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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北大金寺喇嘛及各喇嘛亲属与本寺佃户属民四五千人，一律随藏军西退昌都。该寺男丁可以作战者共有一千余人，藏政府现拨有英式步枪三百余支，并按三百员兵之粮饷另拨地产供驻。该寺自有枪百余支，内部组织亦颇为严密，俨然一大部队。渠等因寺乡被毁，远来异域，自称效力西藏政府之所致，其行动亦极跋扈，西藏各长官亦莫可如何。渠等并有许多资产，因尚未败退以前将公私财产搬运一空，退回时沿途凡所遇川康边防军所属康区商人肆行敲诈，否则抢劫……闻该寺喇嘛因思念故土，随时坚请反攻前锋，此事影响康藏和平前途甚大。[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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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金寺武僧对于康北社会治安威胁之大。1934年初，发生了大金寺僧人火烧邓柯县城政府事件。2月13日（除夕夜），大金寺僧兵500余人渡河袭击邓柯县城，火烧县政府，切断邓柯与德格交通。为避免事态扩大，蒙藏委员会拟具《恢复大金善后办法》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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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康甘孜县属达结（大金）寺系有历史之古庙，应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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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结（大金）寺原有喇嘛如能悔过自新，经地方士绅或宗教领袖之证明，准其返回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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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寺原有庙产，应由地方官厅详细查明，一律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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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嗣后该寺喇嘛应安守本分，遵守教规。寺内枪械以足以自卫为限，其数额应由地方官与寺庙当局商定之，并应由地方官厅编号登记，发给执照，以便随时考察，严加限制。此后该寺不得私自扩充军备，贻害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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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该庙执事僧人应由该庙公推道高德重者，征求地方军政长官同意后充任之。[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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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派德格县长姜郁文，与西藏代表土颠·觉吉、琼让协商后签订《汉藏协议安置达结僧民办法》，共12条，内容与《善后办法》基本一致，增加了达结堪布“由达赖佛委任之”“达结（大金）寺本庙由汉藏政府派员督率修复”“达结寺所有土地一律发还，自由耕种，按亩纳粮，照章支应乌拉”“西康政府对于该寺与康地各寺同等待遇，同样管辖”“特准留用（枪支）九十支”等具体规定。[130]不料，根据安置办法，大金寺僧众返回后又与甘孜驻军发生矛盾，于6月24日出逃，并在德格抢劫商民财产还杀死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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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康藏双方再次商谈，并于1935年1月9日，在德格签订《安置良善大金僧规约》八条，规定：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负责修建大金寺大殿；大金寺所抢甘陕商人货物及杀毙商人，由藏方负责追赃，并赔命价；大金寺僧人所有枪弹，概缴该寺堪布入库封存等内容。但随后发生“诺那之变”以及红军长征进入康区，该《规约》未能实施。正在解决中的大金白利纠纷被搁置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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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大金寺僧人代表还向中央政府上书，请求恢复大金寺，并强调这是“关系数千僧众之安置，为汉藏团结、边防安宁以及整个西陲佛教之安定”的大事，[131]随后，中央财政部拨给大金寺修葺补助金2万元。这一年，“西康建省委员会”移康办公，“为辑睦康藏、安定地方起见，对于此案极端重视”[132]，开始着手修葺大金寺。当时有不少的大金寺僧人滞留于金沙江西的昌都一带，西康方面多次请求藏方劝其回寺，刘文辉也“致电昌都索康札萨喇嘛，请其转知流散河西之大金寺僧早行返寺。”[133]到1937年1月，已有200多名僧人返回了甘孜大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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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刘文辉着手解决大金白利纠纷，委派章镇中为“西康建省委员会特派调解甘案专员”，11月，章镇中到达德格县后与德格县长兼“康藏交涉坐办”范昌元，大金寺、西藏地方代表汪钦，西康的土司头人，一起开会协商具体办法。经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后，12月30日，康藏代表在德格开会，协商签订了《安置良善大金寺僧规约详细办法》。共有七条，主要内容是：康藏两方当局广为倡捐修复大金寺；朱倭、林冲、骨老隆三村收归县府接管设立一区；藏方发给大金寺僧枪弹，由藏方悉数收回，大金寺留30支枪作为护商之用；大金寺僧所抢甘商货物值银820余秤，减免120余秤，大金寺赔偿700秤，其中，由刘文辉与昌都二札萨各捐银190秤，余下320秤由大金寺负担；抢夺陕商、杀伤甘商、烧毁邓柯官府等赔偿事情宽松处理。该办法签订后，大金寺僧众遵守规约，皆从昌都返回甘孜大金寺，康藏两方军队也撤回。“藏方因本案已告结束，表示满意，原驻金沙江两岸藏军除少数维持交通外，余皆撤回昌都；我军（康军）亦撤回甘孜，双方相见以诚，从敦旧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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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历经十年之后，大金白利纠纷，经过中央多方调解和反复谈判交涉，最终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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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白利纠纷，原本仅仅是15户差民的小纠纷，随着各方势力的相继介入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挑拨鼓动，最终导致了康藏间数年的军事冲突，“康藏失和，国家亦受其累，耗帑巨万，而人民之损失，官兵之伤亡，更无论矣”[135]。同时，也给汉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友好交往带来负面影响。可见，“民族、宗教无小事”，在民族地区，任何纠纷都应该及时解决，否则，小纠纷可能会引发大冲突，解决的难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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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藏边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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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爆发的同时，西藏与青海又起了边界冲突，而且，同样也是由寺院的税收与土地之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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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南部的玉树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藏族部落，其中的“苏尔莽族”与西藏类乌齐地区接壤。在苏尔莽境内有一尕旦寺，属格鲁派寺院，达赖派堪布一名进行管理；附近另有一属白教的德赛寺。在民国初年，尕旦寺依仗达赖声威，横行乡里，强行向德赛寺所属的苏尔莽地区征差，德赛寺不从，便抢收其地的庄稼，德寺与苏寺矛盾激化。德赛寺与苏尔莽民众一起向玉树知事控告，获得胜诉，青海驻玉树部队前往支持德赛寺。尕旦寺不服，就向西藏地方政府求援，达赖令昌都总管桑汪钦布（即噶伦）查办交涉。玉树当局认为，两寺之争属于青海的地方事务，与西藏无关，不予理睬。随后，蒙藏委员会出面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裁撤在青藏边界所设置的税卡，藏方也置之不理。1931年12月，昌都总管阿沛要求青海军队退出苏尔莽等地，由藏军接管。由此，青藏之间也产生边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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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英国方面见藏军在康北大获全胜，新任驻哲孟雄（锡金）行政官威尔（J.L.Weir）前往拉萨，鼓动西藏地方政府乘藏军胜利之威，进攻青海玉树，以实现《西姆拉条约》中的青藏划界。西藏方面看到国民政府处理大金白利纠纷中的妥协态度，便开始积极谋划，在1932年初设立康北军事总管，由仲译钦波欧西洼·土登贡钦负责，并前往玉树做战争准备。3月23日，藏军以保护尕旦寺为名，调集4000余人，向青海玉树苏尔莽地区发动攻击，当时，玉树守军仅有400余人，寡不敌众，在营长战死后被迫后撤，藏青边军事冲突随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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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藏军又占领了囊谦，并围攻结古，而结古也仅有守军400余人，坚守待援。此时，驻防西康石渠、邓柯两地的藏军也向青海进兵，并攻占通天河渡口等要地，切断玉树与西宁之间的交通。蒙藏委员会得到青海方面的报告后，致电达赖喇嘛，请其停止对青海玉树的进攻，但达赖复电表示：“藏兵进占苏、囊两地，能可调停，命刘自干（即刘文辉）办案，藏方前有恶感之仇，恐中藏和好间必起衅端。”[136]可见，西藏地方政府进攻玉树是早有预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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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青海当局也积极应对，一面遣派马训为玉树宣慰使前往结古，同藏军交涉和谈；同时，又调遣马禄骑兵旅与喇平福骑兵团驰援玉树。7月，国民政府提供的步枪1000支、手枪100支、子弹10余万发和通讯器材等先后运到青海，青军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7月14日开始反攻，在歇武、通天河击溃北路藏军，打通了玉树与西宁的交通线；8月2日，解结古之围，27日，收复苏尔莽，9月4日，收复囊谦，进入青海的藏军全部被驱逐出境。9月底，青军乘胜向南进军，攻占了藏军据点当头寺与青科寺，到达金沙江西岸，与康军相呼应，准备一起攻打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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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军、青军节节胜利之际，国民政府再次向达赖发起和平攻势，1932年8月3日，蒙藏委员会致电达赖称：“欢迎藏使与前无异。唐委员调节无效，由琼让宣布中止。政府甚望大师提出和平办法……康藏纠纷极愿调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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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蒋介石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中央决不愿用兵力解决各项问题。但期藏兵不进犯，和平妥商，绝无助川开衅之意。唯迭接各方报告，谓西藏正倾师犯康，添购新械，达赖且将亲出指挥。所报如确，固未谅解中央对藏之好意，兵连祸结，亦徒苦川藏人民。请转电达赖，有何固见，尽可倾诚见告，但属合理要求，中央无不乐于容纳，万勿轻信他人挑拨谣言，趋走极端，徒授帝国主义者侵略之机会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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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康藏、青藏两条战线上的相继失败，使西藏官民大为震惊，“谣言日盛，皆谓川康青联军将直捣拉萨”，一些僧俗官员和军政人员感到与内地大规模交战是失策的。西藏地方政府中也出现分歧，“大有不能一致奉令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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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为稳定人心，召集西藏全体军政官员、各大寺喇嘛、各宗村绅长齐集拉萨，发表演说。同时，通过贡觉仲尼回电蒋介石，响应和谈称，“中藏友好垂告成功，不幸各方破坏无已，枝节横生，甚至四川借端开衅，纠纷莫解”，“蒋委员长俯念川藏人民痛苦，不忍兵连祸结，具仰慈愍为怀，藏人尤深感戴，尚冀始终主持，免纠纷之扩大，予川藏以幸福”。[139]但是，达赖还没有完全死心，1932年8月，“达赖喇嘛在绝望中转而求助于英国人，请求英国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这场冲突。他主动提出同英国订立一个秘密条约，为英国人插手汉藏边界争端提供方便，他还邀请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尔访问拉萨”[140]。9月初，威尔一行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噶伦多次会谈，表明英国政府从财政和外交上考虑，不能对西藏做直接的军事许诺，英国能做的就是在边界问题和谈中充当调解的中间人。英国的态度，让西藏地方政府很是失望，这也是最终促使藏军驻守金沙江以西，不再发动攻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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