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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在该文告中说明出走原因，并且嘱托了相关事务。十三世达赖喇嘛得知九世班禅的出走后不久，便向全藏民众发布公告，并反驳扎什伦布拉让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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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供给粮食和支应运输差役一事，他们允诺依照现存的协定满足这一要求。所以，我已发布命令，要求遵照协定执行，没有理由进行申诉。财产调查官员们并没有以收受礼物的方式袒护任何一方；我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并没有伤害班禅喇嘛和我本人，特别是对我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丝毫无损。至于支付西藏境内全部军费的1/4一事，这是依照传统惯例而提出的，但是，由于扎寺住持没有偿付清多年积累下来的款项，所以他们不可能马上付清，结果导致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支付上述款项，相反，出于同情和怜悯，我答应宽限他们的支付年限，并尽我的可能削减应付的数额，这一事实是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的。此次班禅喇嘛以上述两件事给他带来麻烦为借口而秘密外出，完全是听信谗言的缘故。[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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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复函中，为劝九世班禅回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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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扎寺喇章可能有什么抱怨的理由，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进行协商和研究。……因此，考虑到西藏的政教利益，特别是扎什伦布寺僧众的利益……您若能择善而从，我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我将向札萨喇嘛洛桑丹增及其属下发布严格的命令，要他们确保扎什伦布寺及其分寺不致出现任何麻烦。[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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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达赖与班禅这一系列的文告信函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促使九世班禅出逃内地的直接原因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扩军、筹饷给扎什伦布寺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差役负担。而达赖喇嘛在推行新政时，为加强对全藏范围的管理控制，又企图将班禅辖地统一于噶厦之下，这就势必要打破西藏两大活佛政教体系的传统关系，从而使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九世班禅出逃内地。这对近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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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并非如他信中所说那样，不给扎什伦布寺任何麻烦。九世班禅出走后，达赖任命大堪布桑丹增为“介布应”，并赏给“札萨喇嘛”名号，派其到扎什伦布寺接管了该寺一切权力，僧俗人员均在“介布应”的管辖之下，桑丹增将扎什伦布寺的布施、赋税和支出账册全部收去，全部财产也由“介布应”经营。扎什伦布寺下属的各宗、谿事务都要向桑丹增报告，政教指令也由他发布。原扎什伦布寺拉让的僧俗官员，多数都失去了原有官职，还有不少高级官员被传唤到拉萨长期关押。由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全面接管了班禅的辖地，剥夺了九世班禅在西藏固有的政教权力，获得了前后藏形式上的“统一”，但是，也造成了两大活佛系统的对立，加剧了西藏内部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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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做法，既违背了清朝以来的历史定制，也没有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是不顾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的错误行为。这一错误行为，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才被明确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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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当时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定隔阂的情况下，九世班禅出逃内地，则是联系和沟通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重要纽带，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的联系和管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九世班禅一行抵达甘肃安西后，安西县县长向上级报告此事，民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民国政府大总统曹锟即刻电令兰州督军陆洪涛优礼接待。于是，班禅一行又经肃州、西宁、凉州、平番，在1924年6月10日到达兰州。北京政府准备按照当年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规格，迎接九世班禅入京，曹锟大总统还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前往兰州迎接班禅进京。8月初，在李乃芬率领的卫队的护送下，九世班禅一行经西安、太原北上，在1925年3月6日抵达北京。民国政府还下令蒙藏院成立“招待班禅事宜处”，进行了隆重的接待，由于北京黄寺年久失修，就将中南海的瀛台作为班禅行辕，并于1925年8月加班禅“宣诚济世”封号，以示优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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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央政府为加强西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和沟通，特地设立班禅驻京机构，作为班禅大师的政治活动平台，让班禅大师的政教权力与中央政府组织有效接轨。1929年2月28日，国民政府批准成立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由罗桑坚赞担任处长，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但不是隶属的常设机构，由班禅独立行使处理宗教政治事务的权力。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阎锡山发表《成立宣言》，表明了办事处成立的必要性：“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央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和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并阐明班禅驻京办事处的三大宗旨：“（一）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穿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二）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住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三）继续保护、维持西藏之宗教，再进而求光大佛学之真精神，以谋世界之和平。”[80]这体现了中央对西藏问题的重视和对宗教事务的关注。班禅驻京办事处的成立，为班禅搭建起了一个对话和参政的平台，有利于班禅在内地开展活动，便于同国民政府的联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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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从1923年离藏出走内地，到1937年在返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的14年中，遍历祖国南北各地，发表演讲，举行法会，为振兴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而不停地奔走呼吁，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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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赴京途中，正值直奉军阀混战、人民深受其害之际，1924年12月29日，他便在西安发表和平通电呼吁停息内讧、团结救国：“我国值风雨飘零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极应速熄内讧，力图上策。及者烽烟未靖，风鹤频惊，同室操戈，即贻煮豆燃萁之诮；渔人伺利，将成摘瓜抱蔓之非。唇既亡而齿自寒，皮不存而毛焉附，非为中原锦绣同蹈陆沉，且虞边塞藩篱亦供刀俎，忧心焦虑，惴惴滋深。”呼吁交战各方“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81]这份通电也是班禅出走内地之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宣言，体现出班禅忧国忧民之情怀和对祖国团结统一的渴盼。通电发表后得到党政军教各界要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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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班禅也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提出《关于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的意见书》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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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真谛，岂非五族人员无上下、无远近、无贵贱，一切平等，共图治理、共进文明之谓欤？试问今日中国五族人民是否真能联合一致，毫无畛域歧视之见？国家现行法律是否对于吾族人民皆能平等公允，无丝毫畸轻畸重之弊？此究心国事者皆能知之，非班禅所敢妄断也。……是故，欲救今日中国，非实施新国家之建设计划不可；欲施新国家建设计划，非弥止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不可；欲弥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非深明致此战争之潜在祸根，掘而尽之不可；欲掘尽战争之潜在祸根，非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手足，自相捍卫、自相保护不可。[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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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力倡“五族共和”的爱国言论，得到西藏僧俗上层和知识界的拥护和支持。随后，班禅又应邀前往南京、上海、东北奉天和内蒙古各地参观访问，他一面弘扬佛法，一面在各军政当局呼吁和平，在东北时就曾致函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痛陈时局：“班禅倾心祖国，为民请命之经过，久在我公洞察中，当此时局未定，所以冒险行万里而赴内地者，实因五族共和须求实际，所望中朝对于西藏仍照从前亲密，使两族人民永久巩固，同卫国家。不图到京以后，适值内讧不息，至今久困逆旅，欲诉无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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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实现政令统一后，九世班禅深表拥护，特派人前赴南京表示庆贺，并致函表示拥护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援救受压迫藏族同胞：“西藏民族内受暴政之压迫，外逼强邻之侵略，正处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奄奄一息，仰求我公最力支持，俾我藏民早登衽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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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九世班禅在7月23日上书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以当年“藏事”[85]之例劝其共谋内部团结，“藏事起因，即由于内部之不团结，一不团结，便不能御外侮，且有媚外以迫内者。往事前车，谅经洞察”，并希望国民政府“承示以孙总理遗教，尽力扶持，足征天下为公、眷念边陲之盛意”，“俾西藏仍为五族之一，汉藏恢复当年之好”。[86]1931年5月5日，班禅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发表颂词，表达了他维护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政治立场，并再次呼吁“康藏众民，纷吁和平，益深普度之怀，弥动恤怜之念，伏望诸公宏纾伟议，整顿边疆，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勿弃西藏宝藏”。[87]当月10日，班禅又在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做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回顾了自唐代汉藏一家团结友好的悠久历史，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如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则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毁，不免有唇亡齿寒之忧”，并渴望“蒙藏与中国团结成整个民族”，“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国国民，一致努力作团结、御侮的两项运动”。[88]在这一系列的通电和讲话中，班禅自始至终都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拥护中央政府，并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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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之时，九世班禅奔走呼号，动员各界力量抗日救国，并在南京参与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宁为刀下之鬼，不作亡国之奴。”随后，全国藏族同胞纷纷响应，川西藏区僧侣还联名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等抗日团体也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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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九世班禅出任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在典礼上，他宣誓道：“嗣后当竭尽忠诚，宣扬德意，冀以宗教之力，上辅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未劫，边陲康乐，僧俗咸欢。”[89]他随即奔走于祖国东北、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宣传“五族一家”之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呼吁政府和全国同胞“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1933年l月，在蒙藏委员会纪念周上，他陈述了自己在蒙古地区“宣化”的经过：“我亦曾至东西两蒙……在海拉尔为中日（占领区）俄三国交界之地，甚恐变化莫测，尤其恐锡林果勒盟受他人诱惑，更有以宣传维持人心之必要。……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古盟旗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民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乃派代表来京，凡此皆为诸位所知者也。”[90]2月，班禅离开南京，到达北平，“筹设西陲宣化使署于青海……十二日离平，十四日抵绥。十六日起程赴百灵庙。五月二十三日，率堪布随从等八十余人，先后至锡林郭勒盟及乌兰察布盟等处。在各地大小寺院设坛，唪经宣化，宣扬中央爱护蒙民德意，历五月，复将数万牛羊马匹现金等，分捐各大小寺院，令各喇嘛按年唪诵作基国宏德大经。祝中国永庆升平”。[91]6月，班禅到内蒙古西乌珠穆沁弘法消灾，宣论蒙古盟旗之危机，强调团结御侮才能求生存疆。8月，他前往东苏尼特旗王府，叮嘱蒙古自治运动“嘱加审慎，以免为国际利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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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稳定安抚边疆民众，阐发抗日救国、团结御侮的主张，可谓是不辞劳苦，竭尽心力。国民政府也给予他很高的赞誉：“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明中央之德意，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畛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93]在193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九世班禅因“宣劳边陲，厥功甚伟”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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