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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仅向中央申辩，外交局非新创机关，但中央如仍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返；（二）中印公路仍以社会的反对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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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道运输原系英方接洽，与中国无关，如经玉树运物，则道路破坏者，由西藏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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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藏勾结日本情事，应向中央严重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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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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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文内容看，西藏地方政府不愿背负“破坏抗日”的罪名，在局部上也确实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但是非常有限，“外交局”继续存在，仍然拒修中印公路；蒋介石所提五事，仅第二事算是勉强遵办，其他均未遵照办理，甚至干脆不提。此外，据马步芳在6月5日截获的密电，西藏地方还在向青藏边界地区，尤其是囊谦和苏尔莽一带继续增兵，大有进犯该两地之意。为震慑藏方，国民政府再次派出飞机，飞临昌都上空，数次侦查，使藏方“震骇不已，向（青海军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銮提出抗议：‘要求顾全青藏友谊，以免事态扩大’”。[61]对此，马步銮表示，驻防守卫是军人的天职，只要藏方注意自己的行动，不损主权，便不会导致事态扩大。随后，藏方表示愿意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解决青藏边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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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藏方派出以孜仲为首的官员10人，前往玉树，协商解决青藏边界危机事宜。其间，英国政府对中央政府进军西藏一度予以干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内部队的调动和内政问题的解决，与其他任何国家无关，也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干预。为了顾全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大局，保全中英友谊，同时，也为避免遭受美国的指责，英国政府最终没有向西藏地方提供实质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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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经反复争论和磋商，青藏双方签订了八条协议，双方约定“维护青藏和好，安定青藏边境秩序，群众自由往来，不加任何阻拦”；“双方公务人员往来时，一如既往，给予驿运便利”；等等，青藏边界危机基本解除。[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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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中英关于西藏危机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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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重提对藏二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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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藏的二元政策，是指英国政府以西藏地方自治为条件，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一政策最初形成的标志是1921年8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向中国驻英大使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西藏和中国宗主权问题》的备忘录。其中提到：鉴于大英政府因1914年草约这一事实，规定了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并在1919年的提议中重申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大英政府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新进行磋商，因而不再抑制他们对西藏作为中国主权下的一个自治邦的承认，今后将在此基础上同西藏进行交往。[63]随后，寇松又口头通知顾维钧，英国将与自认为是自治的西藏进行自由交往，并向拉萨派驻官员，而不必征求中国中央政府的意见。这样，英国对西藏的二元政策正式确立，并一直持续到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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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权”问题是1905年中英印度会议和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争论的焦点。宗主权，英文写作“Suzerainty”，其含义为一国政府允其属国自治，但对属国具有外交干预权；但中文“宗主权”的含义为一国政府对其属地的内政、外交具有干预权。而在当时的中国，属国和属地本身又存在巨大差异：属国是指与清政府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属地则是清政府直接设官管辖的地方。印度外交部部长卡罗爵士在同沈宗濂探讨“Suzerainty”一词的含义时也说：“对这个词很难下定义，宗主权的伸缩性很大，这要看中央政府对一个地方的权力贯彻到什么程度。如果全部贯彻了，那就是主权，不然，就是宗主权”[64]。从“宗主权”一词中英含义的区别和卡罗爵士的话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英国所谓的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宗主权，实际上是一个以此偷换中国政府对西藏主权的阴谋。而其自1921年开始推行的有条件地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宗主权的二元政策，实质上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拥有所谓“宗主权”的幌子下推动“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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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随着二战战略大反攻的顺利进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相继兴起；在中国国内，西藏当局拒修中印公路，设立“外交局”，积极谋求独立。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英国认为，继续坚持二元政策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尤其是1943年青藏边界危机的发生，使他们打算放弃“宗主权”这一提法，转而支持“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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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10日，英国外交部提交了《西藏与中国宗主权》报告，建议放弃对中国在西藏所有宗主权的承认，支持“西藏独立”。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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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在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能够发挥效力，可是当用到成功地摆脱了中国的统治的西藏和蒙古时，情况似乎就大不相同了。指望我们接受一种片面的主张，即这些版图都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对此主张进行争论的任何倾向都会迁罪于中国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让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我将竭力主张，除了作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的独立的西藏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外，在时机到来时，我们就能充分利用西藏情况来揭露中国用虚伪的利他主义来攻击我们在远东所享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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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西藏要求彻底独立的主张给予有效的支持，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我们从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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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我们从前对中国宗主权的更深刻的理由是，它妨碍了我们同西藏直接签订条约的自由。[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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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英国外交部向印度事务部发出关于取消英国对中国在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承认建议书，成为英国对藏二元政策的转折点。建议书提到，取消之前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除了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外，还有利于加强与西藏的直接联系，从而抵制中国政府对西藏控制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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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建议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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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子文来访英期间，如果重提西藏问题，英国外交部应该周密考虑其对策。特别是应该重新审视英国从前一直承认的中国对西藏拥有的宗主权。……（四）西藏独立后对印度的最大利益仍然会在战后维持很长时间。除了西藏对于印度的战略性利益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那将阻止我们和西藏单方面签订条约。……如果我们能否决中国的宗主权，那么将会有更新和更有束缚力的协议达成。（五）即使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不是印度政府的首要利益，但是我们仍然要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尽管宋博士在华盛顿对艾登宣称中国对缅甸或马来亚没有领土上的野心，但是要防范中国在环绕其的英国殖民地上有所图谋。中国希望与他们一样处于外国列强压迫之下的邻居国家也取得自由。……（六）我们声称取消先前承认的中国宗主权的想法必须深思熟虑。……我们可以自由的取消先前的政策。总之，在战争新局势和大西洋精神之下，我们先前的政策已经不再适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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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书发出后，围绕是否取消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承认，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印度事务部的皮尔在5月7日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中，对取消宗主权的承认这一行为的利弊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成为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是否放弃对宗主权承认的重要依据。皮尔的信一共六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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