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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尔在1946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编造谎言和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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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刊上刊载的报导说，吴先生陪伴达赖喇嘛登上了宝座，并宣布他坐床。报导还说，达赖喇嘛作了答谢，并亲自磕长头以表示感谢。中国人的这些说法都是假的。吴先生只是一个受人左右的旁观者罢了。除了像包括英国代表在内的其他人一样，献上哈达之外，他什么也没干。中国人有“世界的耳朵”（指报纸），他们以后可以参考他们报纸的记载，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出全然虚假的描述。西藏却既没有英文报纸，也没有藏文报纸，因此无法揭穿这些谎言……坐床典礼反复进行了数次。[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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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蒙藏委员会为庆祝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请发行特刊致各报社笺函并拟送特刊文稿》等报刊文献，对2月22日坐床典礼宣传的要点仅为：“由吴委员长照料坐床，同时呈报中央将呼毕勒罕字样裁撤，而继任西藏之法统。”[98]而在吴忠信的日记、报告中记述的坐床大典的过程，也并没有达赖喇嘛磕头之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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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不顾史实，固执己见，捏造了与事实不符的所谓史料，连篇累牍地发表，由此，不难看出贝尔等人的险恶用心，他们把吴忠信与英国代表并列，称吴忠信“除了像包括英国代表在内的其他人一样，献上哈达之外”，什么也没有干。似乎英国代表古德与吴忠信一样，都参加了2月22日的坐床大典，也都是典礼的旁观者。可见，贝尔等人企图凭此掩盖他们根本没有参加22日坐床大典的事实。贝尔还在书中称“坐床典礼反复进行了数次”。但事实上，真正坐床大典只在2月22日举行了一次。英国学者兰姆说：“中国当时的新闻说，1940年2月22日才是达赖喇嘛进行坐床的真正典礼仪式，在这个认识上，不仅是汉人看是如此，而且西藏的夏格巴也持相同的观点。很难推翻这样的结论：吴忠信参加了关键的坐床仪式，而古德并没有。”[99]《西藏简史》的作者黎吉生在该书中说道：“吴（忠信）还说，他主持了达赖的坐床典礼，为了表示感谢，达赖喇嘛向着北京方向恭恭敬敬磕头云云。关于这段历史，对照锡金总督古德叙述的情况看，贝尔认为它根本不是事实，那时，在典礼现场的西藏政府官员们也不承认吴的这种说法。”[100]而“将中国报纸上达赖亲自磕长头以示感谢的说法强加于吴忠信，就是在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贝尔的这种不顾历史事实、蓄意编造的臆说，在一定范围混淆了视听，为后人考察这一段历史增加了谜团，也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英人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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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在其《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有这样的结论：“从当时的汉藏关系来看，吴忠信关于中国在坐床典礼上的作用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噶厦希望向国民政府表示尊重和礼貌，可是似乎很难想象他们会请求中华民国‘允许’免除中央王朝制定的，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遴选中就已被忽视了的‘金瓶掣签’制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青海灵童还未到达拉萨，噶厦便正式确认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其主要原因正是为了避免以后汉人宣称他们参与了转世灵童的认定”。[101]梅·戈尔斯坦只是强调，在吴忠信到达拉萨之前，噶厦等已确定青海灵童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事实。由于他不懂中文，所以无法了解有关的中文资料内容，不知道有西藏地方政府、热振活佛多次致电国民政府关于主持坐床及免于掣签的电文，忽视了国民政府做出“免予掣签”的决定和派员主持坐床典礼的重大意义。造成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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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兰姆《西藏、中国与印度》一书的记述则较为客观：“自从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以来，吴忠信是抵达拉萨最高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在国民政府里是高级的元老大臣。他的任务，如果与原来的清朝驻藏大臣一样，是不容置疑地证明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遴选上握有主要权力。通过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吴忠信尽力表明汉族人在拉萨的地位是不同于其他政权的，他取得多大成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许他让西藏人对古德等英国人在西藏事务上，无法取代中国人地位的确信程度更深了一层。吴忠信使团在到达拉萨的时候，受到了西藏噶厦的三位噶伦与其他高级官员的隆重欢迎。在坐床典礼上，中国人要求获得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座位位置。”[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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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不管英印政府如何阻挠吴忠信一行的入藏，“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一事，仍旧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中央政府派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的坐床典礼，使西藏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在一些西藏民众的眼里，吴忠信就是“驻藏大臣”；另一方面，吴忠信设立了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民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推动了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正常化。吴忠信的此次入藏，完成了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及册封热振活佛并授勋的主要任务，达到了“树立威信，收拾人心”的目的。吴忠信自认为：“中央在藏主权业告确定，而英人包办下所拟定之森姆拉草约已无形撕毁。”[103]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寻访、认定和坐床的每个环节，都是依照历史惯例、宗教传统有序进行的。而针对每一个环节，国民政府都做出了“批准”“免予掣签”“准予坐床”等决定，这些都在法律上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地位，也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主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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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和驻藏办事处的成立，仅表明中央政府恢复了对西藏地方的部分治权，而中央对西藏地方在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治权仍然没有恢复。由于英印的干涉活动，现实情况也并非如吴忠信所说“结果均甚圆满，从此对藏主权业已恢复”。[104]其实，在当时国际政治的格局中，民国政府与英美等国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美所持的政治立场也是民国中央的基本立场，虽然在各国直接的利益底线上有所不同，但民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且在艰难抗日状况下所造成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在“夹缝中生存”的境况。因而，吴忠信在藏期间，总是尽力避免与英印产生摩擦，对亲英分子态度较为柔和，所谓“恢复主权”也只是形式上的。之后，随着“内向祖国”亲近中央的热振活佛的被迫下台，“外向亲帝”亲英派势力的气焰日渐旺盛，不仅夺取了西藏的政权，而且无视地方与中央数百年之关系。而英国也趁此机会，加紧破坏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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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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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汉文底稿至今尚未见到，兹选录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一书中所载的汉文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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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馨庵：《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坐床考实》，《中国藏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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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赤门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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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维忠：《法座下的较量——十四世达赖喇嘛寻访认定与坐床纪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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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蒋致余致南京行政院急电》（1936年3月1日），蒙藏委员会，一四一/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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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41，第29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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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41，第25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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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英〕贝尔：《西藏史》（又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竺可桢、向达校，商务印书馆，1935，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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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41，共4142卷，第2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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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发祥：《藏族历史》，巴蜀书社，2003，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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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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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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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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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达赖喇嘛：我的故乡和人民》（内部发行），1962，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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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朱少逸：《拉萨见闻记》，“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2辑，三种合刊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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