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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边疆民族有能力自治，并有求得独立的坚强决心，而且俟具备了独立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的政府就应当自愿地帮助他们实现自主，永远像对待兄弟民族一样平等地对待他们。我们不应该因他们选择了脱离祖国而对他们怀有偏见或恶意。我们的边疆各民族应当带着友好的精神并通过正当渠道向他们的祖国的中央政府表明自己的愿望。依照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会蔑视祖国，也不会煽动相互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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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国民党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意西藏高度自治，以促进西藏政治进步并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状况。我郑重宣布，如果西藏人这时表达自治的愿望，国民政府将遵奉我们的诚挚传统，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如果他们将来具备了独立的必要经济条件，国民政府将依照外蒙古的先例（如前所述），帮助他们获得独立地位。但是西藏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能够巩固其独立地位并维持其连续性，使其不至于变成另一个朝鲜……我们必须遵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和民族自主原则处理好世界上的民族问题。[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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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则讲话中，蒋介石允诺同意边境民族地区独立，但前提则是他们需承认中央的主权。明确表明，中央政府决定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同时，也允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独立。但同时，却也利用了“必要的经济条件”“能够巩固独立地位并维持连续性”的政局等条件进行限制。实际上，这则讲话的核心还是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稳定西藏，并巩固中央政府的对藏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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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又拟定《战后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对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和西藏的政治体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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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青、康等省的藏族土司、千百户等区域，以尽速推行省政改革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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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允许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称为西藏特别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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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特别自治区可自制宪法，但不得违反国宪及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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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在西藏特别自治区设立常驻办事长官公署，设正、副长官各一人，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如外交等事），一面辅导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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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各级政府组织法，由中央颁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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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藏特别自治区事宜，由该自治政府因地制宜，自行办理，中央仅立于辅导地位。但该自治区政府须培植人民自治能力，及以实行中央自治方案为施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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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俟情势许可，应将西藏特别自治区划分若干国防军区，由中央酌派国防军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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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对与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宗教发展，取绝对放任主义，惟宗教与政治应以分治为原则，宗教领袖及各寺院，不得干涉政治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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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藏特别自治区与西康省之界限，应由中央派员会同两方勘定，以杜争端而畅交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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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尤其是“允许西藏地方高度自治”“不得违反国宪及三民主义”“中央在西藏特别自治区设立常驻办事长官公署，设正、副长官各一人，代表中央”“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各级政府组织法，由中央颁布施行”“实行中央自治方案为施政中心”“中央酌派国防军驻扎”等部分，都明确地宣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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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沈宗濂在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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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首任处长孔庆宗，于1939年随吴忠信入藏，后留藏主持工作。孔庆宗在藏期间，恪守职责，在西藏问题上一贯采取强硬态度。及至热振辞职，达扎活佛接任摄政，西藏地方亲英势力逐渐抬头。旋即，西藏地方先后拒修中印公路、私自创设“外交局”，冲扰驻藏办事处、停止物资供应等，致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濒临绝境。而孔庆宗与西藏地方也是矛盾重重，不仅“感情不甚融洽”，而且“双方几乎不相往来”，致使藏事工作基本无法开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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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孔庆宗自己也深有体悟。为摆脱繁复藏事，遂于1943年1月31日向蒙藏委员会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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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派入藏，已逾三载，一切秉命而行，藏事渐臻顺利，不意藏方自据中印公路，未遭惩创，复设外交机关，以铸僵局，职奉命赞办情报，由钧会与噶厦摇洽，间藏方更凌虐汉人，纵警卫处辱我国体，职惟恪忠职守，以保中央威信，仍勉为感情。殊藏方毫不自责，初对中央一切不理，自知难胜，退请撤销办事处，似觉无理，乃空言拥护中央，利用敌谍汉奸随在造谣助势，专力攻职。适今中央与西藏仍隔僵局，办事处与噶厦似无法往返。局势至此，挽回无方……，不得不缕陈困难，敬请钧座鉴核转呈，准予调会服务，详报藏情，并请迅简贤员来藏接替，以维边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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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加之二战中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决定调整对藏政策。1943年10月，他直接任命时为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一职。10月5日，蒙藏委员会电示孔庆宗，准予辞职，由沈宗濂接替其职务。1944年4月中旬，沈宗濂由重庆出发，经印度赴拉萨，于8月8日，到达拉萨，接任孔庆宗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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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此项任命，是为解决藏事问题而做的一项特殊人事变动，主要目的是改善和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待时机成熟，一举解决西藏问题。沈宗濂曾留学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人温文尔雅，处事精明干练，且出访过印度、缅甸等国，具有外交背景。此次，沈宗濂以侍从室秘书的身份，直接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一职，“俨然是一特派大员。所以名义仍为处长而不变更者，是恐怕引起英人和西藏的怀疑，故以处长新旧交替之形式出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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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专门召见了他，就他此去西藏的任务和西藏问题做了一次长谈，根据《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和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相关记载，沈宗濂入藏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联络感情，宣扬中央德意和统一中国的决心。笼络西藏上层僧俗，逐渐缓和汉藏关系，向他们阐述中央对西藏政教及人民的关爱和尊重。宣传抗战中国必胜，胜则与美、英、苏同为世界四强，届时必将有足够的实力统一全国。而受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英国日后将逐渐无力援助西藏。西藏只有倾心内向，回到中央政府的怀抱，才会有光明的未来。第二，努力使西藏地方当局同意勘测和修筑康藏公路，以加强西藏和内地的联系。第三，沟通文化，为西藏众民谋福利。帮助促进拉萨小学教育的发展，增加或扩充原有小学的数量、规模，争取在拉萨设立无线电网、医疗机构、银行等。定期播放电影，既娱乐西藏民众又加强宣传。第四，随时观察英国人在西藏的活动，并上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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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上任之后，按照蒋介石交代的入藏任务，首先便着手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感情。他一改孔庆宗的强硬，以缓和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感情和态度，尽量不插手西藏地方的内部事务，以避免双方的直接冲突。同时，通过走访、宴请、赠送礼物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方式，与西藏上层僧俗官员、政教各界人物频繁接触。在办事处秘书李国霖的陪同下，他“逐日分别拜访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三大寺（指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上、下密院的僧官，大小活佛等，赠送他们礼物，有些并个别邀宴”。[80]10月10日国庆日当天，沈宗濂又大摆宴席，延请戏剧班大演京剧3天，并邀请西藏地方各界人士，以及驻拉萨的英印政府代表西列夫、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等。此外，沈宗濂定期对拉萨三大寺、后藏扎什伦布寺和上、下密院的僧众布施，每人布施藏银3两；沈宗濂还同时鼓动在拉萨的内地商人布施，以致一位喇嘛说“只有英国人才不布施任何现钱”。[81]沈宗濂还在自己的住处设置经堂，从事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接待僧人和三大寺堪布，并向活佛们请教佛学问题，以示汉藏人民的共同之处和汉族人对西藏宗教的尊重。这些活动，在拉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逐渐趋于缓和。当时，内地的上层人士评价道：“沈身手确实不凡，颇令拉萨上层人士刮目相看，汉藏关系颇有改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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