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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龙夏为首的俗官代表们倾向于由司伦朗顿及另外两名僧俗官员共同摄政；但是，具有势力的三大寺主持及代表，则坚持推举一名有名望的大活佛任摄政，认为全藏人民应当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崇拜偶像。最后，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噶厦及官员大会决定，推举一位大活佛为摄政，现任司伦朗顿作为摄政助理，与活佛一道执掌政教大权。[77]西藏的惯例是出任摄政的大活佛当从甘丹寺赤巴（包括现任和卸任）、热振寺、策墨林和功德林的大活佛中产生。当时，由官员大会提出了甘丹寺赤巴益西旺旦、热振呼图克图坚白益西和普布觉寺强巴土登楚臣活佛三名候选人。1934年1月24日，三位摄政候选人的占卜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由司伦、噶伦、基巧堪布及各级僧俗官员和官员大会代表参加，最终，卜定热振活佛出任摄政。2月23日，热振活佛正式坐床任摄政，时年仅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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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热振活佛资历较浅，又缺乏政治经验，所以，虽然出任摄政，但当时西藏的政教大权，实际却掌握在富有政治经验的赤门噶伦手中，而摄政助理司伦朗顿也大多依赤门噶伦的意见处理政教事务。热振不甘心听任别人的摆布，所以，借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机，与赤门噶伦展开权力的争斗，以图巩固自己的摄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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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工作，始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建成开光之后的1935年夏。热振摄政在赤门噶伦等高级官员和自己的大批随从的陪同下，开始寻访转世灵童的征兆。热振在拉姆拉错观景后，返回拉萨，之后就发生了影响西藏政权格局的赤门噶伦辞职事件（具体史实见前述）。热振活佛就这样在寻找转世灵童征兆的途中，用计谋将极端保守、顽固自大的赤门噶伦剪除掉了。此后，热振的政治对手只剩下软弱的司伦朗顿，热振遂得以逐步控制噶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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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藏各界围绕转世灵童的人选也进行了一系列争斗，主要在以热振为首的和以司伦朗顿为首的官员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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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活佛、司伦朗顿及噶厦官员等在对三处寻访转世灵童的报告进行多方研究后，决定召开官员大会，决议将青海塔尔寺附近的拉木登珠、西康寻获的一名灵童及司伦朗顿的亲戚绕西颇本之子等三名转世灵童候选人，按惯例聚集拉萨，由金瓶掣签，最后确定谁是真正的转世灵童。热振活佛、三大寺堪布及大部分僧俗官员倾向于认定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因为他的灵异之处很多。但是，以司伦朗顿为首的少部分人却希望以绕西颇本之子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所以，朗顿们对青海的灵童并不热心，甚至故意不把青海灵童的信息转报给热振活佛。热振和朗顿的分歧和矛盾由此越来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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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热振活佛因与司伦朗顿意见不合，遂向噶厦和官员大会提出辞职。噶厦召集僧俗官员及三大寺堪布商议，请求热振活佛继续执政，最好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时为止。司伦朗顿、噶伦、基巧堪布及官员甚至出具服从摄政的保证书，呈递给热振活佛。虽然热振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问题仍未解决。青海灵童是热振活佛圣湖观景后确定的，所以，热振活佛希望拉木登珠被确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能顺利坐床、亲政。面对朗顿的反对，热振活佛一直在防范，并寻找能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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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热振再次提出辞职，官员大会再次拜访热振，请求他不要辞职。于是，热振回复：“过去从未有过摄政同司伦共同执政的先例，而我现在却如‘一教二佛’，不仅不便主持政务，且对确认达赖转世灵童多有不便。”接着，官员大会经过讨论，认为，虽然司伦朗顿在工作中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仍然决定让朗顿辞去司伦的职务，仅保留他“前任司伦”的名义和薪俸。[78]面对权力和职务的被剥夺，朗顿虽不情愿，却也只有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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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热振不仅在西藏各界围绕转世灵童的争斗中取得了胜利，而且，通过之后对灵童的寻访，成功解除了司伦朗顿的职务，从而执掌了西藏的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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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民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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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床典礼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仪式，“床”是寺庙内活佛的座位。坐床仪式是前辈活佛的转世灵童正式成为现世活佛的标志。由中央派大员入藏举行转世灵童的坐床典礼，表明了中央与西藏的隶属关系。由于国民政府已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因此，藏历正月十四日拉木登珠的坐床典礼就成为吴忠信入藏后最重要的活动，也是最能体现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的大事。由于坐床典礼的重要性，吴忠信参加典礼的礼仪问题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英国和亲英分子极力想利用坐床典礼中的礼仪问题为难国民政府，以达到否认国民政府对藏主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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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忠信主持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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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藏历正月十四日），吴忠信会同热振摄政，在布达拉宫大殿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出席大典的西藏僧俗官员代表有500余人。当天，吴忠信专门致电国民政府，报告了典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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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忠信以中央大员主持。其事凡有关主权之处，不敢稍有迁就。迭与藏方商榷，援照第十三辈达赖坐床旧例，于达赖座位之左为忠信添设座位，偕同达赖向南平坐，查前清钦差大臣坐位即系如此，现已交涉恢复此座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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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通知英国代表，谓此次典礼系中央对藏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预，英国代表等订于明日谒贺云云……中央统制西藏之主权既昭着于世界，西藏禀承中央之命令亦表现其热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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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坐床典礼的细节，可以在吴忠信的日记中得到真实的直观感受，现将吴忠信22日参加坐床典礼的日记原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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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定于今晨举行……余及全体职员亦于五时许相继到达。坐定约半时，达赖入殿就位，典礼开始。坐高约五尺，四周围以木槛，正面及左右均有木梯，可资上下，余坐达赖左方，地位面南，与之平行，适如旧制，坐垫高约三尺。热振坐达赖右方面西。司伦与热振平坐，惟垫较低。司伦以下为各寺著名活佛，约十余人。行辕人员共分三排，地位在余左前方，前排垫高与噶伦等，系以两厚布垫及一薄丝垫叠成三层；二排二层；三排一层，以简任阶级为等次。噶伦及札萨、台基（吉）等坐殿之南部面北。四品以下藏官僧官坐活佛背后；俗官坐噶伦背后。尼泊尔代表坐行辕职员之下，亦面西，垫仅一层。总堪布及格堪布分立达赖身旁外，并有辩经师二，左右各一，分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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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立殿之中央，对达赖诵经，并宣读疏文约十余分钟始毕。即有堪布一人持锦制丁钢多尔济一副挂达赖坐上，寓长寿不变之意。另一堪布以尖顶黄帽加其顶上，加时达赖频蹙其额。嗣热振率各活佛向达赖献哈达、五供。次由余率全体随员向达赖献哈达。再次司伦及噶伦等献哈达、五供。再次四品以下僧侣官员献哈达、五供。因人数众多，约一小时始毕。辩经师于噶伦献哈达后，即开辩经，至哈达献礼辩经停止。中有小孩二十名，著红绿衣服，戴小圆帽，手持月（钺）斧，在殿中跳舞，步伐颇整齐，其动止颇似内地祀孔之乐舞生。跳毕，堪布向达赖献茶，并依次向余及自热振以下官员献茶，茶毕，布达拉宫执事僧人演剧及跳舞者，先后献哈达。继有戴面具者五六人，鸣号入殿跳舞。舞毕，进第二道茶。茶毕，小孩又作第三次舞。旋进米饭，余及达赖、热振、司伦面前各一碗。另由一喇嘛持大盒以铁杓盛饭分献。其余坐客大众，皆各取数粒向空撒之。饭后，进茶点，斯时殿中陈设果供及牛羊肉、面饼高如山埠（阜），尤以面饼为多。当有仆役、平民数十人入殿争抢，东西攒动，有如豕突，各大堪布则持木棍乱击，抢众忍痛，初不退缩，直至各物抢尽，始仓皇散去。此种仪节，闻藏中相沿已久，并以抢众热烈表示一吉祥象征。但随意鞭笞，为状至劣，似非人道所宜也。礼成，达赖下殿先退，余等继退。前后计费四小时。迨返抵寓时，已过九时半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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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当时西藏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在这欢庆之日，拉萨百姓、各寺院、噶厦官员都进行了历时三天的庆祝活动。国民政府也下令在这一天“全国应即一体悬旗庆祝”。[82]当天，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大会，数以万计的各方人士、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到会，蒋介石也前往观礼，场面十分热烈。另外，中央广播电台以藏语广播，《中央日报》及各大重要报刊开辟特刊报道，并刊登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的照片，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庆祝典礼的纪录片，以引起国人之关注。当天，大会还致电热振呼图克图：“值兹抗战将近三年，捷音频传之际，令典观成，群情欢畅，特电申贺，顺致政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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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彭康噶伦致电蒋介石：“自抗战以来，赖我钧座领导全国国民，努力御侮，累获胜利，至为仰感。此间全体僧俗，亦随时为抗战胜利祈祷……今后我中央军事、政治等等在钧座领导之下，定如春潮澎湃，日渐进步。在西藏方面，必能拥护到底，尚祈钧座随时派员来藏指导一切”。[84]3月7日，热振活佛致电国民政府，内称：“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忠信率属亲临主持，甚称吉庆，藏中僧侣官员一致欢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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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坐床典礼后，2月26日，吴忠信、孔庆宗等官员向达赖奉送贡礼。国民政府的贡礼共30种，包括湘刺绣、闽漆器、杭绸缎，以及瓷器、玉器、金银器、景泰蓝、珊瑚念珠等200余件，价值法币8万元，都是国产的珍品，“实打破历代颁赐记录”。[86]3月1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感谢中央特派专员主持转世灵童坐床典礼而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出：“仰蒙主席鸿恩，特派吴专使驾临拉萨，参加主持达赖转世坐床大典礼”。[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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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肩负使命，就九世班禅灵柩返藏、改善中央与西藏紧张关系及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问题，派人与西藏地方政府商洽。4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回复道：“除中央公务人员因公入藏，可随时由无线电洽商外，其他朝山礼佛暨商界往来等事，系地方太平，双方应宜原谅，当照承认”。言下之意就是拒绝开通普通汉藏人民的往来交通。噶厦另外提出“请将藏土德格、夥科（邓柯）、瞻对等地归还藏方”的要求。[88]吴忠信在离开西藏的前夕，针对以上两点问题，回复噶厦，对于中藏交通“虽尚略有窒碍，但此后可由驻藏办事处随时与噶厦商洽，总期双方交通益臻便利”；至于噶厦提出将德格、邓柯、瞻对等处交还西藏事，复函称，这些地方原归四川雅州府管辖，“且所请已溢出交通问题之范围，未便转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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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还试图健全中央在拉萨设置的办事机关。一开始，他打算设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但是，行政院认为：行辕不合体制，办事处显得地位太低，都不合适，应该改为驻藏办事长官公署，并建议吴忠信与藏方沟通。吴忠信于是派行辕顾问与热振活佛商讨。热振一方面以“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误会”，“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恐怕会引起英国的抗议为推脱；另一方面则表示机构的设置还要经过僧俗官员大会商讨，而且“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权威”，建议以后再做考虑，婉言拒绝了吴忠信。后经请示行政院，吴忠信决定仍然在拉萨设置“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几经考虑，为免蹈覆辙计，遂对藏取通知方式而不取洽商方式，以免其表示拒绝意见，反成僵局”。[90]经过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1940年4月1日，正式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孔庆宗为办事处处长，原驻藏谘议张威白为副处长，“以前之留藏人员等项组织及名义，即行撤销”。[91]在吴忠信等人的努力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成为名正言顺的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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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到拉萨后，不断与西藏各界进行交流。1935年5月29日，国民政府曾颁布册封热振的命令，“热振呼图克图阐扬道化，世著令名，自达赖圆寂，综摄政全藏政教，翊赞中央，抚绥地方，丕绩懋昭，深感嘉尚，着给予‘辅国普化禅师’，用以优渥”。[92]册印交由护送班禅回藏专使带往西藏，但是，九世班禅回藏未果，册印遂缴存蒙藏委员会。1940年2月15日，在热振驻锡之所，锡德寺的正殿，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颁发给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册印，完成了国民政府册封热振的手续，并授予热振二等采玉勋章；授予司伦朗顿、四噶伦三等采玉勋章。吴忠信到藏后，为了体现中央政府的美意，还大施恩惠，从达赖至僧俗官吏，都有礼品相赠。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赠与达赖的礼品，甚至还需要80余人搬运。吴忠信凡遇寺庙，即予布施，先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三两；后在藏历新年时，借传昭大会的机会，给所有前藏僧人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七两五钱。至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又专派代表前往布施。由于西藏的科技设备短缺，现代医药卫生知识匮乏，百姓有病多祈祷或请喇嘛诵经，吴忠信还专门聘留德医学博士单士枢同往，并带上大量药品，抵藏后，即会诊赠药，“每日来诊者，户为之穿，活人无数，此亦予藏人以一深刻之印象”。吴忠信对来访的僧俗官民，都予以接见，并且遵照中央政府的旨意，耐心说明中央对于西藏治理的方针，如“汉藏为一家”“西藏须依赖中央而存在、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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