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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赖和班禅矛盾深化的同时，英国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却有了改善。达赖在1904年逃往外蒙古后，原本想得到俄国的支持，但是，当时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无力与英国抗衡，因此，不愿卷入西藏事务当中。清政府在1905年恢复其名号后，达赖喇嘛想尽早返回西藏，但因英国的干涉未能成功，于是开始寻找机会改善同英国的关系。1908年，达赖喇嘛利用赴五台山朝佛的机会，派遣使者到北京向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表达了同英印友好相处的愿望。同年8月，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与朱迩典亲自面谈，重申印藏两方永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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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鄂康诺正陪同锡金王子访问北京，也与达赖进行了会面，并发现达赖喇嘛是“一个引人注目、个性坚强的人……总而言之，他比他的兄弟日喀则喇嘛（注：指班禅）更有活力，更难对付，更显赫”。[68]自此，英国便开始将达赖作为笼络对象。在1910年达赖再次出逃时，才得到驻亚东商务代办麦克唐纳的庇护逃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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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驻藏川军发动兵变，西藏动乱，联豫写信请求九世班禅予以保护，班禅便给拉萨哲蚌寺的大堪布写信，要他负责联豫一行的安全。1912年，拉萨的川军与藏军交战当时，班禅因没有出兵帮助藏军，也被视为力主“亲汉”。班禅不仅拒不出兵参战，而且联豫、钟颖兵败，势出危急，“遂求援于班禅。班禅暗令哲蚌寺僧助之”。[69]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有所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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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藏途中，九世班禅亲自前往江孜迎接，但达赖态度冷漠，并在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班禅势力，力图统一前藏、后藏。达赖返藏后推行新政改革，扩充藏军，财政紧张。于是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与廓尔喀（尼泊尔）战争期间，扎什伦布寺拉让曾支付1/4军费的先例，要求扎什伦布寺拉让（另译作喇章）同样负担1888年和1904年两次抗英战争，以及1912年藏清军事冲突的三次战争军费总额（约108万克）的1/4，并应支付噶厦官员来往后藏所需的民夫骡马差役。[70]1915年（这一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火热之时），为进一步控制班禅在后藏的辖地，达赖在日喀则设立后藏基宗（即地区总管），由拉萨委派僧俗官员各一人担任基宗总管，负责管理后藏16个宗的所有事务，班禅扎什伦布寺拉让所属的4个宗和30多个谿卡（庄园）也在管辖之内。并按新规定强行征税、摊派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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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初起，尽管班禅的辖区远远小于达赖的统治范围，但他们在宗教和政治地位上是平起平坐、互不统属的，现在将班禅的辖区置于前藏噶厦所委派的基巧的管理之下，就大大降低了班禅的地位。而且，按照清朝达赖、班禅分治西藏的旧制，班禅管辖之地都归班禅治理，赋税差役也应由扎什伦布寺进行征收管理，并无噶厦征派的先例，这就直接侵犯了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噶厦沉重的摊派也是后藏难以承担的。为此，九世班禅写信给达赖进行申述，“扎寺辖区百姓负担沉重，实无力承担军饷，也不能再加重骡马差役，望施恩减免”，并要求到拉萨进行面谈。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九世班禅的要求置之不理，还把扎什伦布寺派来的协商代表关进了监狱。在1917年，噶厦又公布《火蛇年法令》，其中规定：凡江孜境内宗与宗之间应支付的徭役，倘如马不超过100匹，驮牛不超过300头时，需要再另行支付差役；扎什伦布寺所属庄园与百姓要承担江孜境内乌拉差役的1/7。这再次增加了扎什伦布寺辖区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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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九世班禅请求面谈的三年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同意面谈。但在接待上十分冷淡，仅派“侍卫马兵十二人到勋东嘎（今堆龙德庆县内）迎接，并差遣堪钦一人、堪穹二人、列参巴二人、普通僧官五人在吉彩鲁定设灶郊迎”[71]。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进行了多次会谈，可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九世班禅感到很失望，并对未来开始担忧。“拉萨政府极力用税务之事压迫他，他们认为班禅欠拉萨政府的税太多了。班禅说达赖喇嘛的大臣，将对他很不利……他已经认为逃出西藏，为最妥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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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前藏方面继续以各种名目，增加对扎什伦布寺辖区的赋税。比如：1921年，噶厦设立军饷局，规定扎什伦布寺应承担总军费的1/4。192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增加财源扩军，成立“财源调查办公室”，派人清查了后藏的寺院财产和耕地，制定“增堪赋税粮办法”，向后藏征收约30000藏克青稞和10000个银币的年附加税。1923年，噶厦发布《水猪年法令》，再次重申班禅辖区负担1/4军费，并要求扎什伦布寺遵照1830年颁布的《铁虎清册》中的定额，支付土地税和徭役，不考虑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土地荒芜的诸多因素。[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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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沉重的赋税和种类繁多的乌拉差役，扎什伦布寺属下百姓是无力负担的。不得已，扎什伦布寺拉让只好削减自己的收入，将每岗差地免去十克半的青稞税。九世班禅在后藏的治理，也因此而陷入困境，“后藏民众不堪其苦，于是推举代表齐集扎什伦布秘密开会，泣恳班禅下令，誓与前藏决一死战。班禅见群情愤激，不能过遏，又不能遽循其请”。[74]九世班禅不愿与十三世达赖公开决裂，想尽力协调双方关系。他还曾向对其表示“友好”的英国求助，希望英印政府能派官员来帮助协调他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赋税问题；并向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员贝尔申述达赖加给他苛重的赋役，还请求贝尔帮他向达赖喇嘛说情。然而，英国方面并不愿看到达赖和班禅和好，根本就没有在两人之间斡旋。同时，九世班禅无奈之中也只能继续向达赖喇嘛请求商谈减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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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示意同意商谈赋税问题，于是，九世班禅派遣代表前往拉萨商谈，结果，三位负责官员嘎绕巴、德列康萨和多丹巴却被关进了布达拉宫夏钦角监狱，只有大马官德绕巴侥幸逃脱。九世班禅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也更加担忧自身的安全问题，遂于1923年12月23日（藏历十一月十五日）夜，带领少数随从离开扎什伦布寺，秘密出走离藏，逃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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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出走后，噶厦驻扎什伦布寺的基宗立即派人追赶，并通过电报向噶厦禀报。噶厦得知后，立即派孜本龙夏和代本崔科率兵千人，日夜兼程前往藏北追赶、堵截。他们以为班禅会走藏人常走的那曲大道，在那曲到唐古拉山一带搜寻，“卒以大雪封山，路岐不知所向而止”。而当时班禅一行担心被堵截，选择了人烟稀少的北路甘藏线路出逃，经那塘、达拉、布东、波日波多果，进入藏北羌塘无人区，转入青海，一路上历经饥馑严寒、险峻的道路和追兵的堵截，千辛万苦，最终在1924年4月抵达甘肃安西县，受到安西官员和民众的热忱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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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在出走前，给扎什伦布寺四大扎仓活佛与僧俗官员留下一份文告。[75]大意说：由于政府强令扎什伦布负担总额军费的1/4和繁重的赋税、徭役，已逼得扎什伦布的全体官民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曾经多次向噶厦要求减免，终未能应允奏效。为解脱众生苦难，我（班禅自称）只得去汉、蒙古等地，向施主和教徒们募化银钱，来偿还所欠政府的军饷。我走后，你们四大扎仓的全体僧俗人等，必须共同挑起重担，勤奋修持，做好佛事；所有大小寺庙的百姓，都要勤劳生产，做到照常供奉。你们要互敬互助，加强团结。无论发生什么严峻的事情，都要强自忍耐，谨慎从事，切勿有负所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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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同时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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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扎什伦布寺喇章及班禅喇嘛的意见和申诉，神圣的达赖喇嘛已晓谕于我，然而，财产调查官员们没有公平合理地处理此事。他们指令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支应运输等差役。而且，我不可能承担获取物质供给和各项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的责任。因此，我只好暂时秘密地离开扎什伦布寺，以寻求康区和蒙古施主的帮助，并从各地佛教徒那里募集资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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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在该文告中说明出走原因，并且嘱托了相关事务。十三世达赖喇嘛得知九世班禅的出走后不久，便向全藏民众发布公告，并反驳扎什伦布拉让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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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供给粮食和支应运输差役一事，他们允诺依照现存的协定满足这一要求。所以，我已发布命令，要求遵照协定执行，没有理由进行申诉。财产调查官员们并没有以收受礼物的方式袒护任何一方；我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并没有伤害班禅喇嘛和我本人，特别是对我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丝毫无损。至于支付西藏境内全部军费的1/4一事，这是依照传统惯例而提出的，但是，由于扎寺住持没有偿付清多年积累下来的款项，所以他们不可能马上付清，结果导致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支付上述款项，相反，出于同情和怜悯，我答应宽限他们的支付年限，并尽我的可能削减应付的数额，这一事实是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的。此次班禅喇嘛以上述两件事给他带来麻烦为借口而秘密外出，完全是听信谗言的缘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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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复函中，为劝九世班禅回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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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扎寺喇章可能有什么抱怨的理由，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进行协商和研究。……因此，考虑到西藏的政教利益，特别是扎什伦布寺僧众的利益……您若能择善而从，我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我将向札萨喇嘛洛桑丹增及其属下发布严格的命令，要他们确保扎什伦布寺及其分寺不致出现任何麻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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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赖与班禅这一系列的文告信函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促使九世班禅出逃内地的直接原因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扩军、筹饷给扎什伦布寺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差役负担。而达赖喇嘛在推行新政时，为加强对全藏范围的管理控制，又企图将班禅辖地统一于噶厦之下，这就势必要打破西藏两大活佛政教体系的传统关系，从而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九世班禅出逃内地。这对近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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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并非如他信中所说那样，不给扎什伦布寺任何麻烦。九世班禅出走后，达赖任命大堪布桑丹增为“介布应”，并赏给“札萨喇嘛”名号，派其到扎什伦布寺接管了该寺一切权力，僧俗人员均在“介布应”的管辖之下，桑丹增将扎什伦布寺的布施、赋税和支出账册全部收去，全部财产也由“介布应”经营。扎什伦布寺下属的各宗、谿事务都要向桑丹增报告，政教指令也由他发布。原扎什伦布寺拉让的僧俗官员，多数都失去了原有官职，还有不少高级官员被传唤到拉萨长期关押。由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全面接管了班禅的辖地，剥夺了九世班禅在西藏固有的政教权力，获得了前后藏形式上的“统一”，但是，也造成了两大活佛系统的对立，加剧了西藏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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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做法，既违背了清朝以来的历史定制，也没有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是不顾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的错误行为。这一错误行为，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才被明确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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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当时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定隔阂的情况下，九世班禅出逃内地，则是联系和沟通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纽带，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联系和管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九世班禅一行抵达甘肃安西后，安西县县长向上级报告此事，民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曹锟即刻电令兰州督军陆洪涛优礼接待。于是，班禅一行又经肃州、西宁、凉州、平番，在1924年6月10日到达兰州。北京政府准备按照当年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规格，迎接九世班禅入京，曹锟大总统还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前往兰州迎接班禅进京。8月初，在李乃芬率领的卫队的护送下，九世班禅一行经西安、太原北上，在1925年3月6日抵达北京。民国政府还下令蒙藏院成立“招待班禅事宜处”，进行了隆重的接待，由于北京黄寺年久失修，就将中南海的瀛台作为班禅行辕，并于1925年8月加班禅“宣诚济世”封号，以示优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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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央政府为加强西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和沟通，特地设立班禅驻京机构，作为班禅大师的政治活动平台，让班禅大师的政教权力与中央政府组织有效接轨。1929年2月28日，国民政府批准成立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由罗桑坚赞担任处长，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但不是隶属的常设机构，由班禅独立行使处理宗教政治事务的权力。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阎锡山发表《成立宣言》，表明了办事处成立的必要性：“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央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和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并阐明班禅驻京办事处的三大宗旨：“（一）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穿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二）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住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三）继续保护、维持西藏之宗教，再进而求光大佛学之真精神，以谋世界之和平。”[80]这体现了中央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和对宗教事务的关注。班禅驻京办事处的成立，为班禅搭建起了一个对话和参政的平台，有利于班禅在内地开展活动，便于同国民政府的联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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