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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龙夏改革及其失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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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俗官龙夏·多吉次杰领导的改革运动，既是西藏近代历史上一次具有近代意义的改革，也是十三达赖喇嘛圆寂和土登贡培事件后，西藏僧俗上层权力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最后以改革失败、龙夏失势结束。改革失败和龙夏失势在宣布西藏近代化步伐的停止的同时，也使热振摄政的权力趋于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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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龙夏曾于1914年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率领四名贵族子弟前往英国学习。其间，他除了认真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之外，还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对其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都有所了解。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他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尤其是英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建立起的君主立宪政体，使他产生了崇敬之情，并从中看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落后，以致认为西藏需要自觉地进行改革。回国后，他常常讲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的统一等通过暴力方式完成革命，以及英国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革命的历史。他的儿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说：“父亲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社会制度的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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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回国之后，正值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因而得到重视，据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达赖还曾有意提升他为司伦，这让龙夏看到了在西藏推行改革的希望。但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热振摄政的确认和坐床执政，使他想出任司伦或者控制官员大会的愿望落空，同时，这也意味着他想推进西藏改革的抱负无从实现。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开始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来推动西藏的改革，促进西藏地方的进步和发展。龙夏认为，年轻的热振摄政资历浅薄，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噶厦被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控制，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庸懦无能，听任赤门的摆布，这样的政府是腐败无能和软弱无力的。因此，“他声称，达赖喇嘛空位（摄政掌权）时期政府的无能，贪污腐败和软弱无力，不可能维护西藏现有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20年后当十四世达赖喇嘛执政时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强大的西藏。……一切热爱西藏的官员和寺院领导者有责任采取行动，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尚未找到之前拯救西藏……认真仔细地监督现政府的所作所为”[75]。另外，新政时期部分错误措施，引起西藏僧俗大众的不安，造成的社会动荡，并没有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而消失。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噶厦采取笼络僧俗上层、贵族和寺院集团的措施，“几年内连续实行减税政策，对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无息地贷放或赏给大量的粮食，以缓和矛盾”，造成“库存粮食越来越少，群众不满，在噶厦会议室前贴了‘钱粮盛会’的讽刺标语”[76]。这种矛盾和社会动荡加剧，也是龙夏组织推动改革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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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组织的改革运动，主要目的是仿照英国君主立宪制度，在西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其最核心和主要的内容是取消噶伦的终身制，实行四年一任期，噶伦由官员大会选举产生。如果按此实行，则噶伦就需对官员大会负责，其权力就必将受到官员大会的限制，也就是增强官员大会的权力，削弱噶厦的权力。这对当时尚处于农奴制阶段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来说，无疑是激进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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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样的改革，龙夏必须得寻找支持者和追随者。他首先争取了多数中下级僧俗官员和三大寺少数活佛的支持，组织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吉求贡吞”组织，藏语意思为“求幸福者同盟”。由此，当时有人称为“龙夏运动”。“其核心成员有大秘书俗官江乐金公·索朗杰布（江洛金公）、检察官杰囊巴（杰卡郎巴）、达赖经书官土登根丹（又译孜仲·土丹格登，通称工绌）、僧官来村·扎木苏尔、俗官米日瓦、扎吞巴、噶强·丹巴才旺，以及龙夏的两个儿子茹本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拉鲁·次旺多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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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该组织秘密召开会议，拟定请愿文书，在暗中征求僧俗官员签名。请愿文书的主要内容说法不一，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说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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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政府需要进行一些变革，以改善政府的职能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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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噶厦的所作所为不能令人满意，尤其令人不满的是，赤门噶伦任人唯亲，并且不能主持公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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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说请愿书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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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准予修建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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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尽快寻找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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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全政教宏业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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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还宣布了赤门噶伦许多不公道的事实。[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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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形成后，抄写了一份，由龙夏负责争取俗官签名，丹巴江阳负责争取僧官签名。但丹巴江阳并没有亲自去做，而是派经书官土登格丹（工绌）负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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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中，最早签名的是龙夏的两个儿子和他的挚友，先后签名的有20余人。土登格丹则每天利用官员茶会的机会，向布达拉宫的僧官们散布言论说：“从前有语言讲‘将会出现无顶之佛塔’这预示着现在要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继续将灵塔修建竣工，将会有灾难。我们都是依靠政府恩赏生活的，所以应当为了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使教、政两业不衰败，永远发展而动员起来。”[81]茶会结束后，土登格丹就有意无意地和一两位僧官走在一起，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趁机谈论请愿书事宜。当他们表示同意时，土登格丹便拿出请愿书让他们签字，先后签名的俗官有80余人，这样，100余僧俗官员卷入“求幸福者同盟”中，占到了当时拉萨所有官员的1/5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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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土登格丹先召集所有签名的僧官开会，会上告知他们俗官也加入“求幸福者同盟”，这引起了部分僧官的议论，因为，他们担心俗官的加入会破坏同盟的团结。第二日，所有签字的僧俗官员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议请愿书是否需要呈报给噶厦的问题。会上，僧官和俗官发生意见冲突，争论不休。俗官提出应该在噶厦中增加一名僧官为噶伦，以确保四噶伦中僧俗官员各两名，但僧官表示反对；俗官指责赤门噶伦独断专横，处事不公，僧官也不赞成这种说法。会上，土登格丹还透露，此事已经禀报过热振摄政，但是僧俗官员的争论并没有停止。面对这种争论不休的局面，土登格丹坚持说请愿书应当送呈噶厦，但意见仍未统一，最后形成三派，支持土登格丹的，反对土登格丹的和保持中立的。第三日晚上，僧俗官员们再次开会商议，会上，土登格丹说“昨晚请教了孜仲·旦巴江阳，他同意呈报文书”[82]，随后，向大家宣读了请愿文书，确定由10名僧官和三四名俗官作为代表向噶厦呈报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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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龙夏密友，曾经得到龙夏提拔和扶持的噶雪·曲杰尼玛因不满于只在俗官集团中充当一名普通职员，为接近噶伦赤门·罗布旺杰，在“求幸福者同盟”呈报请愿文书前，向噶伦赤门告了密，“不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还编造了该组织正在密谋杀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在职噶伦等等骇人听闻的谎言”[83]。随后，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听从了洛桑格登的建议，也向赤门禀报了龙夏运动。赤门得到消息后，起初非常惊慌，立即禀报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热振摄政，要求逮捕龙夏。经过商议，热振摄政和司伦决定在龙夏实施改革行动前将其逮捕，为确保成功，让赤门噶伦以性命安危为由到哲蚌寺寻求保护，以促成哲蚌寺在整个事件中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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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求幸福者同盟”按照事先确定的时间，向噶厦呈报请愿文书，当日，噶厦命令军队戒严。当龙夏发现赤门离开拉萨之后，曾试图通知前去呈报请愿文书的僧俗官员，但为时已晚。尽管赤门不在，但僧俗官员的代表们将文书呈报给了其他几位噶伦。噶伦收下文书后，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直到后来确认赤门已经安全后，他们才通知龙夏前去参加“仲孜杰”（即秘书长四人和孜本四人，共八人）会议。龙夏是孜本，所以是会议的重要成员，他并不知道，他所组织的改革运动已经被噶雪巴告密，他认为噶厦请他前往开会，是与他讨论他所提出的改革事宜，而且他还认为“求幸福者同盟”非常强大，噶厦不会公然挑衅他。因此，尽管他的亲信善意提醒他，他还是前往布达拉宫参加“仲孜杰”会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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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到达布达拉宫后，赤门的侄子侍卫官彭饶巴便向龙夏宣读了逮捕令：“迄今为止，你龙夏身居高位，并享受着噶厦的恩惠，而你却干出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你辜负了已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噶厦对你的仁慈之心。有人指控你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以后将通过法庭审理，看他们的指控是否属实，到那时将会撤销你作为政府官员的资格”。[84]龙夏本想从随从罗丹那里拿枪做最后一搏，但结果却是，罗丹手中的枪被当时在旁的清洁员和房管员夺走，龙夏被卫兵擒获，带往热振警卫室，按惯例脱服散发，并在其脱下的靴子中发现了一张写有“镇压赤门·罗布旺杰”的纸条符咒。此后，龙夏被关押到曾经关押土登贡培的夏钦角监狱。告密者噶雪巴也于同一时间被捕，但他的待遇比龙夏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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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和12日，一些支持龙夏的人曾试图请求噶厦释放龙夏，哲蚌寺、色拉寺的喇嘛们也曾一度答应给予帮助，但是，当司伦告诉他们在龙夏靴子中发现刺杀噶伦的符咒之后，喇嘛们拒绝给予帮助。龙夏的两个儿子曾计划用武力冲进夏钦角监狱，救出龙夏，但被拉鲁夫人制止。随后，噶厦“逮捕了龙夏运动的主要成员：江金公·索朗杰布、检查官杰囊巴、达赖经书管理员僧官土登根丹（工绌）、僧官扎木苏尔、俗官米日瓦、俗官扎吞巴、如本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我”[85]。同时，噶厦还查封了龙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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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查龙夏改革运动，噶厦成立了由藏军总司令朗噶娃·旺秋塔钦、鲁康娃·泽旺饶登、堪仲钦饶旺秋和丹巴江阳四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四人中，朗噶娃中立，鲁康娃和钦饶旺秋亲赤门。丹巴江阳原本就是龙夏运动的核心成员，也许因为他自己没有出面，见事已至此，就干脆倒向噶厦一边，参加审判，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和拉鲁·次旺多吉认为丹巴江阳参加审判是阴谋，不过，目前并没有材料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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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委员会首先审问了噶雪巴，根据噶雪巴的供词，向龙夏提出指控，主要内容为：领导大约100人的僧俗官员，成立秘密组织，企图谋杀噶伦和推翻噶厦；企图用布尔什维克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政治制度；[86]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矛盾，引起噶厦内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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