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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亥革命以前，抗英仇英，坚决维护中国西藏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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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自1895年亲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政治上的总态度，是在清政府及驻藏大臣的帮助下，坚持抗英斗争，维护中国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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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妥协和驻藏大臣升泰的走狗行为，不顾隆吐山的归属，一再令藏军不准设防、抵抗，强令藏军撤军，清政府以升泰为全权代表，于1891年，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殖民者借此正式吞并锡金，侵占了中国西藏的日纳、隆吐和则利拉等地。后来，双方又就通商、游牧等事宜展开谈判，1893年，经过近三年的谈判，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主要内容是西藏开放亚东，五年内免除一切进出口税，允许印茶于五年后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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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亲政，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领导者，拒绝对英妥协，当然也不满清政府对英妥协。他拒绝履行中英间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并说英人要求通商是他们惯用的欺骗行为。他主张抗英，说“强敌欺凌，议和非计”，与清政府对英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根据《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899年即应允许印茶入藏。为此，清政府在1898年便电令驻藏大臣，命其做好西藏上层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开导藏人。达赖喇嘛表示他无法执行这样的协议，并直接向清政府就英国入侵以来的各项问题提出控诉，其中包括在第一次抗英斗争中，清政府和驻藏大臣一再严令不准对英用兵，对英妥协，导致抗英斗争失败；英国吞并锡金；印茶即将入藏；英人越境通商，免纳税收；驻藏大臣罔顾西藏情势，挪用公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的陈述被清政府全盘否定，为了坚持抗英，他开始与俄国修好，派专使德尔智出使俄国，试图联俄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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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1904年，英军发起了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清中央政府一再严令藏军不准抵抗，驻藏大臣与英军议和。在清朝惧怕英国的情况下，西藏僧俗一致起誓，坚持抗英，表示“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20]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西藏官兵说：“英人一向狡诈，对他们应该采取或文或武的方式，都要以不失我领土而尽心竭力”[21]。同时，面对英国军队的蛮横进攻，一面组织大小寺庙开展各种佛法活动，寻求神力退敌、降敌之策；一面组织藏军抵抗英军的入侵，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江孜保卫战，藏军在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苦战三个多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寡不敌众，江孜陷落。英军开始向拉萨进军，达赖喇嘛向驻藏大臣和清政府发出抗英请求，但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在清政府的谕令下，再次要求藏军放弃抵抗，并对噶厦说：“英军即将达到拉萨，为安全起见，必须马上撤出沿途的所有武装部队，做好迎请英军进入拉萨的一切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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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织的抗英斗争失败，其抗英请求被清政府和驻藏大臣拒绝，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向拉萨开进。荣赫鹏在进军拉萨之前，提出要直接与达赖喇嘛谈判，这让达赖喇嘛意识到，如果与荣赫鹏谈判，将被迫接受英方条件，给西藏政教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与英国侵略者谈判和签署条约，甚至沦为侵略者的人质，达赖喇嘛于7月紧急出走内地。他计划到北京向大清皇帝面呈一切，在大清皇帝的保护下，切实维护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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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紧急出走内地，先期计划是出走库伦，利用库伦北临俄国，南望北京之地理优势，一方面，争取取得俄国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另一方面，同在北京的大清朝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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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8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仁寿殿分别接见十三世达赖。[23]达赖本想向清政府请求获得直接上奏的权力，并支持他抗英。而清政府却坚持藏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上奏大清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时，清廷还想借机留居达赖于内地，以便在西藏推行改革，整顿西藏政务，加强和维护中央政府的在藏主权。达赖请求无果，便利用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之际，提出返藏，清廷只好应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觐见皇帝后，大失所望地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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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奉行两面方针，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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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四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清廷的拒绝也影响着他的政治立场。达赖的亲信德尔智的积极活动，使他开始对获得俄国的支持怀抱幻想，有联俄抗英之意。达赖留居内地期间，清廷派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积极整顿西藏，命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以图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在达赖返藏的同时，清廷又命川军入藏。这些活动都对达赖喇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清政府不守信约，是以强欺弱的行为。而英国在荣赫鹏入侵拉萨后，开始改变侵略策略，由武力入侵转而采取政治手段，拉拢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势力。这又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萌生联英的念头，尤其是英使朱迩典的“8·17备忘录”出台以后，达赖的政治态度转变巨大，“联英制汉”的思想开始形成。尽管如此，悠久的历史又使他不愿彻底与中央政府决裂。因此，返回拉萨后，他开始奉行两面方针，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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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2月12日，钟颖统帅的川军进入拉萨，突然发生意外，川军开枪击毙了一名西藏巡警和一名大昭寺喇嘛。随即，川军又向大昭寺开枪，造成拉萨混乱，达赖恐遭不测，出走印度。途中，他对英国人贝尔说：“为了请求英国政府帮助我反对中国人，我来到了印度。除非英国人干预，中国将霸占西藏，压迫西藏；她将摧毁那里的佛教和西藏政府；将通过中国的官吏统治这个国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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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印度之后，在与英印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会谈中，达赖喇嘛向英印官员述说了自己的困境，并请求英国帮助他消除中国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影响，谋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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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同英国的僵局，应归罪于中国。……现在清政府在拉萨的驻藏大臣不顾中国皇帝和慈禧太后做出的关于我的权力不会受到干涉的诺言，已清楚地表明他要剥夺我们西藏人的一切权力。按照目前的条约，西藏人有权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我提请你注意，我们这种权力不能让人剥夺。我还要求消除中国在西藏的影响，以便使我的地位能够恢复到五世达赖时代那种情况，五世达赖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君主，中国军队应该撤离西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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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清末川军入藏并造成混乱，是达赖喇嘛政治态度转向的直接诱因。而达赖出走后，清政府错误地革除其名号，取消其世俗权力，则直接把他推向英国人一边。英印政府又对达赖大肆笼络，最终，促使达赖由“仇英、抗英”走向了“联英自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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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达赖尚未返回拉萨时，便自噶伦堡发出了“驱逐汉军”的命令：“拉萨全体汉藏民众知晓：驻藏的汉军官兵因粮饷断绝，内部争抢严重。他们提出如果解决粮款盘缠即可返回，并具保结，他们已领到银两十万多。对有秩序返回的人员要给以驮畜行装等帮助，使他们顺利返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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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英国的影响下，达赖又宣告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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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及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供给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惟汉人官吏、军队，犹欲任意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之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逐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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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西藏独立”，却表示，不再遵从中央之公文，同时，明确宣示驱逐所有在藏中央军队、官员和其他一切在藏的汉族人，并禁止汉族人入藏，“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西方某些人称其为西藏的“独立宣言”是站不住脚的，通观当时清朝覆灭之时，各省通电纷纷直接使用“独立”一词，并驱逐清朝命官和驻军，是那个时代的背景。以此推论，中国南方各省都曾经是“独立国家”，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何况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水牛年文告并没有直接宣告“西藏独立”，所表达的是一种狭隘地方主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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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当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面对北京政府对藏主权的声明，英国再行拉拢其势力，公然干涉中国内政。8月17日，其驻华公使朱迩典发表《五项声明》，即“8·17备忘录”，声称，英国不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不承认袁世凯发布的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的命令，并蛮横地说，中国官员正当行使的对藏权力是占夺西藏行政权限。这再次影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取向，8个月后，即1913年的藏历新年那天，他发出了《新年文告》（又称《水牛年文告》，以下简称《文告》）。《文告》中，否认了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将它说成是供施关系，完全忽视自元以来西藏地方一直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实。他同时还在《文告》中表达了西藏渴望自成一体，不受中央管辖但中央应当给予西藏优待的意思。有研究人员认为：十三世达赖在1913年发布的《水牛年文告》并没有宣告独立的内容，而是对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的表态，《文告》中既未承认又未否认（五族共和），原因在于英国人拒绝让中国政府首任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取道印度赴藏上任，阻断了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直接对话。所以，达赖只好一方面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恢复关系五项条件：“（一）西藏人保有与华人同一之权利；（二）中央政府每年补助西藏500万元；（三）西藏有权许可他国之民开掘矿山，但西藏与英国所结条约当遵守之；（四）西藏有自由训练军队之权，中央政府驻藏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500名以上；（五）西藏官制由中央政府制定之，但西藏政府之官吏，应以西藏人任之。”[29]同时，达赖又派代表赴打箭炉（今康定），与尹昌衡进行谈判，其条件是：“（一）藏民与汉满蒙回四民族一律待遇；（二）藏民自由保守其宗教；（三）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四）有教育及谙汉语之藏民得为华官，而北京中央政府亦得任命汉官赴藏；（五）达赖喇嘛每年津贴费仍得照常。”[30]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时局变动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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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一面与民国周旋，一面又在英人的挑动下制定对策。同年4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与噶伦、三大寺堪布、喇嘛做出了驱逐汉人和“联英制汉”的决议：“（1）由内地来藏之汉人，限半年内一律离境；（2）汉人之为西藏土著者，限一年以内一律出境；（3）三十年以内，藏地不得驻扎汉兵；（4）若民国政府派兵来藏，藏人不能阻止时，即请英人出而制止，并以特别权力，报酬英人。”[31]虽然《文告》和决议都没有明确宣布“西藏独立”，但谋求变相独立，试图依靠英帝国主义对抗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却显露无遗。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驱汉”命令下，所有中央政府官员和在藏驻军被驱逐出藏。同年，达赖喇嘛又开启与中央政府的边界争端，并于3月令藏军围攻江卡、盐井等地的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占类乌齐和三十九族等地，开启川藏边界战事。此后，他又发动了两次康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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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次挑起西藏与川边、青海省的战争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虽然背后有英国政府支持，但并不能以武力达到西藏变相“独立”的目的，所以，他也不敢与中央政府彻底决裂。在此时期，他实行两面方针，在与英印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又不得不维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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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派了西藏地方政府驻京代表和驻京堪布到京任职，选派议员参加国家政治活动。1912年7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动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布写信，请其代为转呈。收到袁世凯的复信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又迅速做出了回复。“当时，北京袁世凯来函表示恢复达赖喇嘛名号。对此做了回复。”[32]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驻京代表因对“共和”有功，还受到了北京政府的嘉奖。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中、英、藏均派出代表参会。会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私下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划定“麦克马洪线”，将西藏分为内藏和外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知道后，就曾问道：“为什么要在西姆拉会议上把西藏分为内、外藏两个部分？”[33]而英国人暗中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分西藏为内、外藏正好是整个会议争论的焦点，达赖喇嘛的疑问说明了他仍然关注西藏的归属和主权问题。会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参加会议返藏的伦钦谢扎予以严厉的训斥，并罢免了其官职，这更是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有损于国家的背主行为十分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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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京政府命甘肃督军张广建筹建入藏慰问代表团，进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交涉，以达沟通感情之目的。张广建选派李仲莲、朱绣等人组成甘肃代表团入藏慰问。1920年初，代表团到达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接见代表团，并详细询问康藏边界之事。“朱绣等抵拉萨，属〔屡〕与达赖、班禅晤谈，感情甚洽。……询以英使在京争持划界一事，达赖不知。”[34]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召集三大寺及四噶伦商讨康藏边界争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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