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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亚东地区的清军占据了海关监督衙门，中国海关税务司张玉堂等离藏，经印度前往拱北海关。此后，亚东海关由同文供事王曲策忍（藏族）代理税务司事宜。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英帝国主义者竭力阻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的和平谈判，加紧控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不愿看到中国海关在西藏的存在。英帝国主义者挑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制造“驱汉事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恐，亚东海关附近、卓木（春丕谷）先后发生数起杀害汉族人事件，有些汉族人的藏族妻子，“回到家乡后竟受到严酷的惩处，腿被打断后抛在山上。噶伦堡还有一些这样的（藏族）妇女，不敢返回西藏”。伦钦谢扎来到卓木（春丕谷）后，“本地藏官受命将本谷地残留的汉人驱逐出藏……亚东关亦受到骚扰，每时每刻都有危险，很难说将会发生何事”，亚东海关已无法行使其职责。在险恶的环境中，王曲策忍一直坚守职责，艰难地维持亚东海关，还积极保护汉族人安全出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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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派遣海关二等帮办卜鲁师（B.D.Bruce）前往亚东海关，会同王曲策忍清查账目，进行善后工作。王曲策忍遵照总税亚东海关及洋税务司务司电令，遣散了海关工役、拍卖了部分家具，将图书档案资料装成八箱和一个密封件，于8月底运往大吉岭交卜鲁师。1914年3月，亚东海关的账目全部审核清楚，卜鲁师向总税务司报告到：“正确无误，可以通过，无理由认为（王曲策忍）有挪用公款之处。”[56]卜鲁师将档案寄存在加尔各答汇丰银行，于3月12日向安格联做了详细报告，于3月14日搭船回英国，亚东海关就此关闭，结束了它近二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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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达赖新政”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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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目的上看，主要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因而以政治和军事改革为主。从结果上看，由于达赖本身的局限性和保守势力的反对等因素，新政措施有些未能实施，有些半途而废，并没有解决西藏社会的各类矛盾，没有能挽救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危机。但是，客观地说新政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完善行政体制、创办近代实业、组建新式藏军、选派留学生、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效，给古老的西藏带来了新的气息和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近代化的进程。马克思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57]所以，达赖新政虽然没有触动封建农奴制，但是和以前封闭落后的西藏相比较，提供了不少超越前辈的新的东西，其积极性自然应该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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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处地位和时局的限制，他所主张和推行的新政也有消极和不成熟的一面。虽然他已认识到改变西藏现状的重要性，但又不敢触动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幻想在不触动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采取新政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因而，也使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带有两面性。比如：组建新式藏军、改革噶厦机构等措施，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完备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现代职能，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西藏的封建统治机器；兴办实业、派遣留学生、发展教育等措施，一方面促进了西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亲英”的倾向，为英印势力加强其对西藏地方的渗透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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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同英国的关系上，新政改革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过英国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为英国侵略势力向西藏渗透提供了机会。但是，达赖喇嘛是希望学习英国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来推动西藏的发展，并不愿意让英国过分干预西藏社会的各项事务，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要当“英国人的走狗”。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人对西藏别有用心，对在西藏的英国人也有所戒备。后来也渐渐疏远英国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原驻北京雍和宫的堪布贡觉仲尼为西藏驻南京代表。第二年，正式派遣楚臣旦增等僧官到南京成立“西藏驻京办事处”。在他的晚年，主动改善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为西藏的发展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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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政”的要害是企图“脱离中国”，向英、印靠拢，派出的留学生都是前往英、印、德、法等西方国家，使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从这一点来看，达赖的“新政”没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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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当时的西藏社会注入了一些现代性因素，但是，由于在整体上并没有触动封建农奴制的根本，更不可能对英印势力渗透西藏的图谋进行彻底的抵制，反倒是出于维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目的，欲借英印势力壮大自己，在各方面引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人亡政息，新政也随之夭折，民国时期的西藏仍旧是一个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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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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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达赖与班禅矛盾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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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与班禅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教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最高首领，在清初一起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并分别执掌前藏与后藏的地方政权，在宗教承袭上互为师徒，由年幼者拜年长者为师。长期以来，历辈达赖、班禅都各执领地、和睦相处。但到了清朝末年，达赖与班禅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并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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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在前藏塔布地区嘎峡村出生，1888年，经驻藏大臣在布达拉宫“金瓶摰签”后确定其为八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1902年，九世班禅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龄时，遵循惯例，由比他大七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其授戒，两人也建立起了师徒之谊，但是，自此以后，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便开始有了嫌隙。有人认为这是源于受戒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朱绣在《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中记载道：“二十八年（1902年）春，班禅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宫击鼓而过。达赖怒为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遂罚银1500两。自此，其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58]部下的不识大体、鲁莽行事，固然会引发达赖和班禅之间的不愉快，但双方当时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实际上，达赖和班禅之间的矛盾是由于近代英印势力觊觎入侵西藏之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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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国发动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7月间，英以谈判为借口，占领了后藏岗巴宗。面对英国军队的入侵，西藏地方群情激愤，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抗英意志甚为坚决，多数政府官员及三大寺均反对与英国谈判，强烈要求英国从岗巴宗撤走入侵军队。西藏地方政府紧张动员并布置藏军、民兵前往后藏岗巴宗方向，抗御英军的入侵。噶厦在得知英军盘踞岗巴宗的消息后，给扎什伦布寺拉让发来信函称：“英军已侵入岗巴，若继续深入，势必对我政教大业造成严重危害。岗巴地区属扎什伦布寺所辖。你方守土有责，务期竭尽全力，击退英军。否则，噶厦不仅要收回岗巴宗，且要给予惩罚！”[59]九世班禅随即派代表与英军交涉，后英军撤退。第二年英军改道亚东入侵前藏，发动侵略战争。[60]达赖便怀疑这是班禅与英军联合搞的“阴谋”。由此，对九世班禅开始产生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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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英军侵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蒙古，清政府“着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61]九世班禅为维护西藏内部团结，顾全大局，奏称：“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需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西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62]九世班禅婉言谢绝代理达赖摄政。此时，英帝国主义就想趁机让班禅取代达赖，以九世班禅为代理人来控制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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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侵藏英军头目荣赫鹏的随军翻译、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专员鄂康诺上尉（Captain F.O’Connor）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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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最具非凡价值的一张牌抓到了我们的手里。如果我们利用、也应该利用我们的机会，使班禅喇嘛及其一行对我们的慷慨大方和强大有深刻印象并感到满意，我们就用极小的价值赢得班禅喇嘛的感情与信任，这样就可以完成用数百万英镑的代价，并通过战争获胜、订立条约和驻扎卫队才能取得的事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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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方面极力拉拢九世班禅，1905年，鄂康诺就以帮助抵御拉萨当局欺压之事诱使九世班禅赴印访问，并要求班禅不得向中央政府请示此事。班禅没有意识到这是英国人的一个陷阱，就接受了邀请。当时在加尔各答进行中英议约谈判的议约专使张荫棠获知此事后，立即致电外务部，指出这是英印政府图谋我西藏的阴谋：“闻印度政府乘达赖未回，已遣人入藏诱班禅喇嘛来印，藉迎英储为名，实谋废达赖图藏。此事关系极大，拟请大部电有大臣速严密防范，设法阻止，以遏阴谋。”[64]但当时的清政府未能加以阻止。九世班禅于11月启程访印，并参加了英皇太子朝觐大典，在接待礼节上，英国“待以王礼”，同被英国实际控制的不丹、锡金等国君主一样。这也充分反映出英国利用班禅分裂西藏的意图。张荫棠后来报告此事时称：“印政府拟令请英扶藏自主，归英保护，俟回藏将中国不能治藏，今藏不能不图自治情形，宣示全藏，以成独立。”[65]九世班禅的访印和英国的态度，让流亡在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感到自身在西藏地位的威胁，加剧了对班禅的不满和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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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英国还在物质上笼络、支持九世班禅，给予津贴和各种礼品，以图取代中国政府给班禅的物质待遇。1906年9月，英国派遣驻锡金的行政长官贝尔（C.Bell）到扎什伦布寺活动了将近两月，赠送手摇留声机给九世班禅。年底时，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鄂康诺还将一辆克莱门特汽车送给九世班禅。两人都极力鼓动班禅援英而独立，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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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内地返回西藏，九世班禅专程去那曲迎接，希望修复与达赖的关系。但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联豫之间矛盾激化，联豫请求清政府派兵入藏。1910年2月，川军2000人开进拉萨，击溃藏军，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逃，前往印度大吉岭。九世班禅本想追随前往，后听取部下意见，留在了西藏，改为派人前往大吉岭问候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原本考虑：“若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政教，迫害藏民的罪过；也便于在国际上制造分裂舆论。但这一目的未能实现。”[66]与此同时，清政府再次下令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联豫将班禅迎到拉萨。九世班禅主持了1911年的藏历新年庆贺仪式，但看到拉萨僧俗上层官员的不满情绪，便拒绝就任摄政之职，并表示希望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随后于当年夏天回到扎什伦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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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班禅并没有接受联豫的建议担任摄政，但他前往拉萨，主持1911年的藏历新年庆贺仪式，就让出逃在外的十三世达赖产生更多的怀疑，“班禅此举，引起了外界种种揣测和非议，也使得在印度的僧俗官员对班禅更加恼怒，从而加深了达赖与班禅关系的恶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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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出，达赖和班禅之间矛盾的症结，在于达赖喇嘛对班禅的猜忌和不满，而英国对西藏的入侵和有意挑拨离间则是导致达赖、班禅之间猜忌和矛盾的根源。而清末驻藏大臣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出逃时，都革去其封号，让班禅来摄政的做法，又火上浇油，加深了达赖对班禅的敌对情绪。另外，在1912年中央驻藏陆军被围时，因粮断饷绝，而求援于九世班禅，于是“后藏僧侣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这也是让十三世达赖喇嘛更加不满的一个因素。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做好各项准备，从1913年开始推行新政，在设置西藏地方区划时试图统一前藏、后藏，则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九世班禅的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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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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