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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23 同年4月,朱绣等离藏回甘,临行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筵礼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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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25 这些史料说明达赖既亲英,又不背离中央,对中央政府奉行若即若离的两面方针。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英,正如他自己所说“非出本心”。自从达赖出走印度,英人就不断对他加以笼络,煽动“西藏独立”。但在长期的接触中,达赖喇嘛发现英国并不可靠,因为其侵略野心已日益暴露。但当时的情势下,英国侵略势力咄咄逼人,中央又鞭长莫及,为了维持西藏政教大业,他只好暂时依附于英国。而他又不希望西藏的政教大业落入英国人之手,因此,他同时保持着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将历史上汉藏之间悠久的政治统属关系说成是供施关系,并以此与中央保持一种半独立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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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27 (三)人生暮年,幡然醒悟,倾心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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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29 正如吴忠信所说:“第十三辈达赖晚年,感于英人对藏之步步侵略,及经尼泊尔大举攻藏之役后,更了然于英人野心之所在,遂渐次觉悟,非拥护中央不足以图存。”[36]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边疆问题上,仍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深感欣慰,“立即派驻五台山的堪布洛桑巴桑通过蒙藏院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面交其亲笔信”[37],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第一时间向南京国民政府表达了他的内向之心。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张学良又在东北改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形势上的统一,使达赖喇嘛认识到,只有拥护中央政府,才会给西藏地方政教大业带来光明前途,内向之心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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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31 1924年奉命出任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堪布的贡觉仲尼,原为色拉寺麦扎仓喇嘛,后成为推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恢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达赖事略》中也说,达赖“实未尝一日忘情于中央,恒思乘机恢复旧有关系,以符五族共和建国之真谛也。……民国十七年……即遣代表持文入藏慰问,达赖固自喜出望外,私幸宿愿可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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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33 1929年5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代表他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8月,贡觉仲尼代表团晋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称奉达赖喇嘛之命,声明三事:“(一)达赖并无亲英之事,其与英国发生关系,不过系因英藏壤地毗连,不能不与之略事敷衍耳;(二)达赖仇华亦属误传,民六、民九、民十三达赖均有派员来华,并发护照,内中言明中藏亲睦,现有护照可证;(三)达赖、班禅感情素惬”[39],转达了达赖喇嘛的内向之心。同年9月,贡觉仲尼等又多次向中央政府转达达赖喇嘛的内向之心和诚意,6日“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8日“该三人反复申叙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班禅归藏,意态甚为诚恳”;10日“向主席声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一,达赖确实原(愿)输诚中央。二,诚意欢迎班禅回藏。三,将来行政系统、军政、外交归中央办理,并派遣驻藏长官;藏人有充分自治权。……五,森姆拉草约原系藏人主张,将来达赖可声明由中央主持解决,则英人方面自难籍口。”[40]从达赖喇嘛派员连续上陈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可以看出其恢复与中央关系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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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35 9月15日,中央政府决定派遣贡觉仲尼为“赴藏慰问专员”入藏慰问,以联络感情,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贡觉仲尼携带蒋介石致达赖信函、蒙藏委员会起草的《解决西藏办法》等于12月启程赴藏,1930年2月到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令西藏文武官员率队迎接,甚为隆重。当蒋介石信函及赠品分别赠送达赖时,达赖倍感欣悦。贡觉仲尼在藏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召见他并约谈数小时,表示要遴选大员随同进京报告藏情,加强汉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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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37 1930年1月,中央政府机构的书记官刘曼卿女士到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两次接见,面告刘曼卿,“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相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41]。5月,国民政府再次派遣谢国梁、谭云山入藏慰问。谢国梁不幸途中染病去世,达赖安排藏军列队迎接谢国梁之遗体进入拉萨,并命依照汉族人丧制安葬,同时诵经三日。12月,谭云山谒见达赖喇嘛,“达赖极为喜悦,除对云山私人恳恳安慰外,并极表示倾向中央之意”[42]。这些史实都表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内向之心和他对英国侵略者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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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39 1930年,达赖又派雍和宫札萨和驻京堪布卓尼罗藏娃等出席蒙藏会议;而后,任命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赴京任职,筹备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以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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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41 1931年2月10日,贡觉仲尼将十三世达赖喇嘛关于设立驻京、驻平、驻康等办事处的谕令呈文转报蒙藏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以贡觉仲尼为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23日,蒋介石准予备案,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驻平办事处和驻康办事处成立,成为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主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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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43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努力,使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日益缓和,尽管他于1933年12月17日圆寂,但仍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圆寂之后,中央致祭专使黄慕松及其使团能够顺利入藏,并就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成功留下专使行署人员继续交涉;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等,也部分得益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为恢复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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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45 (四)推行新政,促进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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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47 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处时代正是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经历了英国侵略者的两次入侵。在他当政的时代,清政府又实行民族歧视。他本人被迫两次出走,清政府则两次革除其名号,取消其权力。第二次出走印度,使他对英国等欧美国家先进的资本主义有了认识,并从中看到了西藏的落后,从而萌发了改革西藏,推行新政的思想。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便开始着手在西藏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教育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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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49 政治上,他改组噶厦,设司伦一职,位居噶伦之上。应该认识到,他这种做法违背了历史定制,这种未上报中央政府批准,视中央的权威于不顾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规定四噶伦由一名僧官和三名俗官组成,僧官出任首席噶伦,提高僧官的权力。经济上,成立造币厂,抵制外来货币,发展西藏金融业;兴建发电站、邮政局和电报局,组织开采金矿,种植茶树,尝试在西藏兴办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兴企业;同时,在西藏进行税制改革。军事上,组织编练新式藏军,在军队编制上抛弃汉制,采用西方新式编制;派遣青年军官等出国学习,聘请英、印军官训练藏军,在江孜筹备新式军官学校;从英国、印度和俄国等地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宗教上,进行寺庙改革,强化寺规教纪,于1913年颁布了《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要求所有寺院善从传统,齐心协力,发扬佛教;所有僧众潜心习发,严格遵守寺院清规戒律。下令严除僧众恶习,规范寺院格西考试。教育上,一面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一面在西藏开办新式学校,如江孜英语学校、英藏文化学校、亚东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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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51 达赖在西藏实施新政,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加强其自身的权力。但是,新政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在西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经济、军事和教育上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启了西藏地方经济的近代化、军事的近代化和教育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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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53 四 土登贡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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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55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关于由谁来执掌政教大权的问题,西藏地方官员大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因此,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悄悄展开。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坚赛·土登贡培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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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57 根据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的相关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土登贡培本人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积极投入权力斗争中,但他却在暗中隐蔽地行动。达赖圆寂的当晚,他就向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噶厦官员交出达赖喇嘛住所的钥匙,并说:“自己尽最大努力侍奉了达赖喇嘛,但未受教育,没有学到宗教文化知识,因而打算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到寺庙去当喇嘛。”[43]这实际上是贡培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时,也试探在没有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其他官员的态度。但因为土登贡培还掌握着一个仲扎代本(团)的武装力量,司伦朗顿等人不敢贸然从事,并没有接受贡培交出的钥匙。之后,贡培仍然和往常一样参与政教事务和噶厦的重大决议,还试图使噶厦接受他提出的驻扎在拉萨的所有军队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进献武器的建议。而且,真实的意图则是,通过进献武器,显示自己的实力,巧妙地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同意由他来主掌政教大权,尽管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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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59 但是,当官员大会面对三派的激烈争论而未形成决议时,各派以及其他企图夺取政教大权的人物开始在暗中展开斗争。土登贡培的最大政敌龙夏·多吉次杰[44]与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结成政治联盟后,便在幕后操作,首先对土登贡培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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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61 龙夏首先在暗中争取三大寺的支持,在争取到三大寺的支持后,便开始制造舆论,说达赖喇嘛死因不明,可能是有人谋划犯罪,鼓动三大寺向噶厦提交意见书,要求调查达赖喇嘛的死因,其矛头直指土登贡培。“龙夏本为亲英派重要分子,当时充任孜本,暗向藏局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另组政权,并嗾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午(舞)弊”。[45]随后,三大寺主持和一些寺院的代表组成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提出质疑,并要求噶厦尽快召开官员大会进行调查。决议书中说:“直到达赖喇嘛临终之时,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经病魔缠身,所以西藏民众要求得到达赖喇嘛死于自然原因的证据。应当对下列问题进行调查:达赖喇嘛当时的医生是谁?给他服了什么药?什么时候服的药?”他们“要求尽可能快得召开一次‘官员大会’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求额外增加一些代表出席”[46]。这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后,很快就转到司伦朗顿·贡嘎旺秋那里,司伦和噶厦均认为,这将是削弱土登贡培势力的一次绝佳机会,因此,同意了三大寺所提的要求,组织召开官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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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63 在官员大会上,土登贡培被押解到会场审问,对官员大会提出的问题,土登贡培申辩说:“他是完全遵照‘乃穷神’的旨意献的药,绝无违医行为。在达赖喇嘛病情恶化时,曾多次准备汇报噶厦,但达赖喇嘛指示不允,他恐怕噶厦得报会惊动全体僧俗官员,都来进献‘永安’礼物,这会影响他不能安静养息,反与病情不利。”[47]“当佛座从玻璃窗看到甘丹寺卸任法主和噶厦几位负责人前来卧室时,立即指示我‘不要让穿黄缎子的那些人进来,把他们送走’”[48]。“达赖喇嘛于水猴年(1932年)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就曾说他没有多少年头管理政教事务了,即是说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因此,对他的去世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至于达赖喇嘛临终前的情况……起初都认为他患的是常见病,因为达赖喇嘛容易感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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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65 但是,官员大会和三大寺并不接受这些申辩,认为他罪大恶极,必须严惩。大会主持人说:“今天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你土登贡培态度十分傲慢,不仅不鞠躬脱帽,而且不愿如实招供,毫无认错之意,不知你有何后台。今晚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彻底招供!”[50]三大寺组成的代表团则提议说:“土登贡培无视大会威严……根本没有认错的样子,肯定他还有什么仗恃!既然如此,非将他逮捕不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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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67 龙夏认识到,光依靠官员大会是无法彻底摧垮土登贡培的,因为贡培控制的仲扎兵营是西藏最精锐的军队,要打垮土登贡培,至少也需要仲扎兵营保持中立,不为土登贡培所用。这样,龙夏便派人到仲扎兵营的中级军官中劝说,“土登贡培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一身都耗费在军队中是很不公道的,现在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煽动士兵逃跑,并暗示说“这一行动在政府当中有重要人物支持”。[52]仲扎兵营的士兵本就是土登贡培招募贵族子弟组成的,他们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劝说,随即“举行集体游行请愿,要求噶厦允许他们回家,终生不再服兵役”[53]。之后,士兵们在举行了一次会议后,离开了他们的驻地,一位低级军官意识到,这将会发展成一次兵变,便通知了正在召开官员大会审问土登贡培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龙夏·多吉次杰的操纵下,噶厦很快控制了这次兵变,下令所有参加兵变的士兵不能以任何理由返回原驻地,如有违令者,立即击毙。这样,仲扎兵营被迫解散,土登贡培失去了权力支撑。在第二日官员大会的审问上,尽管很多人认为惩罚土登贡培的证据不足,并为他辩护:“迄今为止,西藏人民只是听说达赖喇嘛圆寂了,而没有听说有人杀害他,既然你说达赖喇嘛是被杀害的,那么你就有责任拿出你的观点的证据”[54],但官员大会还是以“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为由将土登贡培逮捕,关押于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同日,官员大会还逮捕了贡培的父亲扎西,没收了其亲属的财产。医生强巴和乃穷神等也都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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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69 在关于如何处置土登贡培的问题上,官员大会发生了一些小分歧,有人坚持对贡培处以断肢的酷刑,有人认为应处以死刑,但大多数认为官员大会指责土登贡培谋害达赖喇嘛的证据本身就不充足,最后也只能判其“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的罪行,应从轻处罚。因此,官员大会最终判决将土登贡培“流放”。噶厦将该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藏族送鬼节这天确定为土登贡培等“罪犯”流放的日子,红极一时的土登贡培,就这样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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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75471 土登贡培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斗争的第一回合。土登贡培因为没能合理利用支持者们对他的支持和自己所掌控的仲扎兵营,被龙夏·多吉次杰的阴谋打垮。而龙夏则势力膨胀,积极展开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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