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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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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设办公处于南京、北平、西康三处，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当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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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藏对于中央有无其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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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侵略守土之故，目前只希望中央接济军械，以后谋地方安全，如有所需，再当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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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中除对班禅返藏问题还有异议外，其余各条与达赖前面拥护中央的表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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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8日，贡觉仲尼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正式商讨西藏驻京办事处的设立问题：“去年奉命赴藏所携《中央询问八款》，均经达赖一一陈复。其中关于设立京办公处一节，亦经达赖见诺，并拟同时成立驻平、驻康两办公处。其经费如何拨给，请速呈国民政府训示。”[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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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10日，贡觉仲尼呈文蒙藏委员会，转报达赖的谕令：“兹派棍却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派曲批图丹为西藏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巫明远为副处长；派降巴曲旺为西藏驻康办事处处长，楚臣丹增为副处长。”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成立西藏驻京、驻平、驻康三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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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国民政府批准通过了《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共18条。其中规定，“本处秉承达赖大师意旨，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办理关于西藏在京应行接洽事宜”；“本处置处长、副处长各1人，由达赖大师选任，呈由蒙藏委员会核转备案”；本处设秘书室与总务、会计、宣传、交际4科，“置主任秘书1人，汉文秘书1人，藏文秘书2人，秉承处长掌理秘书室事务”等。[171]同时也公布了《西藏驻平办事处组织大纲》16条、《西藏驻康办事处组织大纲》16条，其组织原则与《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相同，唯仅设秘书室与总务、会计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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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驻京、驻平、驻康三个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内地有了正式的办事机构，这就构架起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沟通联络的桥梁，有利于双方互通信息、加强联系，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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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政府派代表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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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委派贡觉仲尼入藏慰问的同时，还先后派遣了刘曼卿、谢国梁、谭云山等为“赴藏专使”，前往西藏调查慰问，试图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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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赴藏专使”刘曼卿前往西藏调查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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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曼卿，藏族女杰，藏名雍金，1906年生于西藏拉萨，其母为藏族，其父刘华轩为汉族，在清末担任驻藏大臣文书。民国初年，西藏拉萨动乱后，刘华轩举家经海路回北平，刘曼卿就读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遣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到南京拜见蒋介石，刘曼卿担任翻译，她以流利的藏、汉语翻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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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刘曼卿上书蒋介石，呈请前赴康藏调查，“汇记成册，以供政府之参考，但求事实上之成绩，不计名义之有无”[172]，以供政府解决藏事之参考。国民政府准请，并委任她为“赴藏专使”，派文官处书记、藏族人孔觉江村为西藏调查员，与其同行。7月15日，年仅24岁的刘曼卿和一名藏族随从离开南京，沿长江而上，8月到成都，27日抵达打箭炉（今康定），经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于1930年2月1日抵达拉萨。由于当时有亲英派官员的阻挠，刘曼卿没有马上见到达赖喇嘛，她便在拉萨寺院与群众中，广为宣传五族共和与中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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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刘曼卿在拉萨“第一次见达赖喇嘛”，双方在罗布林卡用藏语交谈，达赖对其万里奔驰之辛劳与精神表示嘉许。随后，刘曼卿先后拜访了擦绒、司伦、四大噶伦、藏军总司令顾问龙夏，还前往三大寺敬香，参观兵工厂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宣传活动。5月25日，刘曼卿“复见达赖”，谈到了诸多政治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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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达赖喇嘛称：“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与藏以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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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康藏边界纠纷问题。达赖喇嘛称：“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兄弟阋墙，甚为不值”；“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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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西藏与英国的关系问题。达赖喇嘛称：“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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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班禅问题。达赖喇嘛称：“吾与班禅原有师弟之谊，决无若何意见，闻渠近日旅居蒙古，想亦有不适之苦，吾至以为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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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怀，向中央输诚，倾心明显，也看清了英国的侵略本质，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明确地表达了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中国的态度。这与他通过贡觉仲尼向国民政府通报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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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7日（藏历三月二十九日），刘曼卿在达赖为其选定的吉祥日期离藏，经印度海路，返回内地，7月25日到达上海。8月7日回到南京，呈交达赖给蒋主席的信函和礼物。刘曼卿此次入藏，了解了西藏上层的基本动向，宣传了中央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沟通了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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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使”谢国梁、谭云山在西藏的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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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被联豫调赴西藏，训练西藏土兵。川军入藏后，谢国梁在战事上的优异表现，甚为联豫赏识，屡次上书为其请奖。1911年6月，统带硕洛边三路“番兵”，参与征伐西藏东部波密土著部落的战争与拉萨川军变乱，与十三世达赖、擦绒等西藏上层关系友善。1913年，谢国梁为洗清所谓“降番”（即担任藏军指挥之职攻打钟颖部）的不白之冤，坚持要求经甘肃回京，后任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始终致力于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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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梁回京后，建言献策，并身体力行，以求改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他多次撰写藏事条陈呈报中央，如：1916年11月29日《谢国梁藏事条陈》；1920年5月14日《谢国梁规划西藏条陈》，1920～1921年《藏事略述》，1925年2月8日《班禅被逼出走后规划西藏条陈》，1929年9月11日《谢国梁关于解决及研究藏事几点意见致阎锡山呈》。这些政事建议，反复呼吁规划西藏的重要性：西藏为中国领土，若失藏则五族去一，不符共和实际，川滇甘新亦难巩固。此外，谢国梁还阐述了处理西藏事务的各种要素和方式。1929年5月，孙中山奉安典礼时，谢国梁在北京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棍却仲尼（贡觉仲尼），联络感情。8月，谢国梁陪同棍却仲尼、楚称丹巴赴京，棍却仲尼表达了达赖无亲英之事，不背中央，愿与班禅和好之意。9月，谢国梁建议政府特别优遇棍却仲尼，以期最终解决藏事。此外，谢国梁在中尼纠纷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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