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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对中央治藏做出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时政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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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7日，即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民国政府颁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坐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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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吴忠信启程赴藏，开启了中央政府大员入藏不带一兵、不携一枪的先例。同年7月2日，吴忠信指派孔庆宗偕同朱章、李国霖等由重庆启程，经西康先行入藏布置，孔庆宗等人于11月25日抵达拉萨。吴忠信本人拟定于9月初出发赴西藏，但是，在办赴印度签证时，遭到了英印政府的有意阻拦。染指西藏事务已久的英印政府，为阻挠吴忠信之行，借机对国民政府代表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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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进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陆路，即从青海或西康经藏北或昌都到拉萨，这条路线受地理条件的影响较大，尤其是经西康的康藏线，地质较复杂，容易遇到塌方等灾害；二为海路，即从内地乘轮船或飞机到印度，经噶伦堡过西藏亚东到达拉萨。相较而言，海路方便、安全，所花费的时间短，但需获得英印的过境签证才可以通行。此外，若选择陆路，势必经过西藏地方与青海、西康相互争夺的地区，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而选择海路，除可避免发生争端，还可以刺探英印与西藏亲英势力交往的情况。由此观之，海道的优势显而易见。所以，不久之后，西藏当局又发电请吴委员长由海道入藏。[57]藏方要求吴忠信一行走海道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冒犯英印政府。如果走海道，就可以将是否允许吴忠信一行入藏的最后决定权交给英印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就不必得罪英印政府。二是英印政府控制着内地进入西藏的海道，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发签证的方式，阻挠中央大员进藏主持坐床事宜，而噶厦中的亲英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达到阻挠中央代表团进藏的目的。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就曾派陆兴祺进藏主持藏事，但是，在印度遭到英印政府的横加阻拦，陆兴祺最终没能进藏，长期滞留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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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9年5月15日中国驻英使馆报告称，“吴委员长忠信假道印度入藏后，顷据英国外部复称，为方便起见，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径行通知印度政府洽办。”[58]英国的这一做法就是要求中国国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再由西藏地方政府咨呈英国政府，方可放行。英持此态度，正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所说：“自隐含有使我承认西藏半独立之意义，先例一开，后患堪虞，允宜加意审慎。”[59]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因此事复电行政院：“英外交部复称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通知印度政府洽办。其意欲我承认西藏有外交自主权，我以主权有关，当然不能照办”。[60]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践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国民政府多次与英国政府交涉，但是，吴忠信一行始终未获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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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无奈，唯有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自动通知英印政府放行，并做改海道入藏为陆路入藏之打算。在国民政府与英国交涉签证问题期间，吴忠信拟定了入藏任务与组织经费的意见，并呈报行政院，称：“主持达赖转世，而附及册封热振，授勋司伦、噶厦。但言精神，可括以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语”。其组织则设立“蒙藏委员会行辕”，下设秘书长及秘书，行辕下分三个组，各组设一组长，由秘书兼任。对于所需经费，请先赐核总数，等事情成功后，再以实际的开支数目补编。后附的《对藏政策之检讨》提出了具体办法：（甲）在外交方面，应力避与英人发生摩擦，而与尼泊尔、不丹等善意联络；（乙）在政治上扶持热振，使亲汉派渐握实权，加强中央与西藏之联系，同时联络亲英、自立两派，以减少对我之反感，并进而为我所用；（丙）设法健全中央在拉萨设置之办事机关；（丁）在宗教方面，须由熬茶、布施等佛事，竭力联络三大寺及各寺院；（戊）在民众方面，应善用宣传及实施德惠。入藏之事一直拖到1939年的9月，吴忠信方才接到热振活佛电，称：“敬悉委员长随率职员仆役十九人取道印度入藏，本人已同噶厦电告英属印度沿途妥为关照矣，请毋须操心。特达。”[61]至此，吴忠信终于获许假道印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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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一行在1939年10月21日，乘飞机由重庆经缅甸的仰光到达香港，旋即分乘飞机、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取道噶伦堡入藏，经亚东、江孜，终于在1940年1月15日到达拉萨。热振代表扎戈布及旅藏之川、滇、北平、新疆商民代表，在郊外兴隆岗欢迎吴忠信。接着，吴忠信一行抵达哲蚌寺，噶伦丹巴江阳、彭雪、彭康以及藏中高级僧俗官吏70多人在寺外设帐欢迎，仪式十分隆重。驻拉萨藏军700多人出城列队欢迎，在沿途的欢迎队伍中，也有相当多的民众，这是民国以来，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上所未见的。吴忠信下榻后，四位噶伦立即前往拜见。当晚，噶厦设宴为吴忠信洗尘。当时，专程前往拉萨的英国代表古德根本没有受到这种优待，至于尼泊尔、不丹的代表则原来就驻拉萨，不需要专门接待。正如随同孔庆宗进藏的朱少逸在《拉萨见闻记》中所记载：“是日如此盛大的欢迎礼节是英人、尼泊尔人所亲受到的，他们只能羡慕。一般藏人纷传‘安班’进藏，‘安班’者钦差大臣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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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在未出发赴藏前，曾收到热振活佛来电，热振在电文中表达了对蒙藏委员会的感谢：“屡饬催促青海省政府，此恩此德，始由青海派官兵护送，将灵儿并佛眷父母及纪（格）仓佛人等护送前来。”更重要的是，他向国民政府郑重表示：“至于灵儿入藏后所有一切应行征认、剃发、坐床等大小典礼，均俟中央代表吴委员长到拉萨时，应如何办理，再当次第呈报”。[63]但是，据驻藏谘议张威白报告称，在拉木登珠尚未到达西藏前的1939年8月20日，西藏僧俗官员和拉萨的民众集聚在布达拉大会，东波大仲译宣读了格仓活佛在青海访问灵童的经过，认为拉木登珠“确系达赖化身，毫无疑异，再据乃琼（护法神）预示，热振确与十四世达赖有缘，无须金瓶掣签”。[64]第二日，西藏地方政府又召开官员大会，宣布青海灵童确系十四辈新达赖，如有疑问，应在会中发表，倘以后察觉有蜚语流言，当即削职、抄家、徙流，并决定选派官员赴黑河迎接青海灵童，推定普布确（色拉寺麦扎仓活佛）、打弄扎（达札）两呼图克图为灵童经文教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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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些不当举动，国民政府于10月29日致电噶厦：“灵儿平安到达，无任欣慰。惟征认手续暨各种礼节应俟吴委员长莅藏后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办理，会衔呈核，方足以昭大信而杜纠纷，希望遵照为盼”。[66]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置国民政府的意见于不顾，不仅宣布拉木登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而且，在11月24日为拉木登珠举行了剃发、受戒、赠号典礼，号曰“杰尊江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聪巴美白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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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一行飞抵拉萨后，面临着西藏地方政府已经确定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的局面。鉴于灵童转世关系西藏政教前途，吴忠信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由吴本人事先察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二是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除掣签手续。热振对以上两点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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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26日，热振活佛向吴忠信致函，报告寻访拉木登珠的灵异情形，并请转报中央政府免予掣签。信函中详细列举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的各种灵异情形，并称“西藏僧俗大众、贵贱大小皆中心诚信，认为十三辈转世之真身”；所以“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瓶，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穹）大神所示，庚辰年（1940年）坐床为吉，谨诹定正月十四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68]据吴忠信日记记载，在此之前，热振派人送来请求中央免于掣签之公文，“函中无头无尾，形式弗具。余阅之大诧，当严词告来使云，似此毫无诚意，显系侮辱本人，余可袱被即行，万难迁就。复由张谘议携去补具公函首尾，并钤盖热振印章，不一小时送还”。吴忠信之所以这样做，正如其在日记中所说：“余此行重在完成手续，且为安定西藏人心，扶持热振地位，亦以早日确定此案为宜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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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吴忠信致电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拟请转呈国府颁布命令，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俾得筹备坐床典礼，以昭郑重”。[70]对于吴忠信提出的先察看灵童，再转呈中央的问题，西藏地方政府声称，没有西藏官员大会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见灵童，如果吴忠信一定要见，也必须是“殿见”，并坚持灵童坐殿是西藏官员大会的决议，殿见也是西藏的惯例。尽管亲英分子想利用“殿见”否定吴忠信的“察看”之权，并借此否定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但是，吴忠信认为：“钦差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本属平行，况其（灵童）为未经登座之灵儿乎？”[71]坚持要求在殿外察看灵童，并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如果不按旧例办理，那么“中央人员不惜全体回京”。[72]最后，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吴忠信在罗布林卡中殿外的荷花亭内察看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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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月31日，吴忠信一行到罗布林卡荷花亭察看灵童。在察看灵童之前，吴忠信电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忠信复查所述灵异各节均属确实，拟请转呈国府颁布命令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拟请中央以颁发第十四辈坐床名义，特给以法币四十万元”。吴忠信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对会晤的情况作如此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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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灵儿已先至就主位坐，右手上座置绣花坐褥，盖为余特设。余先以哈达送之，灵儿起立接受，并另以哈达答余。随员旋各以哈达致送，退出。斯时亭中仅余及灵儿、顾加总堪布、苏本堪布等七人。余数以语试灵儿，均能含笑作答，如有领会。又握其手，亦毫无畏缩。谈约十数分钟。余招摄影师为之摄照，灵儿颔其首，乃就亭前共摄影。又致灵儿福州漆佛一尊，藏银五千两，黄缎一匹，座表一只，复一一为之说明用途。其后复与随员及各堪布、赖兴巴等合摄一照。灵儿现仅四龄有余，其举止行动均极沉着安闲，洵为殊异。尤难者，能通汉语，故对汉人倍加亲切。[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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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国民政府在收到吴忠信的报告后不久，正式颁发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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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掣签，特准继任为十四辈达赖喇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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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奉令开拨付坐床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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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40万元，以示优异。[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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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民政府所派大员吴忠信到达拉萨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确定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并私自剃发、赠号。但是，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批准，其合法性是得不到承认的。热振活佛也正是基于此，才呈请吴忠信，并请其转呈中央政府，请求拉木登珠免于掣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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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热振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急于摒弃其他两名寻访到的灵童，不等吴忠信到西藏后就举行掣签、剃发等仪式的原因，有些学者的观点是“很显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前往拉萨参加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官员入藏之后要求必须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76]但是，也不能排除热振活佛想要将确定拉木登珠的功劳据为己有的原因。为了确保他在寻访拉木登珠过程中的功绩不因中央的掣签所改变，所以，热振才急于宣布拉木登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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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藏各界围绕转世灵童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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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政治力量的重组问题，以及在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时，西藏地方政教大权的主掌问题，由于牵涉到西藏各个集团的切身利益，因而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宜。按照清朝以来的惯例，从达赖圆寂后，到其转世灵童转世、坐床、亲政之前的这一段时期，需由西藏地方共同推举出一名“摄政”，经过中央政府批准、认可后，暂时管理西藏的政教大权。因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围绕着摄政的人选问题，西藏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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