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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因荣赫鹏率领英军入侵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达桑占堆闻知其师父跟随达赖一同出走后，便前往追随，一路上，因其聪慧敏捷，甚得达赖喇嘛的喜爱。到1909年，达赖回到拉萨时，达桑占堆便已经成为其近侍和亲信了。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又是达桑占堆一路护驾，才使达赖安全到达印度。为此，达赖更加器重他，提拔他为亲信侍卫。1913年，达赖从印度返藏之后，令达桑占堆还俗，并入赘到擦绒家族。之后撤销了当时的擦绒·旺秋杰布藏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达桑占堆为藏军总司令，遂继承擦绒的家产，更名为擦绒·达桑占堆。1915年，又任噶厦的噶伦兼藏军总司令，因为有达赖喇嘛做后台，擦绒·达桑占堆也达到了他权势的顶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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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为了在康区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抵制尼泊尔的入侵，在英国的帮助下，实现西藏摆脱中国而独立，擦绒·达桑占堆在英国人贝尔的支持下，提议征召新兵，将藏军扩大三倍，直接引发了藏军代本团、西藏三大寺和噶厦中内向祖国的亲中央派三大集团之间的矛盾。1921年，当征军建议提交官员大会讨论时，各大寺院集团强烈表示反对，达赖喇嘛又认为擦绒·达桑占堆的征军计划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官员大会决定，征军按每年新增500～600人的进度进行。这与擦绒·达桑占堆的征军计划相去甚远，因为照这个速度需要20年才能完成征军计划。在接下来的官员大会讨论提高军队新设代本的会议上，一些人企图剥夺全部藏军代本的代表权，激怒了藏军代本，他们向官员大会提出声讨，却遇上擦绒的对手龙夏，并被龙夏利用。而且，在一些反对藏军的人略带诽谤地向达赖喇嘛的汇报之后，也再次引起了达赖对擦绒的警觉。总之，在这次官员大会事件中，藏军是失败者，擦绒·达桑占堆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影响。但在1922年，在达赖与哲蚌寺的冲突事件中，擦绒·达桑占堆调集几个藏军代本团忠实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又使擦绒和藏军重新得到了达赖喇嘛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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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年，藏军新增代本团，购置武器，给那些一直企图为难藏军，抹杀达赖对擦绒·达桑占堆的信任的人提供了机会。1924年，拉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事件，在藏军和西藏地方新建立的现代警察部队的冲突中，一名警察被打死。在各种压力下，擦绒·达桑占堆为了保住藏军，决定处罚在冲突事件中犯罪的士兵。但却因他在处罚士兵时，使用了早已被达赖喇嘛禁止的割耳、斩腿等酷刑，再次为他的对手制造了机会，并最终导致他本人被免去藏军总司令的职务。1930年，擦绒·达桑占堆又因藏军向达赖喇嘛呈送请愿书，请求宽恕他的罪行的事件被免去噶伦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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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擦绒·达桑占堆被免去了藏军总司令和噶伦的职务，但达赖喇嘛对他还是宠爱有加的，给他保留了札萨的头衔，并任命他为查希造币厂的负责人。“札萨”又称为“札萨克”，它与“台吉”等称谓都出自满语，是清朝皇帝赐封给蒙古和西藏上层人士的职衔。“札萨”为四品，但不是具体职务，十三世达赖喇嘛虽免去擦绒·达桑占堆的军职，但又赋予造币重任，足见对他的重视。1933年夏，擦绒·达桑占堆离职休假，1934年，他又返回拉萨，加入新的权力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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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析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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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38年，曾一度背离中央，奉行两面方针，但是他始终没有彻底背离中央，始终坚持维护西藏地方的主权，没有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在多年的鉴别后，达赖幡然醒悟，决定不背中央，抵制英印的渗透，在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达赖应是功大于过。同时，达赖出走印度后，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回藏后，积极谋求西藏地方的发展，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多数革新人物的好评，也遭到一些保守人物的非议；但是，在处理西藏内部事务问题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迫使九世班禅出走，使得英印势力得到趁机离间的机会；后来又挑起川青藏边界的战事，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最终，还是不再听从英人挑唆，顾全大局，停止了藏军东扩，听候中央裁决，并开始接待中央派员，表达内倾意愿，先后派人参加民国政治活动，从而保住了西藏地方在国家政治一统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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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亥革命以前，抗英仇英，坚决维护中国西藏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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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自1895年亲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政治上的总态度，是在清政府及驻藏大臣的帮助下，坚持抗英斗争，维护中国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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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妥协和驻藏大臣升泰的走狗行为，不顾隆吐山的归属，一再令藏军不准设防、抵抗，强令藏军撤军，清政府以升泰为全权代表，于1891年，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殖民者借此正式吞并锡金，侵占了中国西藏的日纳、隆吐和则利拉等地。后来，双方又就通商、游牧等事宜展开谈判，1893年，经过近三年的谈判，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主要内容是西藏开放亚东，五年内免除一切进出口税，允许印茶于五年后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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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亲政，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领导者，拒绝对英妥协，当然也不满清政府对英妥协。他拒绝履行中英间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并说英人要求通商是他们惯用的欺骗行为。他主张抗英，说“强敌欺凌，议和非计”，与清政府对英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根据《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899年即应允许印茶入藏。为此，清政府在1898年便电令驻藏大臣，命其做好西藏上层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开导藏人。达赖喇嘛表示他无法执行这样的协议，并直接向清政府就英国入侵以来的各项问题提出控诉，其中包括在第一次抗英斗争中，清政府和驻藏大臣一再严令不准对英用兵，对英妥协，导致抗英斗争失败；英国吞并锡金；印茶即将入藏；英人越境通商，免纳税收；驻藏大臣罔顾西藏情势，挪用公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的陈述被清政府全盘否定，为了坚持抗英，他开始与俄国修好，派专使德尔智出使俄国，试图联俄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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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1904年，英军发起了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清中央政府一再严令藏军不准抵抗，驻藏大臣与英军议和。在清朝惧怕英国的情况下，西藏僧俗一致起誓，坚持抗英，表示“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20]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西藏官兵说：“英人一向狡诈，对他们应该采取或文或武的方式，都要以不失我领土而尽心竭力”[21]。同时，面对英国军队的蛮横进攻，一面组织大小寺庙开展各种佛法活动，寻求神力退敌、降敌之策；一面组织藏军抵抗英军的入侵，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江孜保卫战，藏军在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苦战三个多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寡不敌众，江孜陷落。英军开始向拉萨进军，达赖喇嘛向驻藏大臣和清政府发出抗英请求，但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在清政府的谕令下，再次要求藏军放弃抵抗，并对噶厦说：“英军即将达到拉萨，为安全起见，必须马上撤出沿途的所有武装部队，做好迎请英军进入拉萨的一切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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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织的抗英斗争失败，其抗英请求被清政府和驻藏大臣拒绝，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向拉萨开进。荣赫鹏在进军拉萨之前，提出要直接与达赖喇嘛谈判，这让达赖喇嘛意识到，如果与荣赫鹏谈判，将被迫接受英方条件，给西藏政教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与英国侵略者谈判和签署条约，甚至沦为侵略者的人质，达赖喇嘛于7月紧急出走内地。他计划到北京向大清皇帝面呈一切，在大清皇帝的保护下，切实维护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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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紧急出走内地，先期计划是出走库伦，利用库伦北临俄国，南望北京之地理优势，一方面，争取取得俄国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另一方面，同在北京的大清朝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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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8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仁寿殿分别接见十三世达赖。[23]达赖本想向清政府请求获得直接上奏的权力，并支持他抗英。而清政府却坚持藏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上奏大清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时，清廷还想借机留居达赖于内地，以便在西藏推行改革，整顿西藏政务，加强和维护中央政府的在藏主权。达赖请求无果，便利用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之际，提出返藏，清廷只好应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觐见皇帝后，大失所望地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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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奉行两面方针，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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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四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清廷的拒绝也影响着他的政治立场。达赖的亲信德尔智的积极活动，使他开始对获得俄国的支持怀抱幻想，有联俄抗英之意。达赖留居内地期间，清廷派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积极整顿西藏，命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以图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在达赖返藏的同时，清廷又命川军入藏。这些活动都对达赖喇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清政府不守信约，是以强欺弱的行为。而英国在荣赫鹏入侵拉萨后，开始改变侵略策略，由武力入侵转而采取政治手段，拉拢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势力。这又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萌生联英的念头，尤其是英使朱迩典的“8·17备忘录”出台以后，达赖的政治态度转变巨大，“联英制汉”的思想开始形成。尽管如此，悠久的历史又使他不愿彻底与中央政府决裂。因此，返回拉萨后，他开始奉行两面方针，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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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12日，钟颖统帅的川军进入拉萨，突然发生意外，川军开枪击毙了一名西藏巡警和一名大昭寺喇嘛。随即，川军又向大昭寺开枪，造成拉萨混乱，达赖恐遭不测，出走印度。途中，他对英国人贝尔说：“为了请求英国政府帮助我反对中国人，我来到了印度。除非英国人干预，中国将霸占西藏，压迫西藏；她将摧毁那里的佛教和西藏政府；将通过中国的官吏统治这个国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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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印度之后，在与英印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会谈中，达赖喇嘛向英印官员述说了自己的困境，并请求英国帮助他消除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谋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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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同英国的僵局，应归罪于中国。……现在清政府在拉萨的驻藏大臣不顾中国皇帝和慈禧太后做出的关于我的权力不会受到干涉的诺言，已清楚地表明他要剥夺我们西藏人的一切权力。按照目前的条约，西藏人有权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我提请你注意，我们这种权力不能让人剥夺。我还要求消除中国在西藏的影响，以便使我的地位能够恢复到五世达赖时代那种情况，五世达赖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君主，中国军队应该撤离西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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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末川军入藏并造成混乱，是达赖喇嘛政治态度转向的直接诱因。而达赖出走后，清政府错误地革除其名号，取消其世俗权力，则直接把他推向英国人一边。英印政府又对达赖大肆笼络，最终，促使达赖由“仇英、抗英”走向了“联英自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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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达赖尚未返回拉萨时，便自噶伦堡发出了“驱逐汉军”的命令：“拉萨全体汉藏民众知晓：驻藏的汉军官兵因粮饷断绝，内部争抢严重。他们提出如果解决粮款盘缠即可返回，并具保结，他们已领到银两十万多。对有秩序返回的人员要给以驮畜行装等帮助，使他们顺利返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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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英国的影响下，达赖又宣告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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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及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供给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惟汉人官吏、军队，犹欲任意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之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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