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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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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为西藏地方安宁，故边界之国家及奉行佛法之人类，应予和好如现时，然西藏与外国立约未尽之事，其重要者，由汉政府共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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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西藏可驻汉政府代表官一员，但主仆从人数以二十五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代表请派其真正崇信佛者一员，新旧替换时，往来皆由海道，不得取道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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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达赖喇嘛未转世认定即位，未亲政教时，代理法王斯穹登位，以及噶伦以上之官，概由藏政府任命，如现在之状况。毕后函陈汉政府驻藏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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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西藏所有久住之汉民等，在壬子年汉藏战争以后，即归西藏政府之农务局管理，屡经维持，将来应遵地方法律，由西藏政府管理，不能由汉政府驻藏代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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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西藏边界所需守土军人，由藏政府自派，如现在之状。外国或者来侵犯时、应发兵之时，方会商汉政府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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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汉藏和好，永久不发生纠纷，安宁边界，故东北青藏边界应遵行前年交涉，俄洛早经属于西藏，西藏与四川两地之边界，德格、瞻化、大金寺以上至土地官民，应从速点交西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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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西藏之僧俗人等，背叛西藏政府逃往中国地面者，中国政府不得收留，任为代表等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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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函中，藏方虽然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黄慕松认为该函“第三条起至第十条止中七条，要求太过，均非中央所可允许而能交涉者。如再行交涉，不惟徒费唇舌，亦且增藏人之侥幸心与自大心也”[136]。加上大雪即将封山，汪兆铭又再次电令早日回京，黄慕松决定趁机奉电回京。26日，黄慕松往布达拉宫会见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并辞行，同时提出留专使行署人员刘朴忱等于拉萨办事，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均表示赞同。27日，黄慕松就藏方前函函复噶厦，详述中央关怀西藏，维护西藏政教，以及他本人对西藏的真诚爱护之心，希望中央与西藏地方问题早日解决和辞别之意。11月28日，黄慕松自拉萨启程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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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黄慕松在拉萨期间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会谈，他谨遵《入藏大员训条》，坚持中央与西藏地方间一切事宜的解决，均要以西藏首先承认其是中华民国领土固有的一部分，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为前提。自9月16日起到11月27日的会谈，藏方一心关注康藏界址问题，而对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明确，并无诚意。起初是避而不提，之后，在黄慕松的多次催促之下，提出中央与西藏地方本为“檀越关系”，并试图得到专使及中央政府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康藏界址问题。而其间英国势力的介入，使双方的会谈更加艰难。黄慕松认识到，在藏方一直不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固有一部分，不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交涉，反失中央威信，授人以柄。因此，在藏方10月24日回函后，为维持中央威信和中央与西藏地方友好关系，黄慕松以册封、致祭两事均已完毕为由，提出离藏返京。如此以退为进，藏方方在11月16日的回函中，承认西藏地方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服从中央统治，尽管随后数条均与此有悖，但藏方总算是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上有了明确的表态。黄慕松坚持原则，历经70余日交涉，至此总算有了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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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黄慕松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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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松一行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11月28日从拉萨启程返京，共计停留整三个月的时间，顺利完成了对已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就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问题进行了长达70余日的会谈和交涉，是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民国时期的西藏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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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逐中央官员后，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联系一度中断。民国初，中央政府为恢复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重新确立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设西藏办事长官一职。但时任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却因英国的阻挠和干涉，终未能入藏。之后，相继又有贡觉仲尼、朱绣、李仲莲、刘曼卿、谢国梁、谭云山入藏，为逐步恢复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进行了前期铺垫。因此，至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联系已中断近20年。黄慕松是民国以来首次成功地进入西藏的中央大员，他的入藏致祭活动重新打通了中央与西藏地方间的正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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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国时期首次入藏的中央大员，黄慕松入藏致祭，除了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外，西藏地方政府也格外重视，可以说，双方对此次大员入藏都有很高的政治期望。中央希望能借入藏之机，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调查藏中情形，从而打开局面，为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而西藏在英国势力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也希望能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解决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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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慕松入藏后，走访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赠送礼品，朝拜主要寺庙，发放布施，圆满举行了对已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和致祭典礼，与西藏僧俗上层和寺院集团逐步建立友好关系，完成了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的任务，打开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官员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新局面。在拉萨期间，黄慕松谨遵《入藏大员训条》，以藏方首先明确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作为解决双方问题的前提，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长期的会谈。经过这些会谈，黄慕松清晰了解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对双方之间问题的态度，从而完成了调查藏中情形的任务。会谈虽然最后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却使藏方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的固有一部分，并成功地留下参议刘朴忱和蒋致余等人员和无线电台，在西藏建立了长期的联络点，便于中央政府随时了解西藏情形和加强对西藏统治。其意义，正如戈尔斯坦所说：“事后看来，黄慕松使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战术性成功。他的成功表现在留下一位官员常驻拉萨，负责无线电台，从而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并一直保持到1949年。尽管西藏人天真地把这种局面的出现只看作是黄慕松使团的扩张，但是实际上是让中国政府向他们的人民及全世界宣布，他们重新确立对西藏的统治地位。”[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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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最后明确承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说明其并没有决定彻底背离中央，它虽然希望保持高度自治，却不愿与中央政府彻底决裂，走上亲英的道路。而此时，中央政府官员留驻拉萨，对抵制英国侵略势力入侵西藏，以及对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破坏均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使英国紧张的原因。此后不久，英国就派遣威廉逊带领一个使团进入拉萨，企图抵消中央政府驻藏官员产生的影响。这是黄慕松入藏致祭取得的另一个积极效果，有利于抵制英国侵略势力在西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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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戈尔斯坦认为：“黄慕松使团入藏，不仅重新确立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派遣了一位常驻使臣，而且还制造了一个剧烈的国与国之间互相欺瞒的时期，英国和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都企图抢先夺取对西藏的控制权。”[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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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国政府训政时期的主导思想一直强调“五族共和”“主义胜过武力”。1934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边疆问题》的演说中对此归结为：“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陲，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力不够，欲解决边疆，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否则，必将坐失时机，坏国家百年大计也。”[139]这说明，民国政府最高决策人物在内忧外患、实力不济的情况下，本着孙中山“主义胜过武力”的宗旨，民国政府基本上排除了用武力接管西藏的做法，谋求政治解决，采用三民主义加上传统的羁縻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这应当是民国中央对西藏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力主排除外国势力的干扰，由中国内部自行解决康青藏地方的军事冲突，也未派出军队进驻西藏。黄慕松入藏，也反映了民国政府训政时期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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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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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记载为“祛感英雄十四味”，“乃穹神汉洛桑索南向手下的喇嘛秘密叮咛带上藏药‘祛感英雄十四味’，于二十九日前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卧室，随即做发神状，喊道：‘敬服祛感英雄十四味’”。见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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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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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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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达赖喇嘛圆寂的时间，尚存在一些争议，梅·戈尔斯坦认为是在12月17日下午7时30分；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记载为21时（见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第67页）；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记载为晚上10时左右（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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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西藏地方政府要政见闻》，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第12辑，民族出版社，1990，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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