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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为佛教国家，其施行途径，须有政教合一之执行，爰改变为民国之法规，于教于政，均由极大相悖之处，且接到人众大会（即“官员大会”）呈递盖章之书，谓根本无法承认。西藏为自主之国家，其内政教，无与汉政府致干预，汉方在藏亦不设官驻兵。西藏东北之西宁、〈西〉康边界一节，如前函所陈，最好将通行汉藏语文之地及人民悉数设法交还藏政府。若汉政府有碍难时，以前青藏因边界之事，于先年彼此曾遣代表会议立约盖章者，希予履行。俄洛早属西藏，应仍之，西宁不宜派兵威胁。四川西藏之边界，德格、瞻化、霍尔五属等地人民，一时被汉方派兵强夺，立应交还藏政府。如是则顾全佛法，彼此边界之军皆可撤退。……若以如是盛大之意顾念西藏，则汉藏两方檀越关系一致对外；南京国都，西藏亦可遣派代表常川驻彼，如现在然，和好必见日益增进，西藏可作中国之外城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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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黄慕松偕刘朴忱参议、林东海参议等前往噶厦，针对藏方复函中所提民国法规与西藏政教制度相悖的问题，反复解释，痛陈厉害，说明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制度与西藏地方的政教制度并无相悖之处，中央也不会改变西藏地方的政教制度。但“各噶伦以英人逼近可危，中央力弗能及，改变现状，好则无功，坏则受咎为理由，坚持‘官员大会’之决议，不参加五族共和，不承认民国统治”[130]。黄慕松将此电呈行政院后，时任行政院长汪兆铭即电示黄慕松说：“今噶厦复函既已表明态度，吾兄不妨以致祭事毕为理由定期回京”[131]。黄慕松也认为，会谈至此，双方已再无磋商之余地，恰好藏方提出留无线电台于拉萨，以方便联系，便趁机提议：“（一）请藏方派大员答礼，借使考察中央实情。（二）我方留置若干人设一通讯处，以资联络”[132]。同时，黄慕松通知噶厦发放乌拉马牌，准备离藏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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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乌拉马牌到位，专署正式通知噶厦，黄慕松专使一行将于11日往布达拉宫辞行，后分别于14日和18日启程返京。当日下午，四噶伦前往专使行署挽留黄慕松，请其多住时日，以便进一步商洽中央与西藏之间的问题。黄慕松表示，如需进一步商洽中央与西藏地方问题，则“须藏方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之领土及服从中央”“对外必须一致用中华民国之名义，共同拥护中央政府，西藏人士可望中央参政；对内则可因地制宜，允许西藏自治，不干预西藏之自治权限，不改变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中央派遗（误，应为‘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执行国家行政，指导地方自治”。[133]赤门当即表示接受，但要求黄慕松备一说帖，以便提交官员大会，黄慕松也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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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林东海参议和李国霖秘书将黄慕松所备说帖送交噶厦，并声明，说帖内容仅为个人意见，不能视为中央之意见。黄慕松说帖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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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诚意商洽中藏和好问题起见，应请西藏首先认定以下两点，即：一、西藏当然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二、西藏服从中央。上列两点实无碍于西藏之宗教与政治。盖国家领域广大，西藏情形不同中央，对内自因地制宜，适应西藏之民意。对西藏政教制度，郑重声明如下：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发扬；二、保持西藏原有之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之行政，中央可无干预；其在对外，则必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管理。如：（一）外交应归中央主持；（二）国防应归中央策划；（三）交通应归中央设施；（四）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中央加以任命。上述种种诸大端，皆共同一致范围以内之整个国家行政也。于此须说明：所谓共同一致者，中央政府非汉政府之谓，实吾等大家之政府也。西藏同胞自可前往参政，外交部、军政部、交通部以及其他各院、部、会均可选学识相当之西藏同胞服务。其详细办法，西藏可派员赴京与各院、部、会商榷。且现时驻京代表贡觉仲尼已任立法委员，阿旺坚赞已委蒙藏委员会，更可证明中央政权早经开放，不仅可予西藏以适当之自治权限已也。中央既许可西藏自治，则为完整国家之领土主权计，自应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盖非如此，则在中央不足以言真是扶持西藏，在西藏不足以言真实拥护中央也。至驻藏大员之权限，仍照上述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分配办法，当有明确规定，亦非为干预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而设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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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经全体官员大会讨论通过后，噶厦回函，分十条答复，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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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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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西藏之内外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危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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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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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为西藏地方安宁，故边界之国家及奉行佛法之人类，应予和好如现时，然西藏与外国立约未尽之事，其重要者，由汉政府共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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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西藏可驻汉政府代表官一员，但主仆从人数以二十五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代表请派其真正崇信佛者一员，新旧替换时，往来皆由海道，不得取道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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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达赖喇嘛未转世认定即位，未亲政教时，代理法王斯穹登位，以及噶伦以上之官，概由藏政府任命，如现在之状况。毕后函陈汉政府驻藏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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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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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西藏边界所需守土军人，由藏政府自派，如现在之状。外国或者来侵犯时、应发兵之时，方会商汉政府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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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汉藏和好，永久不发生纠纷，安宁边界，故东北青藏边界应遵行前年交涉，俄洛早经属于西藏，西藏与四川两地之边界，德格、瞻化、大金寺以上至土地官民，应从速点交西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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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西藏之僧俗人等，背叛西藏政府逃往中国地面者，中国政府不得收留，任为代表等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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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中，藏方虽然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黄慕松认为该函“第三条起至第十条止中七条，要求太过，均非中央所可允许而能交涉者。如再行交涉，不惟徒费唇舌，亦且增藏人之侥幸心与自大心也”[136]。加上大雪即将封山，汪兆铭又再次电令早日回京，黄慕松决定趁机奉电回京。26日，黄慕松往布达拉宫会见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并辞行，同时提出留专使行署人员刘朴忱等于拉萨办事，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均表示赞同。27日，黄慕松就藏方前函函复噶厦，详述中央关怀西藏，维护西藏政教，以及他本人对西藏的真诚爱护之心，希望中央与西藏地方问题早日解决和辞别之意。11月28日，黄慕松自拉萨启程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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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黄慕松在拉萨期间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会谈，他谨遵《入藏大员训条》，坚持中央与西藏地方间一切事宜的解决，均要以西藏首先承认其是中华民国领土固有的一部分，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为前提。自9月16日起到11月27日的会谈，藏方一心关注康藏界址问题，而对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明确，并无诚意。起初是避而不提，之后，在黄慕松的多次催促之下，提出中央与西藏地方本为“檀越关系”，并试图得到专使及中央政府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康藏界址问题。而其间英国势力的介入，使双方的会谈更加艰难。黄慕松认识到，在藏方一直不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固有一部分，不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交涉，反失中央威信，授人以柄。因此，在藏方10月24日回函后，为维持中央威信和中央与西藏地方友好关系，黄慕松以册封、致祭两事均已完毕为由，提出离藏返京。如此以退为进，藏方方在11月16日的回函中，承认西藏地方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服从中央统治，尽管随后数条均与此有悖，但藏方总算是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有了明确的表态。黄慕松坚持原则，历经70余日交涉，至此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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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黄慕松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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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松一行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11月28日从拉萨启程返京，共计停留整三个月的时间，顺利完成了对已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就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问题进行了长达70余日的会谈和交涉，是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民国时期的西藏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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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中央官员后，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联系一度中断。民国初，中央政府为恢复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重新确立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设西藏办事长官一职。但时任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却因英国的阻挠和干涉，终未能入藏。之后，相继又有贡觉仲尼、朱绣、李仲莲、刘曼卿、谢国梁、谭云山入藏，为逐步恢复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进行了前期铺垫。因此，至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联系已中断近20年。黄慕松是民国以来首次成功地进入西藏的中央大员，他的入藏致祭活动重新打通了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正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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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时期首次入藏的中央大员，黄慕松入藏致祭，除了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外，西藏地方政府也格外重视，可以说，双方对此次大员入藏都有很高的政治期望。中央希望能借入藏之机，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调查藏中情形，从而打开局面，为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而西藏在英国势力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也希望能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解决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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