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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布加查期间，赤门噶伦每晚都前往热振摄政的帐篷交谈至深夜。赤门的侄子，当时噶厦的随从夏格巴说：“他的叔父赤门噶伦每夜都与热振活佛商谈至夜里两三点钟”。[97]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热振摄政向赤门谈到了辞职，并暗示将提升其为司伦。“热振向赤门宣布他将同赤门一道辞职，这就暗示热振已告诉赤门（或暗示他）应该充任司伦，如果他作为噶伦辞职，热振缺少他便不会继续执政，也会辞职，因此而强迫‘官员大会’劝说热振和赤门继续留任，条件是将赤门的官职由噶伦升为司伦。”[98]夏格巴也说，赤门曾对他说热振摄政将与他一起辞职。“以专横跋扈、狂妄自大而著称的赤门，也自认为西藏的噶厦离不开他，他实际行使的已是司伦的权力，应当升任他为司伦”[99]。因此，在赤门与摄政热振活佛长谈几夜之后，赤门令其侄子夏格巴为其起草辞职书。尽管夏格巴曾努力劝说他三思而后行，但他仍坚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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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热振摄政一行返回拉萨，赤门在夏格巴和家人的反对下，一意孤行，修改辞职书，于1936年1月藏历新年时呈递给热振摄政。收到赤门的辞职书之后，热振摄政既不答应赤门辞职，也不提出自己辞职。这让赤门受到了巨大刺激，甚至产生了某些精神问题，变得有些疯癫和古怪。“例如：他穿着白色‘仙他’（sham thabs，西藏僧人穿的裙子）去逛拉萨的市场；人们还看到他在街上奏乐跳舞；有一次他因敲大昭寺的大门叫管家开门而引起了一场风波。”[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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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欢度新年的活动结束之后，热振摄政便同意了赤门的辞职。同时，为了表彰他为噶厦做出的贡献，赏赐给了他一所庄园，赤门就这样退出了西藏历史的舞台。但事实证明，赤门的辞职并不是他真心所希望的，而是热振摄政为扫除统治障碍、剪除异己而使用的一个巧妙手段。因为热振摄政批准赤门辞职后，他变得更加疯癫，而且仍然参加噶厦会议，直到他的座位被撤走为止；他还在一次参加仲孜会议时，拿出一份电报，对参加会议的人们说：这是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请他不要辞职[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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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门的辞职是热振摄政剪除异己、稳固统治地位的开始，也是近代西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热振摄政通过排除司伦朗顿，完全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并进而通过制造琼让事件、扎康事件和凯墨事件等一系列的权力角逐，进一步剪除异己，开始他独断专行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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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门辞职之后，热振又利用在转世灵童上与司伦朗顿的分歧，成功地迫使司伦朗顿辞去职务。热振摄政本身就对他与司伦朗顿共同执掌政教大权，且受到司伦朗顿的牵制不满，长期以来，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一直强忍。到1938年，时机终于到来了。这年，在转世灵童问题上，通过拉姆拉错观景和活佛们的寻访，最后基本确定了三名灵童候选人。其中，在青海寻获的拉木顿珠尤为灵异，热振摄政、三大寺活佛以及多数僧俗官员都倾向于确定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但是，司伦朗顿却支持他的亲戚饶西颇本之子（后来的德珠活佛），并利用其司伦职位之便，多次扣留格仓活佛等送呈给热振的关于拉木顿珠的信息。据江央嘉措说，在确定拉木顿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格乌昌活佛（即格仓活佛）及其随行人员即向噶厦打了报告。但司伦朗顿·贡嘎旺秋接到这一报告之后，没有能够及时呈送，其目的是为了造成人们承认德珠活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的事实”[102]，这引起了热振摄政更大的不满，并决定排除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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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热振摄政先向三大寺的堪布们表示，他在履行政教职权时面临着困难，希望三大寺向他提供帮助。三大寺堪布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转告噶厦，要求噶厦召开官员大会，解决这一问题。随后，三大寺堪布在噶厦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向噶伦们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第三条，也是他们希望重点解决的，就是关于摄政履行政教职责面临困难的问题。但这让噶厦的噶伦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多次表示不知道摄政面临什么困难。在三大寺堪布的一再坚持下，噶伦们决定直接觐见热振摄政，从他那获得答案。当他们见到热振摄政之后，热振摄政告诉他们，他确实面临着困难，而且因为这些困难，正打算辞掉摄政一职。噶伦随即向热振摄政恳求道：“我佛正值英年，政躬无恙，全藏臣民乐享太平；况达赖灵童刚刚选定，正要迎请，肯定我佛以大事为重，在达赖灵童尚未迎进之前，继续执掌政务”[103]，“噶厦一再请求其不要提出辞职，并以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名义立约为据，保证今后愿听从一切指令，不得相违”[104]。另外，噶伦们还表示说，摄政作为大活佛，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热振摄政为了排除司伦朗顿，仍继续坚持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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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噶厦不得不召开官员大会，进一步讨论热振摄政辞职的问题。为了彻底弄清热振摄政面临的困难，噶伦们再次拜见热振摄政。这次热振摄政明确地向他们说出了其面临的困难和辞职的原因，他说：“过去从未有过摄政同司伦共同执政的先例，而我现在却如‘一教二佛’，不仅不便主持政务，且对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多有不便”[105]，“鉴于全藏许多内外重大问题，都得经与司伦朗堆磋商，但有时不能聚会，延误工作；甚至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能协调，给处理政务造成很大困难”[106]，“以往历届摄政均无设助手之先例，而唯独我任摄政时，却由司伦朗顿辅佐，遇有不是之处，都落在我头上，还是辞去的好”[107]。在得到这些回答后，噶伦们重新回到官员大会上讨论如何解决热振摄政辞职的问题。最后，通过决议，为了避免摄政辞职，只能让司伦朗顿提交辞呈，但保留朗顿的官阶和俸禄。第二天，噶厦噶伦们便向司伦朗顿通报了官员大会的决议。朗顿听到决议之后，显得有些不愿接受，甚至是愤怒，但他最后还是平静地接受了官员大会的决议。朗顿在给英国公使黎吉生的信中说：“他质问‘官员大会’他有什么过错，他们只是回答说不需要他所承担的职务了。他说，尽管这项决定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但是他现在却感到心安理得。”[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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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热振摄政执政后，通过各种方式先后扫除了统治障碍，完全执掌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方学者梅·戈尔斯坦说，“到1939年4月，热振便独揽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他的所有对手都已被一一剪除，由于得到了‘官员大会’和噶厦所投的从未有过的信任票，他的权力更加膨胀起来”[109]，以致此后成为独断专行的政教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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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黄慕松入藏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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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政府的对藏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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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先生在《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五族共和”与“国家统一”的政治主张。之后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参议员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110]，除了从法律上明确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对其行使管辖权外，还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参政议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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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关于西藏问题在沿袭晚清旧制的同时，秉持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和治理。1928年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提出在国民政府内设立直接隶属于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同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蒙藏委员会实行委员会议制，主要职能为掌理“一、关于蒙古西藏之行政事项；二、关于蒙古西藏之各种兴革事项”[111]，下设总务处、蒙事处和藏事处三个处室，藏事处负责掌理关于西藏的一切事务。1929年2月1日，蒙藏委员会启用印信，3月13日，向蒙藏地区及各台站下达训令，正式行使职权。训令明示：“此后关于蒙藏一切政治兴革及行政事宜，均由本会依照本党政纲统筹继续办理”[112]，传达蒙藏委员会成立事宜，告知今后蒙藏一切行政事宜应呈请该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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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国民政府《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指出：“对于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舍实行三民主义外，实无第二要求”，“本党之三民主义，于民族主义上乃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求国际平等之地位；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能力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治；于民生主义上乃求发展国内一切人民之经济力量，完成国民经济之组织，解决自身衣、食、住、行之生活需要问题”。[113]1931年6月1日，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继民国政府之后，再次从法律上明确西藏的政治地位。而《政治报告之决议案》中所提内容，成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治藏政策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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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准则，国民政府制定和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第一，结合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制定羁縻政策，宣慰西藏，笼络以达赖和班禅为首的西藏地方僧俗上层，谋求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缓和与加强；第二，积极发展教育，加强宣传，弱化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民族差异和政治隔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谋求西藏地方政治制度的革新；第三，扶持西藏社会经济、交通、卫生事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羁縻政策，它是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维护和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稳定边疆最重要、最核心的政策措施，具体做法是派员入藏、宣慰、册封、致祭和赐号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有贡觉仲尼、刘曼卿、谢国梁、谭云山入藏，黄慕松入藏致祭和吴忠信入藏主持册封和坐床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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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13年壬寅兵变，十三世达赖喇嘛“驱汉”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就处于非正常状态。1933年，达赖的突然圆寂，为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变化带来了转机，南京国民政府一致认为，这将是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一次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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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得知十三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后，于1933年12月21日，在追赠其“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的同时，提出“立即派大员入藏举行册封致祭，以示褒崇”，[114]并认定，西藏地方当局因事关推崇达赖喇嘛，必不会拒绝。南京国民政府此举的目的，一是结束20年来无中央官员进藏的非正常历史，实现大员入藏，恢复汉藏间的政治联系；二是借机观察西藏情形，与西藏地方僧俗上层交换意见，借机解决西藏问题。“所谓大员‘入藏’的任务，表面上虽是册封致祭，而实际则有同时观察藏情，相机与西藏地方当局交换关于解决西藏的政治意见”。[115]而西藏方面，由于英国侵略势力的步步紧逼和康藏纷争，政局不稳，也希望中央大员入藏解决藏事，加上此事事关达赖的褒崇，更没有理由拒绝。英国方面，虽对中央政府大员入藏非常紧张，但亦无正当理由干涉和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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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民政府提出派大员入藏致祭后，噶厦一致表示赞同，并于1934年1月8日，经西藏驻京办事处电呈蒙藏委员会，催请中央大员从速入藏，“拟请中央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为此具文呈恳钧会鉴查，转请速派大员入藏，早日出发，以慰远人而利边局”。[116]1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特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令其入藏致祭。[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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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召集各部门人员，拟定《大员入藏训条》，在坚持西藏为我国领土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上恢复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一致解决康藏问题，军事上限制西藏地方军队的数量和职务，作为黄慕松入藏之后交涉和解决藏事的原则。其中，政治上恢复汉藏关系是此次大员入藏最为根本的原则。《入藏大员训条》实际上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解决西藏问题的最高准则，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方针，兹予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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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外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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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为我国领土，所有应行解决之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应由中央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避免外人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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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过去如有与外国订立条约未经中央承认者，应呈报中央审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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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俟西藏各种问题具有具体解决办法后，由政府与各关系国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另订关于西藏之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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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政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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