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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青、康等省的藏族土司、千百户等区域，以尽速推行省政改革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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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允许西藏地方高度自治，称为西藏特别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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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特别自治区可自制宪法，但不得违反国宪及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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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在西藏特别自治区设立常驻办事长官公署，设正、副长官各一人，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如外交等事），一面辅导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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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各级政府组织法，由中央颁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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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藏特别自治区事宜，由该自治政府因地制宜，自行办理，中央仅立于辅导地位。但该自治区政府须培植人民自治能力，及以实行中央自治方案为施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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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俟情势许可，应将西藏特别自治区划分若干国防军区，由中央酌派国防军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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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对与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宗教发展，取绝对放任主义，惟宗教与政治应以分治为原则，宗教领袖及各寺院，不得干涉政治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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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藏特别自治区与西康省之界限，应由中央派员会同两方勘定，以杜争端而畅交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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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尤其是“允许西藏地方高度自治”“不得违反国宪及三民主义”“中央在西藏特别自治区设立常驻办事长官公署，设正、副长官各一人，代表中央”“西藏特别自治区之各级政府组织法，由中央颁布施行”“实行中央自治方案为施政中心”“中央酌派国防军驻扎”等部分，都明确地宣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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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沈宗濂在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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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首任处长孔庆宗，于1939年随吴忠信入藏，后留藏主持工作。孔庆宗在藏期间，恪守职责，在西藏问题上一贯采取强硬态度。及至热振辞职，达扎活佛接任摄政，西藏地方亲英势力逐渐抬头。旋即，西藏地方先后拒修中印公路、私自创设“外交局”，冲扰驻藏办事处、停止物资供应等，致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濒临绝境。而孔庆宗与西藏地方也是矛盾重重，不仅“感情不甚融洽”，而且“双方几乎不相往来”，致使藏事工作基本无法开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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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孔庆宗自己也深有体悟。为摆脱繁复藏事，遂于1943年1月31日向蒙藏委员会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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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派入藏，已逾三载，一切秉命而行，藏事渐臻顺利，不意藏方自据中印公路，未遭惩创，复设外交机关，以铸僵局，职奉命赞办情报，由钧会与噶厦摇洽，间藏方更凌虐汉人，纵警卫处辱我国体，职惟恪忠职守，以保中央威信，仍勉为感情。殊藏方毫不自责，初对中央一切不理，自知难胜，退请撤销办事处，似觉无理，乃空言拥护中央，利用敌谍汉奸随在造谣助势，专力攻职。适今中央与西藏仍隔僵局，办事处与噶厦似无法往返。局势至此，挽回无方……，不得不缕陈困难，敬请钧座鉴核转呈，准予调会服务，详报藏情，并请迅简贤员来藏接替，以维边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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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加之二战中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决定调整对藏政策。1943年10月，他直接任命时为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侍从室秘书沈宗濂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一职。10月5日，蒙藏委员会电示孔庆宗，准予辞职，由沈宗濂接替其职务。1944年4月中旬，沈宗濂由重庆出发，经印度赴拉萨，于8月8日，到达拉萨，接任孔庆宗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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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此项任命，是为解决藏事问题而做的一项特殊人事变动，主要目的是改善和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待时机成熟，一举解决西藏问题。沈宗濂曾留学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为人温文尔雅，处事精明干练，且出访过印度、缅甸等国，具有外交背景。此次，沈宗濂以侍从室秘书的身份，直接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一职，“俨然是一特派大员。所以名义仍为处长而不变更者，是恐怕引起英人和西藏的怀疑，故以处长新旧交替之形式出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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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接受任命之后，蒋介石专门召见了他，就他此去西藏的任务和西藏问题做了一次长谈，根据《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和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相关记载，沈宗濂入藏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联络感情，宣扬中央德意和统一中国的决心。笼络西藏上层僧俗，逐渐缓和汉藏关系，向他们阐述中央对西藏政教及人民的关爱和尊重。宣传抗战中国必胜，胜则与美、英、苏同为世界四强，届时必将有足够的实力统一全国。而受印度独立运动的影响，英国日后将逐渐无力援助西藏。西藏只有倾心内向，回到中央政府的怀抱，才会有光明的未来。第二，努力使西藏地方当局同意勘测和修筑康藏公路，以加强西藏和内地的联系。第三，沟通文化，为西藏众民谋福利。帮助促进拉萨小学教育的发展，增加或扩充原有小学的数量、规模，争取在拉萨设立无线电网、医疗机构、银行等。定期播放电影，既娱乐西藏民众又加强宣传。第四，随时观察英国人在西藏的活动，并上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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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上任之后，按照蒋介石交代的入藏任务，首先便着手联络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感情。他一改孔庆宗的强硬，以缓和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治感情和态度，尽量不插手西藏地方的内部事务，以避免双方的直接冲突。同时，通过走访、宴请、赠送礼物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方式，与西藏上层僧俗官员、政教各界人物频繁接触。在办事处秘书李国霖的陪同下，他“逐日分别拜访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三大寺（指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上、下密院的僧官，大小活佛等，赠送他们礼物，有些并个别邀宴”。[80]10月10日国庆日当天，沈宗濂又大摆宴席，延请戏剧班大演京剧3天，并邀请西藏地方各界人士，以及驻拉萨的英印政府代表西列夫、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尼泊尔驻拉萨代表等。此外，沈宗濂定期对拉萨三大寺、后藏扎什伦布寺和上、下密院的僧众布施，每人布施藏银3两；沈宗濂还同时鼓动在拉萨的内地商人布施，以致一位喇嘛说“只有英国人才不布施任何现钱”。[81]沈宗濂还在自己的住处设置经堂，从事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接待僧人和三大寺堪布，并向活佛们请教佛学问题，以示汉藏人民的共同之处和汉族人对西藏宗教的尊重。这些活动，在拉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逐渐趋于缓和。当时，内地的上层人士评价道：“沈身手确实不凡，颇令拉萨上层人士刮目相看，汉藏关系颇有改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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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后，在藏的汉族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办事处周围也升挂国旗和万国旗以示欢庆。在藏的汉族商人为庆祝胜利，举办了宴会和火炬游行。15日，沈宗濂又在驻藏办事处举行公宴，邀请京剧班表演京剧，连续演出京剧三日，此外，还邀请了“佛公全家，司伦全家，四噶伦及其家属，四孜本及其家属，四仲译钦波，各大寺堪布及大小活佛，各札萨、台吉及其家属，各基层机关的主管及其家属。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及尼泊尔代表”。[83]在一片欢庆祥和的气氛中，中央政府的威望得到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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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摄政时期，拉萨建有“拉萨小学”一所，学生主要为汉、回子弟及少数西藏贵族子弟和尼泊尔人。1943年，该校有教职员工19人，学生约200人。达扎摄政后，英人鼓动其设立了拉萨英语学校，但因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师资较弱，设施较差，入学学生日益减少。沈宗濂到拉萨后，为沟通文化，发展西藏教育，加大了对拉萨小学的经费投入。1945年，在沈宗濂的努力下，国民政府增加拉萨小学教育经费50万元，该年，学生教学班级增加4个。1946年后，拉萨小学的教育经费增加到10万卢比，学校师资得到了提升，教学设施设备也得到了更新或修缮，并修建了操场、礼堂。1946年秋，学生人数增至近300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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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又租用佛公（十四世达赖父亲）的房子，在拉萨设立医疗所，免费为藏族群众看病，“每日施诊，来看病者每天在五十人上下，与英代表处医疗所的情状大致相同”。[85]通过商人捐资，沈宗濂又在拉萨设立联欢社（俱乐部），发展体育运动，为藏族人民提供娱乐场所。另外，沈宗濂也为拉萨民众放过几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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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沈宗濂还积极设法促成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直接会谈。他一改其他官员常常提及恢复清朝旧制的行为，转而向西藏人诉说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并说，汉人和藏人一样，都受他们的压迫。如今，辛亥革命已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就是要实现各族人民的平等。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隔阂和冲突，都是因为部分官员的无知造成的误会，如果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与中央政府联系，就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举行会谈，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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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在藏期间，也努力设法促成没有西藏地方参加的中英之间的会谈，以达到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联系的目的。1944年9月，他写信给印度事务部的卡罗爵士，提议举行中英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以解决西藏问题，信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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