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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慕松入藏后，走访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赠送礼品，朝拜主要寺庙，发放布施，圆满举行了对已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典礼，与西藏僧俗上层和寺院集团逐步建立友好关系，完成了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的任务，打开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官员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新局面。在拉萨期间，黄慕松谨遵《入藏大员训条》，以藏方首先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作为解决双方问题的前提，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期的会谈。经过这些会谈，黄慕松清晰了解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对双方之间问题的态度，从而完成了调查藏中情形的任务。会谈虽然最后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却使藏方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固有一部分，并成功地留下参议刘朴忱和蒋致余等人员和无线电台，在西藏建立了长期的联络点，便于中央政府随时了解西藏情形和加强对西藏统治。其意义，正如戈尔斯坦所说：“事后看来，黄慕松使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战术性成功。他的成功表现在留下一位官员常驻拉萨，负责无线电台，从而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并一直保持到1949年。尽管西藏人天真地把这种局面的出现只看作是黄慕松使团的扩张，但是实际上是让中国政府向他们的人民及全世界宣布，他们重新确立对西藏的统治地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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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最后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说明其并没有决定彻底背离中央，它虽然希望保持高度自治，却不愿与中央政府彻底决裂，走上亲英的道路。而此时，中央政府官员留驻拉萨，对抵制英国侵略势力入侵西藏，以及对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破坏均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使英国紧张的原因。此后不久，英国就派遣威廉逊带领一个使团进入拉萨，企图抵消中央政府驻藏官员产生的影响。这是黄慕松入藏致祭取得的另一个积极效果，有利于抵制英国侵略势力在西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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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戈尔斯坦认为：“黄慕松使团入藏，不仅重新确立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派遣了一位常驻使臣，而且还制造了一个剧烈的国与国之间互相欺瞒的时期，英国和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都企图抢先夺取对西藏的控制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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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国政府训政时期的主导思想一直强调“五族共和”“主义胜过武力”。1934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边疆问题》的演说中对此归结为：“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陲，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力不够，欲解决边疆，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否则，必将坐失时机，坏国家百年大计也。”[139]这说明，民国政府最高决策人物在内忧外患、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本着孙中山“主义胜过武力”的宗旨，民国政府基本上排除了用武力接管西藏的做法，谋求政治解决，采用三民主义加上传统的羁縻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这应当是民国中央对西藏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力主排除外国势力的干扰，由中国内部自行解决康青藏地方的军事冲突，也未派出军队进驻西藏。黄慕松入藏，也反映了民国政府训政时期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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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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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记载为“祛感英雄十四味”，“乃穹神汉洛桑索南向手下的喇嘛秘密叮咛带上藏药‘祛感英雄十四味’，于二十九日前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卧室，随即做发神状，喊道：‘敬服祛感英雄十四味’”。见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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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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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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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达赖喇嘛圆寂的时间，尚存在一些争议，梅·戈尔斯坦认为是在12月17日下午7时30分；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记载为21时（见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第67页）；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记载为晚上10时左右（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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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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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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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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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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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6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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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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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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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拉宗卓嘎：《关于坚赛·土丹贡培》，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4，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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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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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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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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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068，威尔1930年5月25日致印度政府的信。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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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拉鲁·次旺多吉：《回忆我的父亲——龙夏·多吉次杰》，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4，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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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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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5，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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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民族出版社，1989，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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