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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审讯龙夏时，龙夏进行了辩解和反驳说：“我们主张噶厦的噶伦的人选必须经过投票选举产生，根本没有谋害噶伦的意图”[87]，“我毫无过错，这不过是噶雪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罪名。你们已经查封了我的家，并且还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你们发现了任何一条指控我犯罪的罪证了吗？如果你们找到了罪证，那我便无话可说，可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罪证……我唯一的目的在于通过选举组成噶厦的成员，以改善噶厦的职能和效率，别无他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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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噶厦已经认定龙夏的“罪行”，根本不听龙夏的申辩。拉鲁回忆道：“那些检查官早已立案定罪，诬陷我父亲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要毁灭宗教’等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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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获释后，也曾告诉拉鲁夫人说“调查委员的成员留心地记下了噶雪巴所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当龙夏讲话时，他们却没有对他的口供做详细记录，而只是带着怀疑和嘲笑的表情在那里旁观”[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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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龙夏认识到，他做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了，于是决定保持沉默，“‘既然你们都不注意我在说什么，那么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不打算再说一个字了。’从此以后，龙夏完全保持沉默，直到作出判决也没说一个字”。[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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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雪巴在作证中还说，他曾见过龙夏运动的一份“内部文件”，其中有关于刺杀赤门噶伦和取代噶厦等的内容。调查委员会试图找到这份文件，但可惜的是，他们查抄龙夏的家之后也没有见着这份所谓的内部文件的踪影。被捕的龙夏运动的少数成员，在审问的过程中，虽然将龙夏改革的内容和计划向调查委员会全盘托出，也没有承认龙夏组织的改革有刺杀噶伦和建立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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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调查委员并没有根据龙夏的申辩和他们的供词给龙夏及其组织的成员定罪，而是单方面的以噶雪巴所说的毫无踪影的内部文件为依据，在两周内就出具了《判决书》：挖掉龙夏的双眼，没收其全部财产并终身监禁；龙夏的两个儿子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拉鲁·次旺多吉分别被砍去一只手；与龙夏运动有关的核心成员被处以流放或罚款；其他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僧俗官员处以1～4两黄金罚金，既往不咎。调查委员会本打算对龙夏处以死刑，但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便对其处以仅次于死刑的酷刑。龙夏的两个儿子，因“帕邦喀寺活佛和色拉寺‘癿’扎仓方丈出面说清，改判撤职罢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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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送呈热振摄政后，热振活佛以这种处以挖眼酷刑的《判决书》违反比丘戒律为由，说：“我不能在这样的判决书上签字，你们看着办吧！”后经噶伦们商议，由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签字并执行。这样，龙夏被挖去双眼，两个儿子被罢免官职，并规定以后不得在政府中任职，其他核心成员也被逐出政府部门，或查封家产或处以罚款或流放。龙夏就这样失势了，他领导的改革运动也就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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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企图仿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对噶厦做某些改变，增加政府的民主因素，这对当时尚处于农奴制社会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而言，无疑是激进的。龙夏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而是抱着夺取政教大权的目的，企图通过向噶厦呈报请愿书的改良的方式进行，这本身就行不通。况且他的改革——通过选举产生噶伦，从而改变噶厦的某些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他夺取政教大权的途径，而不是他改革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另外，龙夏领导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内部看，他所组织的100余名僧俗官员，大多数是当时拉萨的中下层官员，僧俗上层仅有少数几人加入；三大寺的部分喇嘛虽然也加入其中，但龙夏并没有争取到三大寺的强有力的支持，哲蚌寺对赤门的保护，以及哲蚌寺和色拉寺中途拒绝给以帮助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龙夏和三大寺之间本身就存在分歧，三大寺是西藏保守势力的代表，龙夏则是西藏进步力量的代表。从外部看，他既没有争取英国的帮助，也没有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是在1940年吴忠信入藏之后才了解到这次改革运动的。总之，在政教合一体制尚处于农奴制社会和保守势力掌权的情况下，要在西藏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是异常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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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企图改变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伟大的尝试，“龙夏和他的支持者们，援引西藏的民主政治观念和议会制度，要求改革西藏传统的古老而僵化的政治制度，以实现西藏的复兴。其新政主张，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在西藏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93]。梅·戈尔斯坦说龙夏是“西藏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我们必然会把他的垮台看成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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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吴忠信入藏，了解龙夏改革之后，也给予了龙夏极高的评价。随吴忠信进藏的朱少逸奉命拜访龙夏时说：“吴委员长深知先生之为人，并深佩先生目光之远大。故派鄙人来此，稍致慰问之意。吴委员长对一切藏人之思想纯正，俄日切尔有爱国爱民之热诚者，无不推重之，爱护之，初不因地位之高低而轩轾，先生虽在西藏政治上失败，然在吾人视之，此种失败正极光荣，数十年后，藏人终将了解先生为改进藏政而牺牲之精神，此乃先生流芳百世之大事业也，幸勿以事之成败及身为罪犯而自暴自弃”[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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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赤门噶伦辞职与热振地位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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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经过土登贡培事件和龙夏改革运动，“西藏地方恢复了传统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摄政热振、司伦朗顿、首席噶伦赤门三驾马车争驱并行的政权格局”。[96]但是，这个格局中也隐含着潜在的矛盾，热振活佛虽为摄政，但是，资历较浅，羽翼不丰，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摄政助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的牵制，就连刻制摄政印章的权力都没有。而且两人还经常发生政见分歧；首席噶伦赤门在龙夏集团失势之后，完全控制了噶厦，庸碌无为的司伦朗顿·贡嘎旺秋也完全听任其摆布。因此，可以说，西藏的政教大权操纵在首席噶伦赤门的手中，摄政热振不过是空有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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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热振摄政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行使主掌西藏地方政教大业的权力。热振活佛担任摄政后，将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作为其主要任务，并巧妙地利用灵童寻访，剪除了行使权力的两大障碍——首席噶伦赤门和司伦朗顿，确立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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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建成，其遗体奉安于灵塔并开光、举行安塔庆典之后，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便正式开始。政教合一的西藏关于转世灵童的寻访有一整套严谨的程序和方法，它首先通过各种征兆和预言的启示、引导，确定转世灵童的方位，然后，再由活佛到某些特定的区域寻访、测试，将寻得的灵童送往拉萨，经过再次测试筛选和金瓶掣签确认转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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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尽早寻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热振摄政于1935年夏天，按惯例在首席噶伦赤门等官员和大批随从的陪同下，前往拉姆拉错观景朝圣，据说，从湖中看到了各种灵异预兆。之后，热振一行返回拉萨，路过热振摄政的出生地——塔布加查，搭建帐篷住了下来，并在此发生了一件改变当时西藏政治格局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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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布加查期间，赤门噶伦每晚都前往热振摄政的帐篷交谈至深夜。赤门的侄子，当时噶厦的随从夏格巴说：“他的叔父赤门噶伦每夜都与热振活佛商谈至夜里两三点钟”。[97]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热振摄政向赤门谈到了辞职，并暗示将提升其为司伦。“热振向赤门宣布他将同赤门一道辞职，这就暗示热振已告诉赤门（或暗示他）应该充任司伦，如果他作为噶伦辞职，热振缺少他便不会继续执政，也会辞职，因此而强迫‘官员大会’劝说热振和赤门继续留任，条件是将赤门的官职由噶伦升为司伦。”[98]夏格巴也说，赤门曾对他说热振摄政将与他一起辞职。“以专横跋扈、狂妄自大而著称的赤门，也自认为西藏的噶厦离不开他，他实际行使的已是司伦的权力，应当升任他为司伦”[99]。因此，在赤门与摄政热振活佛长谈几夜之后，赤门令其侄子夏格巴为其起草辞职书。尽管夏格巴曾努力劝说他三思而后行，但他仍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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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热振摄政一行返回拉萨，赤门在夏格巴和家人的反对下，一意孤行，修改辞职书，于1936年1月藏历新年时呈递给热振摄政。收到赤门的辞职书之后，热振摄政既不答应赤门辞职，也不提出自己辞职。这让赤门受到了巨大刺激，甚至产生了某些精神问题，变得有些疯癫和古怪。“例如：他穿着白色‘仙他’（sham thabs，西藏僧人穿的裙子）去逛拉萨的市场；人们还看到他在街上奏乐跳舞；有一次他因敲大昭寺的大门叫管家开门而引起了一场风波。”[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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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欢度新年的活动结束之后，热振摄政便同意了赤门的辞职。同时，为了表彰他为噶厦做出的贡献，赏赐给了他一所庄园，赤门就这样退出了西藏历史的舞台。但事实证明，赤门的辞职并不是他真心所希望的，而是热振摄政为扫除统治障碍、剪除异己而使用的一个巧妙手段。因为热振摄政批准赤门辞职后，他变得更加疯癫，而且仍然参加噶厦会议，直到他的座位被撤走为止；他还在一次参加仲孜会议时，拿出一份电报，对参加会议的人们说：这是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请他不要辞职[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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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门的辞职是热振摄政剪除异己、稳固统治地位的开始，也是近代西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热振摄政通过排除司伦朗顿，完全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并进而通过制造琼让事件、扎康事件和凯墨事件等一系列的权力角逐，进一步剪除异己，开始他独断专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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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门辞职之后，热振又利用在转世灵童上与司伦朗顿的分歧，成功地迫使司伦朗顿辞去职务。热振摄政本身就对他与司伦朗顿共同执掌政教大权，且受到司伦朗顿的牵制不满，长期以来，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一直强忍。到1938年，时机终于到来了。这年，在转世灵童问题上，通过拉姆拉错观景和活佛们的寻访，最后基本确定了三名灵童候选人。其中，在青海寻获的拉木顿珠尤为灵异，热振摄政、三大寺活佛以及多数僧俗官员都倾向于确定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司伦朗顿却支持他的亲戚饶西颇本之子（后来的德珠活佛），并利用其司伦职位之便，多次扣留格仓活佛等送呈给热振的关于拉木顿珠的信息。据江央嘉措说，在确定拉木顿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格乌昌活佛（即格仓活佛）及其随行人员即向噶厦打了报告。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接到这一报告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呈送，其目的是为了造成人们承认德珠活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事实”[102]，这引起了热振摄政更大的不满，并决定排除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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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热振摄政先向三大寺的堪布们表示，他在履行政教职权时面临着困难，希望三大寺向他提供帮助。三大寺堪布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转告噶厦，要求噶厦召开官员大会，解决这一问题。随后，三大寺堪布在噶厦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向噶伦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第三条，也是他们希望重点解决的，就是关于摄政履行政教职责面临困难的问题。但这让噶厦的噶伦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多次表示不知道摄政面临什么困难。在三大寺堪布的一再坚持下，噶伦们决定直接觐见热振摄政，从他那获得答案。当他们见到热振摄政之后，热振摄政告诉他们，他确实面临着困难，而且因为这些困难，正打算辞掉摄政一职。噶伦随即向热振摄政恳求道：“我佛正值英年，政躬无恙，全藏臣民乐享太平；况达赖灵童刚刚选定，正要迎请，肯定我佛以大事为重，在达赖灵童尚未迎进之前，继续执掌政务”[103]，“噶厦一再请求其不要提出辞职，并以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名义立约为据，保证今后愿听从一切指令，不得相违”[104]。另外，噶伦们还表示说，摄政作为大活佛，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热振摄政为了排除司伦朗顿，仍继续坚持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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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噶厦不得不召开官员大会，进一步讨论热振摄政辞职的问题。为了彻底弄清热振摄政面临的困难，噶伦们再次拜见热振摄政。这次热振摄政明确地向他们说出了其面临的困难和辞职的原因，他说：“过去从未有过摄政同司伦共同执政的先例，而我现在却如‘一教二佛’，不仅不便主持政务，且对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多有不便”[105]，“鉴于全藏许多内外重大问题，都得经与司伦朗堆磋商，但有时不能聚会，延误工作；甚至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能协调，给处理政务造成很大困难”[106]，“以往历届摄政均无设助手之先例，而唯独我任摄政时，却由司伦朗顿辅佐，遇有不是之处，都落在我头上，还是辞去的好”[107]。在得到这些回答后，噶伦们重新回到官员大会上讨论如何解决热振摄政辞职的问题。最后，通过决议，为了避免摄政辞职，只能让司伦朗顿提交辞呈，但保留朗顿的官阶和俸禄。第二天，噶厦噶伦们便向司伦朗顿通报了官员大会的决议。朗顿听到决议之后，显得有些不愿接受，甚至是愤怒，但他最后还是平静地接受了官员大会的决议。朗顿在给英国公使黎吉生的信中说：“他质问‘官员大会’他有什么过错，他们只是回答说不需要他所承担的职务了。他说，尽管这项决定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但是他现在却感到心安理得。”[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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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热振摄政执政后，通过各种方式先后扫除了统治障碍，完全执掌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方学者梅·戈尔斯坦说，“到1939年4月，热振便独揽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他的所有对手都已被一一剪除，由于得到了‘官员大会’和噶厦所投的从未有过的信任票，他的权力更加膨胀起来”[109]，以致此后成为独断专行的政教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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