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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忠信主持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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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藏历正月十四日),吴忠信会同热振摄政,在布达拉宫大殿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出席大典的西藏僧俗官员代表有500余人。当天,吴忠信专门致电国民政府,报告了典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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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忠信以中央大员主持。其事凡有关主权之处,不敢稍有迁就。迭与藏方商榷,援照第十三辈达赖坐床旧例,于达赖座位之左为忠信添设座位,偕同达赖向南平坐,查前清钦差大臣坐位即系如此,现已交涉恢复此座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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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通知英国代表,谓此次典礼系中央对藏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预,英国代表等订于明日谒贺云云……中央统制西藏之主权既昭着于世界,西藏禀承中央之命令亦表现其热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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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坐床典礼的细节,可以在吴忠信的日记中得到真实的直观感受,现将吴忠信22日参加坐床典礼的日记原文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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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定于今晨举行……余及全体职员亦于五时许相继到达。坐定约半时,达赖入殿就位,典礼开始。坐高约五尺,四周围以木槛,正面及左右均有木梯,可资上下,余坐达赖左方,地位面南,与之平行,适如旧制,坐垫高约三尺。热振坐达赖右方面西。司伦与热振平坐,惟垫较低。司伦以下为各寺著名活佛,约十余人。行辕人员共分三排,地位在余左前方,前排垫高与噶伦等,系以两厚布垫及一薄丝垫叠成三层;二排二层;三排一层,以简任阶级为等次。噶伦及札萨、台基(吉)等坐殿之南部面北。四品以下藏官僧官坐活佛背后;俗官坐噶伦背后。尼泊尔代表坐行辕职员之下,亦面西,垫仅一层。总堪布及格堪布分立达赖身旁外,并有辩经师二,左右各一,分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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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立殿之中央,对达赖诵经,并宣读疏文约十余分钟始毕。即有堪布一人持锦制丁钢多尔济一副挂达赖坐上,寓长寿不变之意。另一堪布以尖顶黄帽加其顶上,加时达赖频蹙其额。嗣热振率各活佛向达赖献哈达、五供。次由余率全体随员向达赖献哈达。再次司伦及噶伦等献哈达、五供。再次四品以下僧侣官员献哈达、五供。因人数众多,约一小时始毕。辩经师于噶伦献哈达后,即开辩经,至哈达献礼辩经停止。中有小孩二十名,著红绿衣服,戴小圆帽,手持月(钺)斧,在殿中跳舞,步伐颇整齐,其动止颇似内地祀孔之乐舞生。跳毕,堪布向达赖献茶,并依次向余及自热振以下官员献茶,茶毕,布达拉宫执事僧人演剧及跳舞者,先后献哈达。继有戴面具者五六人,鸣号入殿跳舞。舞毕,进第二道茶。茶毕,小孩又作第三次舞。旋进米饭,余及达赖、热振、司伦面前各一碗。另由一喇嘛持大盒以铁杓盛饭分献。其余坐客大众,皆各取数粒向空撒之。饭后,进茶点,斯时殿中陈设果供及牛羊肉、面饼高如山埠(阜),尤以面饼为多。当有仆役、平民数十人入殿争抢,东西攒动,有如豕突,各大堪布则持木棍乱击,抢众忍痛,初不退缩,直至各物抢尽,始仓皇散去。此种仪节,闻藏中相沿已久,并以抢众热烈表示一吉祥象征。但随意鞭笞,为状至劣,似非人道所宜也。礼成,达赖下殿先退,余等继退。前后计费四小时。迨返抵寓时,已过九时半矣。[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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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当时西藏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在这欢庆之日,拉萨百姓、各寺院、噶厦官员都进行了历时三天的庆祝活动。国民政府也下令在这一天“全国应即一体悬旗庆祝”。[82]当天,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举行庆祝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大会,数以万计的各方人士、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到会,蒋介石也前往观礼,场面十分热烈。另外,中央广播电台以藏语广播,《中央日报》及各大重要报刊开辟特刊报道,并刊登十四世达赖拉木登珠的照片,中国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庆祝典礼的纪录片,以引起国人之关注。当天,大会还致电热振呼图克图:“值兹抗战将近三年,捷音频传之际,令典观成,群情欢畅,特电申贺,顺致政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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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彭康噶伦致电蒋介石:“自抗战以来,赖我钧座领导全国国民,努力御侮,累获胜利,至为仰感。此间全体僧俗,亦随时为抗战胜利祈祷……今后我中央军事、政治等等在钧座领导之下,定如春潮澎湃,日渐进步。在西藏方面,必能拥护到底,尚祈钧座随时派员来藏指导一切”。[84]3月7日,热振活佛致电国民政府,内称:“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忠信率属亲临主持,甚称吉庆,藏中僧侣官员一致欢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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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坐床典礼后,2月26日,吴忠信、孔庆宗等官员向达赖奉送贡礼。国民政府的贡礼共30种,包括湘刺绣、闽漆器、杭绸缎,以及瓷器、玉器、金银器、景泰蓝、珊瑚念珠等200余件,价值法币8万元,都是国产的珍品,“实打破历代颁赐记录”。[86]3月1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感谢中央特派专员主持转世灵童坐床典礼而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出:“仰蒙主席鸿恩,特派吴专使驾临拉萨,参加主持达赖转世坐床大典礼”。[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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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肩负使命,就九世班禅灵柩返藏、改善中央与西藏紧张关系及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问题,派人与西藏地方政府商洽。4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回复道:“除中央公务人员因公入藏,可随时由无线电洽商外,其他朝山礼佛暨商界往来等事,系地方太平,双方应宜原谅,当照承认”。言下之意就是拒绝开通普通汉藏人民的往来交通。噶厦另外提出“请将藏土德格、夥科(邓柯)、瞻对等地归还藏方”的要求。[88]吴忠信在离开西藏的前夕,针对以上两点问题,回复噶厦,对于中藏交通“虽尚略有窒碍,但此后可由驻藏办事处随时与噶厦商洽,总期双方交通益臻便利”;至于噶厦提出将德格、邓柯、瞻对等处交还西藏事,复函称,这些地方原归四川雅州府管辖,“且所请已溢出交通问题之范围,未便转呈”。[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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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还试图健全中央在拉萨设置的办事机关。一开始,他打算设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或“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但是,行政院认为:行辕不合体制,办事处显得地位太低,都不合适,应该改为驻藏办事长官公署,并建议吴忠信与藏方沟通。吴忠信于是派行辕顾问与热振活佛商讨。热振一方面以“此时骤设高级机关,易滋误会”,“英国代表古德在此未去”恐怕会引起英国的抗议为推脱;另一方面则表示机构的设置还要经过僧俗官员大会商讨,而且“预计万难通过,届时徒损中央权威”,建议以后再做考虑,婉言拒绝了吴忠信。后经请示行政院,吴忠信决定仍然在拉萨设置“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几经考虑,为免蹈覆辙计,遂对藏取通知方式而不取洽商方式,以免其表示拒绝意见,反成僵局”。[90]经过努力,国民政府终于在1940年4月1日,正式在拉萨设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孔庆宗为办事处处长,原驻藏谘议张威白为副处长,“以前之留藏人员等项组织及名义,即行撤销”。[91]在吴忠信等人的努力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成为名正言顺的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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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到拉萨后,不断与西藏各界进行交流。1935年5月29日,国民政府曾颁布册封热振的命令,“热振呼图克图阐扬道化,世著令名,自达赖圆寂,综摄政全藏政教,翊赞中央,抚绥地方,丕绩懋昭,深感嘉尚,着给予‘辅国普化禅师’,用以优渥”。[92]册印交由护送班禅回藏专使带往西藏,但是,九世班禅回藏未果,册印遂缴存蒙藏委员会。1940年2月15日,在热振驻锡之所,锡德寺的正殿,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颁发给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册印,完成了国民政府册封热振的手续,并授予热振二等采玉勋章;授予司伦朗顿、四噶伦三等采玉勋章。吴忠信到藏后,为了体现中央政府的美意,还大施恩惠,从达赖至僧俗官吏,都有礼品相赠。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赠与达赖的礼品,甚至还需要80余人搬运。吴忠信凡遇寺庙,即予布施,先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三两;后在藏历新年时,借传昭大会的机会,给所有前藏僧人布施一次,每人藏银七两五钱。至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又专派代表前往布施。由于西藏的科技设备短缺,现代医药卫生知识匮乏,百姓有病多祈祷或请喇嘛诵经,吴忠信还专门聘留德医学博士单士枢同往,并带上大量药品,抵藏后,即会诊赠药,“每日来诊者,户为之穿,活人无数,此亦予藏人以一深刻之印象”。吴忠信对来访的僧俗官民,都予以接见,并且遵照中央政府的旨意,耐心说明中央对于西藏治理的方针,如“汉藏为一家”“西藏须依赖中央而存在、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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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主持完达赖的坐床典礼后,决定于4月14日离藏返京。3月31日,孔庆宗和张威白奉命拜访热振,告知吴忠信的归期。消息传出后,藏中政教人士纷纷前来行辕话别。吴忠信在接见哲蚌寺堪布等十余人时申明:达赖年幼,中央必负维护之责;黄教昌明,中央必任提倡之责。吴忠信在其他场合,也一再重申上述原则立场。4月14日,吴忠信率行辕全体人员取道印度返京。是日,全体噶伦率五品以上官员及驻拉萨全体官兵,在拉萨十里郊外送别。随后,噶厦按惯例,派札萨阿旺坚赞前往重庆,向中央政府致谢。至此,吴忠信主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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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的阻挠与混淆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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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在吴忠信还未从重庆出发之时,英国政府已决定派出驻锡金的行政长官古德,假借“观光”的名义到拉萨,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挑唆,以抵消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12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指派古德出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西藏地方政府则请求英国驻拉萨代表诺布顿珠转告印度政府,拉萨不久将举行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噶厦的通知中虽没有邀请英国代表参加典礼的内容,然而,古德却把西藏请英国转告印度政府的请求,理解为其向英国提出了正式邀请。1940年2月5日,古德抵达拉萨,准备参加拉木登珠的坐床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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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德等人和西藏亲英派的策划下,噶厦准备在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上,安排达赖喇嘛坐北朝南,座下两边分为吴忠信代表团及英国等外国代表团。这种安排显示出英国、尼泊尔、不丹等外国代表团拥有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等的地位,而且,这也会使吴忠信的使命由“主持仪式”降为“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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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忠信《奉使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报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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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定于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五时(半)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其于中央主权最有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在初,西藏政府拟以忠信与司伦或热振相向对坐,忠信均未接受,乃照驻藏大臣旧例,请忠信与达赖面南而坐。[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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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清朝以来惯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嗣后驻藏大臣除前往布拉宫瞻礼外,有商议问题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共同进行。”[94]吴忠信的坚决态度使噶厦无法拒绝,只得同意座位次序依照旧例办理。同时,因吴忠信排除英人参与的坚决态度,西藏地方政府通知古德“此典礼系中央对藏宗教主权关系,外国人不便参预。英国代表等定于次日偈祝”,决定拒绝英国人出席正式的典礼,以表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虽然古德多次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收回成命,但是,西藏地方政府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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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英印政府的指责,古德向英印政府辩解:“西藏政府建议英国代表团携带礼物在第二天(2月23日)参加,并且询问我们是否希望在第一天呈献礼物。他们小心地指出:不存在不欢迎我们参加第一天庆典的问题,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参加第一天庆典就没有呈献礼物的机会,就会贬低第二天更官方正式的、更亲密的效果。在庆典事上,听从西藏政府安排通常是可靠的。所以我们决定随同我们的好朋友扎什伦布寺的代表一同出席第二天的典礼”。对于古德的辩解,英印政府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你看来,你曾期望过被邀请参加2月22日的庆典吗?你把这种排斥归咎于宗教偏见,或者归咎于摄政期望通过这种强调中国对西藏之特殊地位的方式,来抚慰中国人吗?”[95]最终,古德降低国民政府代表地位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且,自己也没有得到参加坐床典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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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坐床典礼的细节,古德的叙述是:“吴忠信的坐位安置在比其他外国代表稍前一点的地方,坐位也要高一些,也像达赖喇嘛及其家人一样面向南而不是向西,并且还让吴忠信排在达赖喇嘛的法座之前紧接着西藏活佛之后致贺,这种规格比平时西藏接待外族人的方式有所提升。但是除了上述这些特权外,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中并没有起到特殊的作用”。[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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