中，新设的邮局和支所被毁，到“新政时期”开始恢复，民国三年（1914年），为了适应邮政业务的发展，西藏地方邮局发行分别为4章噶和8章噶的大面值大票，随着地方局势稍事平顺，又陆续发行了各种面值的邮票。黄慕松1934年入藏时，见拉萨邮局“掌管拉萨到江达、拉萨到江孜、亚东的邮务。发行简单邮票，藏内挂号信资三钱，平信七分五厘，每年收入不过百秤（五千两），一过江孜则不能通邮，需要改贴印度邮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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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关注近代电报事业。1913年藏历七月，他派孜仲强巴年扎负责修建拉萨至工布段的电报事务。[17]1920年，又架设了拉萨到江孜的电线，与英国管理的江孜到印度段的电线接通，开通电话、电报业务，并在1925年成立“达尔康”（电报电话局）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