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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首先在暗中争取三大寺的支持，在争取到三大寺的支持后，便开始制造舆论，说达赖喇嘛死因不明，可能是有人谋划犯罪，鼓动三大寺向噶厦提交意见书，要求调查达赖喇嘛的死因，其矛头直指土登贡培。“龙夏本为亲英派重要分子，当时充任孜本，暗向藏局及三大寺喇嘛活动，反对土登贡培，另组政权，并嗾使新军千人联名呈控土登贡培私组军队，借端午（舞）弊”。[45]随后，三大寺主持和一些寺院的代表组成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提出质疑，并要求噶厦尽快召开官员大会进行调查。决议书中说：“直到达赖喇嘛临终之时，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经病魔缠身，所以西藏民众要求得到达赖喇嘛死于自然原因的证据。应当对下列问题进行调查：达赖喇嘛当时的医生是谁？给他服了什么药？什么时候服的药？”他们“要求尽可能快得召开一次‘官员大会’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求额外增加一些代表出席”[46]。这份决议书提交给噶厦后，很快就转到司伦朗顿·贡嘎旺秋那里，司伦和噶厦均认为，这将是削弱土登贡培势力的一次绝佳机会，因此，同意了三大寺所提的要求，组织召开官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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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大会上，土登贡培被押解到会场审问，对官员大会提出的问题，土登贡培申辩说：“他是完全遵照‘乃穷神’的旨意献的药，绝无违医行为。在达赖喇嘛病情恶化时，曾多次准备汇报噶厦，但达赖喇嘛指示不允，他恐怕噶厦得报会惊动全体僧俗官员，都来进献‘永安’礼物，这会影响他不能安静养息，反与病情不利。”[47]“当佛座从玻璃窗看到甘丹寺卸任法主和噶厦几位负责人前来卧室时，立即指示我‘不要让穿黄缎子的那些人进来，把他们送走’”[48]。“达赖喇嘛于水猴年（1932年）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就曾说他没有多少年头管理政教事务了，即是说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因此，对他的去世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至于达赖喇嘛临终前的情况……起初都认为他患的是常见病，因为达赖喇嘛容易感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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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员大会和三大寺并不接受这些申辩，认为他罪大恶极，必须严惩。大会主持人说：“今天在这样严肃的会议上，你土登贡培态度十分傲慢，不仅不鞠躬脱帽，而且不愿如实招供，毫无认错之意，不知你有何后台。今晚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彻底招供！”[50]三大寺组成的代表团则提议说：“土登贡培无视大会威严……根本没有认错的样子，肯定他还有什么仗恃！既然如此，非将他逮捕不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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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认识到，光依靠官员大会是无法彻底摧垮土登贡培的，因为贡培控制的仲扎兵营是西藏最精锐的军队，要打垮土登贡培，至少也需要仲扎兵营保持中立，不为土登贡培所用。这样，龙夏便派人到仲扎兵营的中级军官中劝说，“土登贡培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一身都耗费在军队中是很不公道的，现在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煽动士兵逃跑，并暗示说“这一行动在政府当中有重要人物支持”。[52]仲扎兵营的士兵本就是土登贡培招募贵族子弟组成的，他们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劝说，随即“举行集体游行请愿，要求噶厦允许他们回家，终生不再服兵役”[53]。之后，士兵们在举行了一次会议后，离开了他们的驻地，一位低级军官意识到，这将会发展成一次兵变，便通知了正在召开官员大会审问土登贡培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龙夏·多吉次杰的操纵下，噶厦很快控制了这次兵变，下令所有参加兵变的士兵不能以任何理由返回原驻地，如有违令者，立即击毙。这样，仲扎兵营被迫解散，土登贡培失去了权力支撑。在第二日官员大会的审问上，尽管很多人认为惩罚土登贡培的证据不足，并为他辩护：“迄今为止，西藏人民只是听说达赖喇嘛圆寂了，而没有听说有人杀害他，既然你说达赖喇嘛是被杀害的，那么你就有责任拿出你的观点的证据”[54]，但官员大会还是以“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为由将土登贡培逮捕，关押于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同日，官员大会还逮捕了贡培的父亲扎西，没收了其亲属的财产。医生强巴和乃穷神等也都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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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如何处置土登贡培的问题上，官员大会发生了一些小分歧，有人坚持对贡培处以断肢的酷刑，有人认为应处以死刑，但大多数认为官员大会指责土登贡培谋害达赖喇嘛的证据本身就不充足，最后也只能判其“隐瞒达赖喇嘛的病情不上报噶厦，私献邪药”的罪行，应从轻处罚。因此，官员大会最终判决将土登贡培“流放”。噶厦将该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藏族送鬼节这天确定为土登贡培等“罪犯”流放的日子，红极一时的土登贡培，就这样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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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斗争的第一回合。土登贡培因为没能合理利用支持者们对他的支持和自己所掌控的仲扎兵营，被龙夏·多吉次杰的阴谋打垮。而龙夏则势力膨胀，积极展开夺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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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邦达多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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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被捕事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一个回合，而邦达多吉事件是第一回合的余波，它是土登贡培被捕事件引发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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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昌家族是西藏昌都芒康地区非常有权势的富商，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与西藏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末叶，该家族就由邦达尼江在拉萨建立起了自己的商号。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该家族也曾给予极大的资助，其长子邦达尼玛因此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执掌藏中财政大权，因此，该家族垄断了西藏的羊毛贸易，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羊毛贸易的代理人。次子邦达养培（汉名罗绍亭）后任西藏亚东总管、亚东商务代办，为西藏对印度贸易的首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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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是邦达尼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是藏军如本，驻防于其家乡芒康，是当地的官员，拥有藏军上千人，为当地的康巴人所敬畏，是财富和权力巨大的如同封建土皇一样的领导者。邦达昌家族是拉萨的富商，他们全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土登贡培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因此，土登贡培被捕就必然引起邦达多吉的系列活动。据史料记载，土登贡培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芒康时，邦达多吉就感到异常悲伤。而后来，当土登贡培在龙夏的幕后操纵下被流放，引发了多数官员和西藏人民的恻隐之心时，邦达多吉就显得有些愤怒了。据夏噶哇说，土登贡培流放那天，“被押解到拉萨街头遭到羞辱时，许多人都含着眼泪，想起了他的保护人、已故达赖喇嘛在世时的情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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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多吉在得到贡培被流放的消息时，又得到另外的消息，说他的哥哥邦达养培也有被捕的危险，在担心和愤怒之下，邦达多吉没有派人前往拉萨求证消息和打听情况，而是请来活佛念经祈福并问卜，但求得的结果却是灾难不可避免，这使邦达多吉决定反叛西藏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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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昌家族本身与康藏驻军就存在严重的矛盾。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动“驱汉”行动之后，西藏地方的官员和军队进驻藏东地区，但是他们对康巴人极为鄙视，通过摊派乌拉差役等盘剥康巴人民，几乎是无恶不做。邦达多吉1935年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秘密报告中就写道，西藏官军“对于民众任意敲诈，凡民有货财，偶为彼等所见，爱则与少数代价而强买之，或竟不与代价而攘夺之，甚至自出微物，伪称至宝，勒令人民出高价收买，违则任意鞭打。面见稍具姿色之妇，无论已嫁未嫁，皆任意奸污。人民对于彼等作恶无处告诉，亦惟敢怒不敢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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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邦达多吉利用康巴人对噶厦和驻康藏军对康巴人剥削和歧视的不满情绪，组织手下藏军和民兵向驻昌都的藏军的一个代本（团）发起进攻，掀起一场武装反叛西藏地方政府的斗争，并力图迫使三大寺向噶厦施加压力，达到斗争合法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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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开始后，邦达多吉率领的藏军很快攻克了藏军代本（团）的司令部，夺取了代本（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和其代本诺郎的私人财产，监禁了僧官土登桑颇。随后，邦达多吉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张贴布告，散发传单，以获取康巴人的支持，表达对噶厦逮捕和流放土登贡培的不满。其布告和传单的大致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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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尸骨未寒就马上惩罚土登贡培，这是非常残酷的行为。贡培曾尽心尽力竭诚地侍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很信任他。这样一位世人皆知的楷模却受到了卫藏[57]政府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不仅使贡培受到侮辱，而且还监禁他，流放他。这表明，卫藏政府是何等的不公正。当卫藏的官员们来到康区时，他们以轻蔑和鄙视的态度对待康巴人，并挖苦讽刺地说：“康巴人的耳朵长在驴子头上”，即是说他们只配受体罚。因此，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政府抱任何希望，我们请求并呼吁全体康巴人团结起来，共同治理自己的家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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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巴人对土登贡培被捕和流放并不那么关心，这则布告虽然使康巴人在思想上认同和理解了邦达多吉的反叛行为和动机，但他们并没有行动起来，形成邦达多吉所期望的全体康巴人的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邦达多吉发动叛乱的目的是创建一个独立于拉萨的康区自治政府，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并呼吁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扶持。“计无所出，情迫不已，为求根本解决起见，只有转向中央呼吁。”[59]但这种明显反叛西藏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但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警觉，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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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噶厦驻昌都的总管扎通在向噶厦报告邦达多吉在康区叛乱事件的同时，派代本协噶林巴和仁岗率领所属藏军向邦达多吉发动进攻。邦达多吉寡不敌众，被迫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巴塘和波密地区撤退。与此同时，噶厦在拉萨下令逮捕邦达多吉的哥哥邦达养培，没收其全部财产，查封其房屋，并致函英印政府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廉逊，请英印政府冻结邦达养培在印度的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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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在信函中写道，最近，我们收到了昌都总管，代理噶伦扎通的报告，大意是说，邦达昌家族之子邦达多吉已反叛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已开始向噶厦进攻，毫无疑问，整个邦达昌家族都与此事有关。您是杰出的大臣，对藏政府对他们的仁慈了如指掌，现在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我们已不可能听任事件的发展，西藏地方政府已将其在拉萨的人员和财产看管起来。他们一直为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着羊毛等贸易，因而他们有一大笔账目要移交。他们已在噶伦堡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因此，我们恳求您，卓越的大臣，请您发慈悲请求大英政府向噶伦堡的英国警察发布命令，要他们把在噶伦堡的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及其财产监管起来，以使那里的钱财不至于流入他人的腰包。我们还将请求您就此事给予全力协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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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廉逊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答复是，不能凭一封信函冻结邦达昌的财产，而应通过提交足够的证据，向英印法庭指控邦达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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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警察奉噶厦之命，准备逮捕邦达养培并查封其家产时，邦达养培的家仆发现了前来的人们，并告知养培。养培一面组织仆人和家臣利用家族的武器进行武装，以从噶厦官员和警察的包围中突围出去；一面与噶厦官员对话，告诉他们自己不知道在藏东芒康发生的事情，且与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联，芒康发生的事情，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不需要查封财产。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名警察爬上了邦达养培家的围墙，一个家臣向他开了枪。这一枪使邦达养培陷入困境，噶厦重新派出军队对其家进行了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入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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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队对邦达养培包围时，邦达养培的朋友们，如帕邦喀强佐（著名的西藏活佛帕邦喀的管家）、郭向巴和察珠昌等，秘密联系，通过暗道偷偷进入邦达养培家中，弄清邦达养培在这次事件中的立场后，加紧与噶厦官员、商人和寺院要人磋商，请他们帮忙向噶厦求情。赤门噶伦是当时噶厦中非常有权势的人物，帕邦喀强佐和郭向巴为了帮助邦达养培，曾几次向他行贿，请求他给予帮助。帕邦喀强佐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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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向巴（贵族、政府官员）单独到赤门家去看望他，并和他商讨这一事件（希望说服他帮助我们），我给了他100秤（rdot shad）藏银作为礼物，向他行贿（skyad rten），并说一定有达成和解的某种方式。当我们出来时，我让郭向巴在那里等我一会儿，因为我还有私事要商量。实际上我衣袋里还装着要送的贵重礼物，于是我走进屋去对赤门说，“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所以不是空手而来的）”，然后把这件贵重礼物放在了他的桌上，随后我竖起了两个大拇指做了一个请求帮忙的手势，并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他随即说：“不用担心，没事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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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帕邦喀强佐又劝说帕邦喀活佛和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卸任赤巴向噶厦为邦达昌请愿求情。“对于一位高级活佛来说，当他已进入了噶伦的行列并得到了与他们自己的地位相当的帕邦喀的职位后，还亲自到噶厦去请愿，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62]请愿表明了他们对邦达多吉事件和噶厦行为的态度。对邦达昌家族来说，是莫大的帮助。帕邦喀活佛对噶厦官员说：“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但是他们应该给予邦达多杰适当的处罚，邦达昌家在拉萨的成员与康区所发生的事情无关，他们是无可指责的。”[63]同时，提醒噶厦在处理邦达昌家族事件时，不但应该考虑他们曾经虔诚、忠心地侍奉达赖喇嘛，还应该考虑到噶厦自身的利益，因为邦达昌家族是西藏地方政府羊毛贸易的唯一代理人，建议他们暂时不要查封邦达昌的全部财产。帕邦喀活佛还就此向噶厦做出担保，说邦达昌会交出他们保存在拉萨的所有武器。噶伦们听取了活佛的意见，决定：如果邦达昌在部分重要人物的担保下签订正式协议，就可以免除对其家族的惩罚，收回查封其家族财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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