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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收悉蒙藏委员会8月5日电文，知悉其内容，却并没有遵守电文的要求；而孔庆宗则按电文指示的应付方案，拒绝与“外交局”交涉，由此，形成了“驻藏办事处停止了对藏事务接洽，噶厦亦以不与该处来往为抵制，两相坚持”[48]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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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僵局，继续逼迫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交涉，噶厦派人在拉萨街头无故抓捕和殴打在藏的汉族人。对此，孔庆宗采取措施，坚决维护中央政府的治藏主权和对在藏的汉族人的管辖权，并维护在藏的汉族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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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一名汉藏混血的青年男子，因拉萨警察阻止他殴打他的妻子，便动手打了警察。随后，该青年被捕，由拉萨“米本”（掌握市政管理职责，或译为市长）亲自审讯，并处以100皮鞭的惩罚。孔庆宗以汉藏混血者属于“汉人”应由中央政府实施管辖为由，要求释放这名青年人，免去对他的处罚。但拉萨当局并没有接受孔庆宗的要求，仍然对青年人实施了100皮鞭的体罚。这是“外交局”设立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首次正面冲突，西藏地方政府通过对青年人的处罚，表明了其强硬的态度，也借此获得了首次冲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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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孔庆宗就此事以及噶厦拒绝执行行政院决议事致电蒙藏委员会，“西藏对尼、印及各外国人皆不管辖，今年汉人亦由本处管辖，独于外交局成立后，拘打汉人，无非迫我屈就，表现独立事实”。同时，提出了下一步交涉和应对方法的建议，“钧会对噶厦电似应严予驳斥，坚持原议。……钧座再电噶厦时，似宜酌施压力，以助交涉，并窥西藏真意。酌拟二法：（一）派飞机赴昌都一带侦查，籍词习飞山地，通知藏方不得开枪，以免自卫投弹；同时令青、康、滇军越境，为地方性之煽动。（二）密令青、康、滇军以地方冲突形势一举攻占昌都，扼守待命，以留中央转圜余地”。[49]可以看出，孔庆宗希望中央以武力做后盾，对西藏当局采取强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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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行政院电令蒙藏委员会，再次电告噶厦遵守8月1日的训令，但并没有收到实质性效果。10月6日，又一名汉藏混血的男子，因与人发生冲突而招来拉萨警察的抓捕。男子跑到驻藏办事处，声称自己是“汉人”，希望寻求保护。随后，拉萨警察也冲进办事处，下令并抓捕了这名男子。双方由是再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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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宗对此异常气愤，不顾西藏地方官员礼节，径直前往罗布林卡，要求会见达扎摄政。孔庆宗的这种行为，在西藏当局看来，是对摄政和达赖喇嘛的大不敬，是不可饶恕的。18日，官员大会开会讨论此事，会议决定“停止向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提供柴炭等燃料和服务人员，以此来惩罚孔庆宗，并要求国民政府召回孔庆宗”。[50]这样，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恶化，几乎陷入僵局。而英印政府公开表示支持西藏“外交局”的成立，英国政府还暗中向西藏出售枪炮等军火，驻江孜的英军官则帮助训练藏军，并培训无线电报员。依恃英国的支持，西藏当局继续拒绝与驻藏办事处人员交涉，坚持说，设立“外交局”是为了减轻噶厦繁重的公务；同时，西藏当局还对汉人入藏和假道西藏的救援物资之运送设置种种障碍，进行阻拦。对此，中央政府虽无力西顾，但也态度强硬，指出，如果西藏地方继续坚持原意，将派遣军队前往青藏边境，并派出飞机轰炸。此后，西藏地方政府稍作妥协，提出，如果中央政府仍然反对与“外交局”接洽，那么西藏地方当另外创设一个新的机关，专门负责与驻藏办事处接洽。但对于汉藏关系，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只承认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为供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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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的系列举措，无不反映其强硬态度与分裂立场，孔庆宗在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文中，将其分析得相当透彻：“凡藏方拒我者，无不允英。藏当局恃有外援，故敢拒修中印公路，创设外交局，阻扰盟国运输，禁止汉人入境，藐视中央，凌虐汉人，冲扰驻藏办事处，停止支应”。[51]双方的僵持，致使驻藏办事处人员在藏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陷入绝境。为了缓和双方关系，国民政府最后决定，撤换孔庆宗，以沈宗濂接任其职。1944年秋，沈宗濂到达拉萨，两人完成工作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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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外交局”，是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势力支持下，企图分裂祖国、谋取“西藏独立”的一大阴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据理抗争，显示了驻藏办事处不屈服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行为的决心及意志，对此，应该给予肯定评价。[52]但是，孔庆宗的抗争却因中央政府的无暇西顾而终告失败，不但孔庆宗本人被迫离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也逐渐恶化，乃至陷入绝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围绕创设“外交局”的博弈，最终以中央政府的暂时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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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青藏边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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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候，中英在南亚结成军事互助关系，中国远征军陆续抵达缅甸、印度，与英军联合对日作战的局势下，西藏地方却在英国的支持下，拒修中印公路、设立“外交局”、擅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机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阻挠印藏驮运线的开辟[53]，严重损坏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充分暴露了达扎控制下的西藏地方不顾大局、谋求独立的野心，也暴露了英国在对德、日同时作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其殖民主义政策，损害其盟国中国利益底线的丑恶面目，这让南京国民政府大为愤怒，并使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强硬态度宣示对藏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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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2年5月，藏方拒绝开通英藏驮运线时，蒋介石就下令军令部“拟议加强控制西藏之计”。[54]同年6月，为了迫使藏方同意开放驮运路线，白崇禧决定前往青海，直接与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商议出兵西藏东北之事。8月，为了迫使藏方撤销“外交局”，孔庆宗建议，“（一）派飞机赴昌都一带侦查，籍词习飞山地，通知藏方不得开枪，以免自卫投弹；同时令青、康、滇军越境，为地方性之煽动。（二）密令青、康、滇军以地方冲突形势一举攻占昌都，扼守待命，以留中央转圜余地”。[55]8月26日，蒋介石乘飞机视察青藏交界地区，决定对西藏采取先政治后军事的方针。10月，蒋介石为稳固抗日后方，决定进军西藏，并计划于该月进驻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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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方也在积极行动，于昌都成立“西藏边防督办公署”，组织民兵，在青藏交界地区设防，并封锁交通，围困马步芳的商队。这让南京国民政府在1943年初，再次决定启动对西藏地方的军事计划。2月14日，蒋介石急电马步芳：“青藏系国防重镇，又为陪都大后方。据报该省玉树边区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望即采取妥善措施，加强防务”。[56]接电后，马步芳即令马步銮为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率骑兵2500余人进驻玉树，同时，在玉树等地组建民兵；另派骑兵独立团一营进驻大河坝，以作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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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监视藏方，马步芳在位于青藏边境的囊谦和苏尔莽等地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其余部队均投入生产，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军粮。4月，国民政府派出飞机前往昌都上空视察，同时，也向西藏地方施加军事压力。同月，蒋介石又向青海、西康和云南三省主席发出进军西藏的命令。马步芳在得到蒋介石的军火援助后，再次增兵2000余人逼近藏北。西康省方面，也增兵金沙江东岸，以配合马步芳的行动。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开始招募民兵，并将军队开进那曲，表示，如果中央政府的军队侵入西藏，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在青藏交界地带的囊谦和苏尔莽一带，局势尤为紧张，双方时常发生摩擦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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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西藏地方仍然不敢轻易与中央政府开战。面对中央政府的进军，西藏地方政府深感不安，一面向中央政府解释为何拒绝开通印藏驮运线，一面则向英国求援。西藏地方政府首先告知英国驻拉萨代表：“四月三日有中国骑兵七百名抵达青海结古以南之某地，又步兵二百名到达离昌都约三日行程之某处，中国军队先在结古集中，已有三千部队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57]此后，又致电英印政府：“去年，驻扎在西宁的马步芳直接而故意地违反了西藏与青海之间所订立的《条约》，调集数百名军队开进了那曲附近属西藏领土的扎玛（Dzamar）。据说，今年侵略意图更大，许多军队已被调到了西藏边境，还有一些军队正在向西藏开进途中。自然，西藏政府不能再采取消极态度，而必须考虑最佳对策，设法维护主权完整。请求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给予尽可能的援助，以支持和维护我们的独立地位，并请求锡金政治专员特别助理谢里夫（G.Sherriff）少校监督此事。”[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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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蒋介石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代表阿旺坚赞。在阿旺坚赞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请求后，蒋以异常严厉而坚决的态度指出：“调动军事，乃一方防止日寇勾结西藏，一方保护修筑中印路及驿运”，并提出五事，命西藏地方遵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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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助修筑中印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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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办理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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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驻藏办事处向藏方洽办事件必与噶厦径洽，不经外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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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人员入藏，凡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即须照例支应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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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印华侨必要时须经藏内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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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其中并有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视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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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重庆国民政府已将西藏地方的所作所为，与破坏抗日联系起来，予以高度重视。而西藏地方在达扎摄政的控制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客观上已经做出了有损全国抗日局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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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蒙藏委员会发出《告西藏民众书》，向西藏民众揭露西藏地方政府拒修中印公路、设立“外交局”、冲闯驻藏办事处、阻挠驮运线开辟和调集军队于青藏边境等事，以图利用舆论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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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西藏地方政府被迫做出一定的妥协。6月14日，经官员大会讨论决议，西藏地方致电蒙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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