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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形成后，抄写了一份，由龙夏负责争取俗官签名，丹巴江阳负责争取僧官签名。但丹巴江阳并没有亲自去做，而是派经书官土登格丹（工绌）负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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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官中，最早签名的是龙夏的两个儿子和他的挚友，先后签名的有20余人。土登格丹则每天利用官员茶会的机会，向布达拉宫的僧官们散布言论说：“从前有语言讲‘将会出现无顶之佛塔’这预示着现在要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继续将灵塔修建竣工，将会有灾难。我们都是依靠政府恩赏生活的，所以应当为了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使教、政两业不衰败，永远发展而动员起来。”[81]茶会结束后，土登格丹就有意无意地和一两位僧官走在一起，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趁机谈论请愿书事宜。当他们表示同意时，土登格丹便拿出请愿书让他们签字，先后签名的俗官有80余人，这样，100余僧俗官员卷入“求幸福者同盟”中，占到了当时拉萨所有官员的1/5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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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土登格丹先召集所有签名的僧官开会，会上告知他们俗官也加入“求幸福者同盟”，这引起了部分僧官的议论，因为，他们担心俗官的加入会破坏同盟的团结。第二日，所有签字的僧俗官员聚集在一起开会，商议请愿书是否需要呈报给噶厦的问题。会上，僧官和俗官发生意见冲突，争论不休。俗官提出应该在噶厦中增加一名僧官为噶伦，以确保四噶伦中僧俗官员各两名，但僧官表示反对；俗官指责赤门噶伦独断专横，处事不公，僧官也不赞成这种说法。会上，土登格丹还透露，此事已经禀报过热振摄政，但是僧俗官员的争论并没有停止。面对这种争论不休的局面，土登格丹坚持说请愿书应当送呈噶厦，但意见仍未统一，最后形成三派，支持土登格丹的，反对土登格丹的和保持中立的。第三日晚上，僧俗官员们再次开会商议，会上，土登格丹说“昨晚请教了孜仲·旦巴江阳，他同意呈报文书”[82]，随后，向大家宣读了请愿文书，确定由10名僧官和三四名俗官作为代表向噶厦呈报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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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龙夏密友，曾经得到龙夏提拔和扶持的噶雪·曲杰尼玛因不满于只在俗官集团中充当一名普通职员，为接近噶伦赤门·罗布旺杰，在“求幸福者同盟”呈报请愿文书前，向噶伦赤门告了密，“不仅讲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还编造了该组织正在密谋杀害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在职噶伦等等骇人听闻的谎言”[83]。随后，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听从了洛桑格登的建议，也向赤门禀报了龙夏运动。赤门得到消息后，起初非常惊慌，立即禀报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热振摄政，要求逮捕龙夏。经过商议，热振摄政和司伦决定在龙夏实施改革行动前将其逮捕，为确保成功，让赤门噶伦以性命安危为由到哲蚌寺寻求保护，以促成哲蚌寺在整个事件中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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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求幸福者同盟”按照事先确定的时间，向噶厦呈报请愿文书，当日，噶厦命令军队戒严。当龙夏发现赤门离开拉萨之后，曾试图通知前去呈报请愿文书的僧俗官员，但为时已晚。尽管赤门不在，但僧俗官员的代表们将文书呈报给了其他几位噶伦。噶伦收下文书后，没有任何过激的举动。直到后来确认赤门已经安全后，他们才通知龙夏前去参加“仲孜杰”（即秘书长四人和孜本四人，共八人）会议。龙夏是孜本，所以是会议的重要成员，他并不知道，他所组织的改革运动已经被噶雪巴告密，他认为噶厦请他前往开会，是与他讨论他所提出的改革事宜，而且他还认为“求幸福者同盟”非常强大，噶厦不会公然挑衅他。因此，尽管他的亲信善意提醒他，他还是前往布达拉宫参加“仲孜杰”会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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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到达布达拉宫后，赤门的侄子侍卫官彭饶巴便向龙夏宣读了逮捕令：“迄今为止，你龙夏身居高位，并享受着噶厦的恩惠，而你却干出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你辜负了已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噶厦对你的仁慈之心。有人指控你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以后将通过法庭审理，看他们的指控是否属实，到那时将会撤销你作为政府官员的资格”。[84]龙夏本想从随从罗丹那里拿枪做最后一搏，但结果却是，罗丹手中的枪被当时在旁的清洁员和房管员夺走，龙夏被卫兵擒获，带往热振警卫室，按惯例脱服散发，并在其脱下的靴子中发现了一张写有“镇压赤门·罗布旺杰”的纸条符咒。此后，龙夏被关押到曾经关押土登贡培的夏钦角监狱。告密者噶雪巴也于同一时间被捕，但他的待遇比龙夏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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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和12日，一些支持龙夏的人曾试图请求噶厦释放龙夏，哲蚌寺、色拉寺的喇嘛们也曾一度答应给予帮助，但是，当司伦告诉他们在龙夏靴子中发现刺杀噶伦的符咒之后，喇嘛们拒绝给予帮助。龙夏的两个儿子曾计划用武力冲进夏钦角监狱，救出龙夏，但被拉鲁夫人制止。随后，噶厦“逮捕了龙夏运动的主要成员：江金公·索朗杰布、检查官杰囊巴、达赖经书管理员僧官土登根丹（工绌）、僧官扎木苏尔、俗官米日瓦、俗官扎吞巴、如本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我”[85]。同时，噶厦还查封了龙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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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查龙夏改革运动，噶厦成立了由藏军总司令朗噶娃·旺秋塔钦、鲁康娃·泽旺饶登、堪仲钦饶旺秋和丹巴江阳四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四人中，朗噶娃中立，鲁康娃和钦饶旺秋亲赤门。丹巴江阳原本就是龙夏运动的核心成员，也许因为他自己没有出面，见事已至此，就干脆倒向噶厦一边，参加审判，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和拉鲁·次旺多吉认为丹巴江阳参加审判是阴谋，不过，目前并没有材料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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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委员会首先审问了噶雪巴，根据噶雪巴的供词，向龙夏提出指控，主要内容为：领导大约100人的僧俗官员，成立秘密组织，企图谋杀噶伦和推翻噶厦；企图用布尔什维克制度来取代现有的政治制度；[86]加深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间的矛盾，引起噶厦内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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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审讯龙夏时，龙夏进行了辩解和反驳说：“我们主张噶厦的噶伦的人选必须经过投票选举产生，根本没有谋害噶伦的意图”[87]，“我毫无过错，这不过是噶雪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罪名。你们已经查封了我的家，并且还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你们发现了任何一条指控我犯罪的罪证了吗？如果你们找到了罪证，那我便无话可说，可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罪证……我唯一的目的在于通过选举组成噶厦的成员，以改善噶厦的职能和效率，别无他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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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噶厦已经认定龙夏的“罪行”，根本不听龙夏的申辩。拉鲁回忆道：“那些检查官早已立案定罪，诬陷我父亲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要毁灭宗教’等等”。[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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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获释后，也曾告诉拉鲁夫人说“调查委员的成员留心地记下了噶雪巴所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当龙夏讲话时，他们却没有对他的口供做详细记录，而只是带着怀疑和嘲笑的表情在那里旁观”[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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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龙夏认识到，他做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了，于是决定保持沉默，“‘既然你们都不注意我在说什么，那么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不打算再说一个字了。’从此以后，龙夏完全保持沉默，直到作出判决也没说一个字”。[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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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雪巴在作证中还说，他曾见过龙夏运动的一份“内部文件”，其中有关于刺杀赤门噶伦和取代噶厦等的内容。调查委员会试图找到这份文件，但可惜的是，他们查抄龙夏的家之后也没有见着这份所谓的内部文件的踪影。被捕的龙夏运动的少数成员，在审问的过程中，虽然将龙夏改革的内容和计划向调查委员会全盘托出，也没有承认龙夏组织的改革有刺杀噶伦和建立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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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调查委员并没有根据龙夏的申辩和他们的供词给龙夏及其组织的成员定罪，而是单方面的以噶雪巴所说的毫无踪影的内部文件为依据，在两周内就出具了《判决书》：挖掉龙夏的双眼，没收其全部财产并终身监禁；龙夏的两个儿子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拉鲁·次旺多吉分别被砍去一只手；与龙夏运动有关的核心成员被处以流放或罚款；其他在请愿书上签字的僧俗官员处以1～4两黄金罚金，既往不咎。调查委员会本打算对龙夏处以死刑，但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便对其处以仅次于死刑的酷刑。龙夏的两个儿子，因“帕邦喀寺活佛和色拉寺‘癿’扎仓方丈出面说清，改判撤职罢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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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送呈热振摄政后，热振活佛以这种处以挖眼酷刑的《判决书》违反比丘戒律为由，说：“我不能在这样的判决书上签字，你们看着办吧！”后经噶伦们商议，由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签字并执行。这样，龙夏被挖去双眼，两个儿子被罢免官职，并规定以后不得在政府中任职，其他核心成员也被逐出政府部门，或查封家产或处以罚款或流放。龙夏就这样失势了，他领导的改革运动也就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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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企图仿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对噶厦做某些改变，增加政府的民主因素，这对当时尚处于农奴制社会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而言，无疑是激进的。龙夏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制定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而是抱着夺取政教大权的目的，企图通过向噶厦呈报请愿书的改良的方式进行，这本身就行不通。况且他的改革——通过选举产生噶伦，从而改变噶厦的某些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他夺取政教大权的途径，而不是他改革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另外，龙夏领导的改革运动，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也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内部看，他所组织的100余名僧俗官员，大多数是当时拉萨的中下层官员，僧俗上层仅有少数几人加入；三大寺的部分喇嘛虽然也加入其中，但龙夏并没有争取到三大寺的强有力的支持，哲蚌寺对赤门的保护，以及哲蚌寺和色拉寺中途拒绝给以帮助都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龙夏和三大寺之间本身就存在分歧，三大寺是西藏保守势力的代表，龙夏则是西藏进步力量的代表。从外部看，他既没有争取英国的帮助，也没有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央政府是在1940年吴忠信入藏之后才了解到这次改革运动的。总之，在政教合一体制尚处于农奴制社会和保守势力掌权的情况下，要在西藏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是异常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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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企图改变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伟大的尝试，“龙夏和他的支持者们，援引西藏的民主政治观念和议会制度，要求改革西藏传统的古老而僵化的政治制度，以实现西藏的复兴。其新政主张，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在西藏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93]。梅·戈尔斯坦说龙夏是“西藏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我们必然会把他的垮台看成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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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吴忠信入藏，了解龙夏改革之后，也给予了龙夏极高的评价。随吴忠信进藏的朱少逸奉命拜访龙夏时说：“吴委员长深知先生之为人，并深佩先生目光之远大。故派鄙人来此，稍致慰问之意。吴委员长对一切藏人之思想纯正，俄日切尔有爱国爱民之热诚者，无不推重之，爱护之，初不因地位之高低而轩轾，先生虽在西藏政治上失败，然在吾人视之，此种失败正极光荣，数十年后，藏人终将了解先生为改进藏政而牺牲之精神，此乃先生流芳百世之大事业也，幸勿以事之成败及身为罪犯而自暴自弃”[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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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赤门噶伦辞职与热振地位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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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经过土登贡培事件和龙夏改革运动，“西藏地方恢复了传统的统治秩序，形成了摄政热振、司伦朗顿、首席噶伦赤门三驾马车争驱并行的政权格局”。[96]但是，这个格局中也隐含着潜在的矛盾，热振活佛虽为摄政，但是，资历较浅，羽翼不丰，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摄政助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的牵制，就连刻制摄政印章的权力都没有。而且两人还经常发生政见分歧；首席噶伦赤门在龙夏集团失势之后，完全控制了噶厦，庸碌无为的司伦朗顿·贡嘎旺秋也完全听任其摆布。因此，可以说，西藏的政教大权操纵在首席噶伦赤门的手中，摄政热振不过是空有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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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热振摄政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认为自己有能力行使主掌西藏地方政教大业的权力。热振活佛担任摄政后，将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作为其主要任务，并巧妙地利用灵童寻访，剪除了行使权力的两大障碍——首席噶伦赤门和司伦朗顿，确立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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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建成，其遗体奉安于灵塔并开光、举行安塔庆典之后，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便正式开始。政教合一的西藏关于转世灵童的寻访有一整套严谨的程序和方法，它首先通过各种征兆和预言的启示、引导，确定转世灵童的方位，然后，再由活佛到某些特定的区域寻访、测试，将寻得的灵童送往拉萨，经过再次测试筛选和金瓶掣签确认转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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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尽早寻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热振摄政于1935年夏天，按惯例在首席噶伦赤门等官员和大批随从的陪同下，前往拉姆拉错观景朝圣，据说，从湖中看到了各种灵异预兆。之后，热振一行返回拉萨，路过热振摄政的出生地——塔布加查，搭建帐篷住了下来，并在此发生了一件改变当时西藏政治格局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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