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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实现政令统一后，九世班禅深表拥护，特派人前赴南京表示庆贺，并致函表示拥护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援救受压迫藏族同胞：“西藏民族内受暴政之压迫，外逼强邻之侵略，正处于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奄奄一息，仰求我公最力支持，俾我藏民早登衽席之安，同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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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九世班禅在7月23日上书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以当年“藏事”[85]之例劝其共谋内部团结，“藏事起因，即由于内部之不团结，一不团结，便不能御外侮，且有媚外以迫内者。往事前车，谅经洞察”，并希望国民政府“承示以孙总理遗教，尽力扶持，足征天下为公、眷念边陲之盛意”，“俾西藏仍为五族之一，汉藏恢复当年之好”。[86]1931年5月5日，班禅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发表颂词，表达了他维护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政治立场，并再次呼吁“康藏众民，纷吁和平，益深普度之怀，弥动恤怜之念，伏望诸公宏纾伟议，整顿边疆，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固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勿弃西藏宝藏”。[87]当月10日，班禅又在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做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回顾了自唐代汉藏一家团结友好的悠久历史，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如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则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毁，不免有唇亡齿寒之忧”，并渴望“蒙藏与中国团结成整个民族”，“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国国民，一致努力作团结、御侮的两项运动”。[88]在这一系列的通电和讲话中，班禅自始至终都强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拥护中央政府，并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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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之时，九世班禅奔走呼号，动员各界力量抗日救国，并在南京参与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表示“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宁为刀下之鬼，不作亡国之奴。”随后，全国藏族同胞纷纷响应，川西藏区僧侣还联名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等抗日团体也纷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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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九世班禅出任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在典礼上，他宣誓道：“嗣后当竭尽忠诚，宣扬德意，冀以宗教之力，上辅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未劫，边陲康乐，僧俗咸欢。”[89]他随即奔走于祖国东北、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宣传“五族一家”之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呼吁政府和全国同胞“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1933年l月，在蒙藏委员会纪念周上，他陈述了自己在蒙古地区“宣化”的经过：“我亦曾至东西两蒙……在海拉尔为中日（占领区）俄三国交界之地，甚恐变化莫测，尤其恐锡林果勒盟受他人诱惑，更有以宣传维持人心之必要。……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古盟旗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民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乃派代表来京，凡此皆为诸位所知者也。”[90]2月，班禅离开南京，到达北平，“筹设西陲宣化使署于青海……十二日离平，十四日抵绥。十六日起程赴百灵庙。五月二十三日，率堪布随从等八十余人，先后至锡林郭勒盟及乌兰察布盟等处。在各地大小寺院设坛，唪经宣化，宣扬中央爱护蒙民德意，历五月，复将数万牛羊马匹现金等，分捐各大小寺院，令各喇嘛按年唪诵作基国宏德大经。祝中国永庆升平”。[91]6月，班禅到内蒙古西乌珠穆沁弘法消灾，宣论蒙古盟旗之危机，强调团结御侮才能求生存疆。8月，他前往东苏尼特旗王府，叮嘱蒙古自治运动“嘱加审慎，以免为国际利用”[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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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班禅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稳定安抚边疆民众，阐发抗日救国、团结御侮的主张，可谓是不辞劳苦，竭尽心力。国民政府也给予他很高的赞誉：“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明中央之德意，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畛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93]在193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九世班禅因“宣劳边陲，厥功甚伟”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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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英印支持下的藏军再次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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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次康藏冲突与台克满“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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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在英国支持下推行新政改革，大力扩充藏军，并由英国人用新式战术进行训练，使得藏军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1914年8月，英印政府“馈赠”给西藏5000支新式来复枪和50万发子弹；1915年，藏军司令擦绒噶伦请求贝尔提供火炮和机枪，并要求派3名教练或4名机械师来西藏教授弹药制造，同年，英印政府又提供给西藏20万发子弹，西藏自印购特母式枪2万支。1918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为了鼓励和支持藏军进一步向东扩张，又赠送子弹50万发。1921年10月，在贝尔的斡旋下，英印政府答应，在以后的7年中，向西藏地方政府出售10门山炮和足量的炮弹、20挺机关枪、1万支李-恩费尔德式步枪及200万发子弹。在英国的挑拨和支持下，达赖便想寻找机会，实现西姆拉会议上非法划定的康藏边界，扩展西藏管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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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月，在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便已在向昌都地区增派兵力，并与驻守昌都的川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当时，北京民国政府在给川边镇守使张毅的电报中就说到，藏军已“麇集昌都下噶茹、桑多、打堆各处，彭（日升）统领分兵防堵，彼溃此张，应接不暇，伤亡惨重。昌都地面广阔，仅有四营兵力，实属过弱，难以分布。桑昂、杂瑜（察隅）尚未收复，藏军可袭我军后路。尤可虑者，杂瑜与野番（按指与印度交界之西藏门、珞地区）毗连，现为英人占领，建筑马道，修造营防，种种不法，其心叵测”[94]。10月，达赖任命噶伦喇嘛强巴丹达担任“多麦基巧”（昌都总管），率军进驻康区。他还亲自接见“即将离开拉萨赴康区的后藏江孜、日喀则、定日三地区的官兵”和“离拉萨前去琼波等藏北各地驻守的以穹然巴为首的官兵”。[95]12月时，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带领藏军到达类乌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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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在加强对康区军事部署的同时，却又要求中央政府军撤退，10月，致电袁世凯：“汉军非但不遵约将察木多、乍丫驻兵撤退，竞于类乌齐及恩达地方进兵，近且增加军队饷械，借口保护藏属人民、庙宇，任意而行。现在如以保护汉藏和平为怀，请即撤退汉军。”[96]12月底，康区藏军总指挥派人到康定，让川边镇守使张毅转呈达赖喇嘛禀文给大总统，希望“按西姆拉会议约章，公平办理实行”。类乌齐呼克图噶惹喇嘛也派人到康定，表示为避免伤害百姓，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都从类乌齐、察雅、恩达、昌都一带撤兵。而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谋划复辟帝制，不愿多起事端，以为藏事已有转机，便致电张毅，让其见机行事：“近年川军驻昌都等处，藏人每怀疑虑，以致边局迄未大定。现该喇嘛既以汉兵、藏兵均行暂退为请，是藏事已有转机。究竟昌都一带暂时撤兵有无妨碍？类乌齐孤悬徼外，距炉过远，恩达逼将藏境，此两处驻兵能否先撤，以释藏人之疑？藏兵暂退之说是否可信，或边军先撤大队，仍留支队暂驻以备不虞，均由该镇守使就近察酌情形妥筹。”[97]张毅遂于次年1月，派人与送公函的僧官一起前往硕般多噶伦喇嘛处联络感情，并得到噶伦喇嘛“若汉军勿妄动，则番军决不侵越”的承诺。张毅也感到形势乐观，上报袁世凯称：“伏查该噶伦喇嘛词意，证以番兵安静态度，似系有心向附，隔阂既已疏通，收效较易为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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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袁世凯称帝，导致川边形式发生急剧变化。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改元“洪宪”，全国上下群起而攻之，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首先宣布云南独立，并发起护国战争。随后，四川、湖南、贵州、两广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地方军阀也拥兵自重，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驻守川边的军队也分为“川军”“滇军”“边军”几个派系，由于所属派系不同，彼此之间为各自利益，时常冲突不断，使得川边局势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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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四川军阀刘存厚与滇系军阀罗佩金为争夺川权爆发战争，导致四川大乱。驻守昌都的边军统领彭日升让边军第五营回打箭炉，攻打滇系出身的川边镇守使殷承瓛，从而使康区防务空虚，为藏军东扩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四川政局混乱，驻守川边军队的粮饷、弹药得不到接济，致使一些官兵到当地藏民家中掠夺财富，严重破坏了川军和藏族百姓间的关系，也为藏军东扩提供了口实。1917年7月，在昌都类乌齐河西岸的藏军因越界割草，与驻防的川军发生冲突，川军擒获两名藏军回营审问。藏方要求将两名藏军释放，交由藏官自行处理。驻昌边军统领彭日升轻率地将其斩首，把首级送还藏方，引起藏人强烈不满。由此，藏军大规模东进，第二次康藏军事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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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藏军是有备而来的，昌都基巧此前便制定了分三路进攻昌都的作战方案——北路：经类乌齐、甲桑喀，切断昌都北面德格来的川军之路；中路：由东经恩达直攻昌都；南路：由东南趋八宿，攻察雅、宁静，切断巴塘的援军，再合围昌都。[99]藏军还得到英国的大量物资援助，主要有步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因而实力大增。战端一开，藏军便按计划兵分三路直扑昌都，而势单力薄、粮饷缺乏的川军则节节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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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类乌齐、乍丫被攻陷，边军一营营长田文清逃往昌都；随后，南路藏军攻克察雅，第十营曹树范部缴械投降。2月19日，中路藏军攻陷恩达。三路藏军渐成合围之势，彭日升告急求援，当时，川边镇守使为新上任的陈遐龄，急电川督刘存厚，希望接济粮饷弹药，但刘一直拖延。同时，下令巴唐边军分统刘赞廷由南路救援昌都，打箭炉第一营营长蒋国霖从北路救援，又命陆军二团团长朱宪文率二营前往甘孜作为后援。刘赞廷在南路败退，蒋国霖则在同普（今江达县）失利后被俘。3月，藏军又先后攻占昌都后山、云南桥、鸡心山、四川桥等要塞，边军全面失利，彭日升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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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彭日升与藏军总指挥噶伦喇嘛强巴丹达停战议和，商议“善后条约”五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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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营兵士现有二十余月或十余月未发饷者，其军械缴贵军后，所有欠饷，必须由贵军发。藏军答曰：“缴械后，实必酌量发给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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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缴械后，即发护照，由北路回炉，必须支发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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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答曰：“缴械后，限一星期内，汉兵完全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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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人由昌至炉，必须保护，不得伤害，图谋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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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答曰：“将来走时，必派军队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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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全汉人各界生命财产，不得任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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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答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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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外汉人随身番女，必须准其随带进关，不得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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