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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爆发的同时，西藏与青海又起了边界冲突，而且，同样也是由寺院的税收与土地之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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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南部的玉树地区，分布着众多的藏族部落，其中的“苏尔莽族”与西藏类乌齐地区接壤。在苏尔莽境内有一尕旦寺，属格鲁派寺院，达赖派堪布一名进行管理；附近另有一属白教的德赛寺。在民国初年，尕旦寺依仗达赖声威，横行乡里，强行向德赛寺所属的苏尔莽地区征差，德赛寺不从，便抢收其地的庄稼，德寺与苏寺矛盾激化。德赛寺与苏尔莽民众一起向玉树知事控告，获得胜诉，青海驻玉树部队前往支持德赛寺。尕旦寺不服，就向西藏地方政府求援，达赖令昌都总管桑汪钦布（即噶伦）查办交涉。玉树当局认为，两寺之争属于青海的地方事务，与西藏无关，不予理睬。随后，蒙藏委员会出面要求西藏地方政府裁撤在青藏边界所设置的税卡，藏方也置之不理。1931年12月，昌都总管阿沛要求青海军队退出苏尔莽等地，由藏军接管。由此，青藏之间也产生边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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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英国方面见藏军在康北大获全胜，新任驻哲孟雄（锡金）行政官威尔（J.L.Weir）前往拉萨，鼓动西藏地方政府乘藏军胜利之威，进攻青海玉树，以实现《西姆拉条约》中的青藏划界。西藏方面看到国民政府处理大金白利纠纷中的妥协态度，便开始积极谋划，在1932年初设立康北军事总管，由仲译钦波欧西洼·土登贡钦负责，并前往玉树做战争准备。3月23日，藏军以保护尕旦寺为名，调集4000余人，向青海玉树苏尔莽地区发动攻击，当时，玉树守军仅有400余人，寡不敌众，在营长战死后被迫后撤，藏青边军事冲突随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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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藏军又占领了囊谦，并围攻结古，而结古也仅有守军400余人，坚守待援。此时，驻防西康石渠、邓柯两地的藏军也向青海进兵，并攻占通天河渡口等要地，切断玉树与西宁之间的交通。蒙藏委员会得到青海方面的报告后，致电达赖喇嘛，请其停止对青海玉树的进攻，但达赖复电表示：“藏兵进占苏、囊两地，能可调停，命刘自干（即刘文辉）办案，藏方前有恶感之仇，恐中藏和好间必起衅端。”[136]可见，西藏地方政府进攻玉树是早有预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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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青海当局也积极应对，一面遣派马训为玉树宣慰使前往结古，同藏军交涉和谈；同时，又调遣马禄骑兵旅与喇平福骑兵团驰援玉树。7月，国民政府提供的步枪1000支、手枪100支、子弹10余万发和通讯器材等先后运到青海，青军的军事部署完成后，于7月14日开始反攻，在歇武、通天河击溃北路藏军，打通了玉树与西宁的交通线；8月2日，解结古之围，27日，收复苏尔莽，9月4日，收复囊谦，进入青海的藏军全部被驱逐出境。9月底，青军乘胜向南进军，攻占了藏军据点当头寺与青科寺，到达金沙江西岸，与康军相呼应，准备一起攻打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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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军、青军节节胜利之际，国民政府再次向达赖发起和平攻势，1932年8月3日，蒙藏委员会致电达赖称：“欢迎藏使与前无异。唐委员调节无效，由琼让宣布中止。政府甚望大师提出和平办法……康藏纠纷极愿调停。”[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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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蒋介石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西藏为五族共和之一，无异一家骨肉，中央决不愿用兵力解决各项问题。但期藏兵不进犯，和平妥商，绝无助川开衅之意。唯迭接各方报告，谓西藏正倾师犯康，添购新械，达赖且将亲出指挥。所报如确，固未谅解中央对藏之好意，兵连祸结，亦徒苦川藏人民。请转电达赖，有何固见，尽可倾诚见告，但属合理要求，中央无不乐于容纳，万勿轻信他人挑拨谣言，趋走极端，徒授帝国主义者侵略之机会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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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康藏、青藏两条战线上的相继失败，使西藏官民大为震惊，“谣言日盛，皆谓川康青联军将直捣拉萨”，一些僧俗官员和军政人员感到与内地大规模交战是失策的。西藏地方政府中也出现分歧，“大有不能一致奉令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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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形势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为稳定人心，召集西藏全体军政官员、各大寺喇嘛、各宗村绅长齐集拉萨，发表演说。同时，通过贡觉仲尼回电蒋介石，响应和谈称，“中藏友好垂告成功，不幸各方破坏无已，枝节横生，甚至四川借端开衅，纠纷莫解”，“蒋委员长俯念川藏人民痛苦，不忍兵连祸结，具仰慈愍为怀，藏人尤深感戴，尚冀始终主持，免纠纷之扩大，予川藏以幸福”。[139]但是，达赖还没有完全死心，1932年8月，“达赖喇嘛在绝望中转而求助于英国人，请求英国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这场冲突。他主动提出同英国订立一个秘密条约，为英国人插手汉藏边界争端提供方便，他还邀请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尔访问拉萨”[140]。9月初，威尔一行抵达拉萨，与达赖喇嘛、噶伦多次会谈，表明英国政府从财政和外交上考虑，不能对西藏做直接的军事许诺，英国能做的就是在边界问题和谈中充当调解的中间人。英国的态度，让西藏地方政府很是失望，这也是最终促使藏军驻守金沙江以西，不再发动攻势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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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于10月12日通电全国，希望“拟援应川军渡江会攻昌都。此地若克，康境占地亦完全恢复”[141]，拒绝青藏议和。国民政府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的复杂时局以及英国的强硬态度，未敢接受马步芳的建议，还是希望和谈解决纷争。25日，蒙藏委员会致电马麟、马步芳：“会合川军奠定康境，自在意中。只以外患日亟，中央对藏采取和平，达赖亦有悔祸之意。蒋委员长已电两兄及川、藏三方各守原防，俟达赖遵办，再定和平方案。”[142]同时，民国政府为让西藏地方政府放弃依赖英国干涉的幻想，12月29日，蒋介石致电达赖喇嘛“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现为国民政府时期，绝不允他人插手干涉。吾望一如既往，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团结一致”，[143]断其依赖英国的幻想。青藏之间的和平谈判，遂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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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10日，西藏、青海在青藏交界的巴大唐签订了《青海西藏和议条文》，共有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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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本属一家，和好久矣。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内，即藏历岁次壬申，以尕旦寺问题双方驻军误会，以致引起纠纷，妄开战端。事后双方军队首领鉴于国难方殷，何遑自讧，乃各派全权代表休战议和，重修旧好，订立和议条文。青藏两方各执一张，以资遵守，而昭来兹。从此青藏和睦如前，西藏国防巩固，国家幸甚，边民幸甚。恐后无凭，立此合同条文，永远存照。计开和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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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尕旦寺管理寺院之堪布，由该寺众僧内自行推举后，准达赖大佛加委，堪布权力照旧，以崇教为范围，不准干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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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青科、当头两寺宗教权，准归作巴照旧管理，惟该两处双方均不得驻扎军队，以免因接壤而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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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和议条约成立后，藏方即先行撤兵，青方于藏方撤退十四日后即继续撤兵。双方除原驻军额外，其余限一月内完全撤退。兹后青藏两方各守疆土，不相侵犯。如藏兵侵略青海境界，有藏方昌都、巴宿、类乌齐、三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侵略西藏境界，有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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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藏方官兵如有变归青方，或潜逃青方者，青方不得收留袒护。青方官兵如有变归或潜逃藏方者，藏方亦不准收留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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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双方对于宗教寺院一概极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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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青方如有坏人、罪犯等逃避藏方者，藏方无论长官、民众均不得袒护隐藏。藏方如有罪犯、坏人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例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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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青海对于西藏商民须极力保护，西藏对于青海商民亦须极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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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所有青方俘获藏方之官兵，在条约签字成立后，青方即完全缴归藏方。[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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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签订后，青海政府经蒙藏委员会呈报行政院，11月10日，行政院批复道：“订立此项和约，系为免除战事，维持边地治安起见。所订条文八项，对于宗教权之限制，商民等之保护，均有详细规定，其余各条亦均妥适，自应准予备案。”[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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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插手，地方割据势力遍布中国，各省陷入混乱之中。川青康交界之处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百数十县，悉为军人所分据，此疆彼界，不能统一”。[146]第三次康藏军事冲突，以及随之爆发的青藏边军事冲突，是内地省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争端，其性质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尽管英国一直在其中多方干涉，但不同于第二次康藏军事冲突时，请英国台克满为“调停人”来解决纷争。在这次军事冲突中，西藏地方、西康和青海方面都请示民国政府调解，并且坚决反对英国的“调解”。由此看出，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管辖治权逐渐加强。此次军事冲突，又恰逢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之际，国民政府审时度势，力排干扰，一面军事压制，一面和平谈判，最终和平解决了争端，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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