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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爵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权限以内尽一切努力，消除大不列颠同中国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可能引起的任何摩擦和不和。在这场战争中已充分证明，我们能够进行真正的合作，并在同共同的敌人作战中献身；因此，唯一有益于我们的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珍视这种非常珍贵的友好情谊，和睦相处。如果大不列颠和中国能够根据上述原则处理西藏问题，我相信在实现西藏问题公正顺利地解决的道路上就不会存在重大障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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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为了抵消沈宗濂在拉萨造成的积极影响，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古德也来到了拉萨。约在10月下旬，沈宗濂和古德有一次会晤，沈宗濂表示，古德没有权力与西藏当局会谈，但希望英国和中国政府能就西藏东部边界问题举行一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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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不顾英国政府的劝阻，继续鼓吹“西藏独立”。但英印政府则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为西藏的独立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和承担任何责任，最多只是利用外交手段帮助西藏维持自治。这让西藏当局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一直期待英国为他们争取独立的行动提供援助，而且，英国也是他们唯一的外援。英国政府的表态，给沈宗濂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借此向西藏当局宣传国际局势，以及英国在印度问题上遇到的麻烦，表示，英国今后将无力支援西藏。因此，西藏当局只能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以寻求双方问题的真正解决，并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团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制宪国大。沈宗濂最终获得了成功，在他的安排下，1945年10月，西藏地方政府以庆祝抗战胜利为名，派遣了一个“慰问同盟代表团”前往内地，就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与国民党会谈，并出席了制宪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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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在藏期间，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而恪尽职守，他还鼓励办事处人员多做研究工作，了解搜集藏情。“到西藏后，沈宗濂处长提倡大家多做点研究工作。……他说国内非常缺乏了解西藏情况的人，关于西藏方面的研究，我们远远不如外国人，所以他发动大家来合作一本向内地介绍西藏一般情况的书。”[87]沈宗濂指导办事处人员对西藏政治、宗教、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等情况进行调查，“先后完成《昌都系列报告》《塞地亚至察隅一路情况》《三十九族内向情况报告》等”。[88]此外，还有柳陞祺与沈宗濂二人合作的《西藏与西藏人》，全书分为“自然环境、民族历史、宗教寺院、政治机构、人民生活、年中行事”[89]等六个部分，就西藏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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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拉萨的长期活动，以及对藏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了解，沈宗濂逐渐认识到，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不固定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而这是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驻藏办事处最多只能起到加强联系的作用，无法实施对西藏的管辖。因此，1945年，沈宗濂致电蒋介石，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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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加强和西藏的联系，使之不倾向于英印，首要的工作应为迅速修筑康藏公路。而要进行此项重大的工程，必先消除刘文辉割据西康的局面，并彻底地改造四川省政府，将西康并入四川。派中央大员（如吴忠信）率一支中央军（建议可使用胡宗南的部分兵力），坐镇成都、西昌、康定一带，再借用该部队力量加速修通康藏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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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利用蒋介石访印的影响，在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和印度国大党会谈，订定君子协定，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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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蒋介石正积极筹备内战，根本无暇顾及西藏。因此，电文收悉后，他令陈布雷和戴传贤拟电回复，“大意是主张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沈见后大为愤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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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沈宗濂觉得藏事解决已无希望，便准备离开西藏。恰巧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沈宗濂积极劝说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团参加。最后，西藏地方政府同意派遣代表参加，沈宗濂就与该代表团一起，于1946年初由拉萨启程赴印，后由印度乘机飞往南京。此行，沈宗濂还说服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一同前往南京，此事在拉萨传开后，西藏地方政府和英印当局颇为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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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自1944年8月到藏，1946年初离藏，在藏一年余，圆满地完成了联络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感情的任务，缓和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但是，由于达扎摄政，亲英势力占据优势，西藏地方积极谋取独立；而蒋介石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西藏，西康刘文辉又尾大不掉，制约着蒋介石的行动；再加上英国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推动西藏自治，这些因素使得沈宗濂在藏期间，无法让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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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英印政府对藏东南地区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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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边界争端再起与伪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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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代表退出西姆拉会议，并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1914年的协定因此被英印政府逐渐淡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马洪精心设计的边界骗局逐渐破产。英印政府的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到1935年，连与此事最直接相关的两名英印政府高级官员——锡金政务官和阿萨姆总督都不知道有“麦克马洪线”这样一条边界线的存在。[92]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代表英印政府中的一些“西藏通”，如麦克马洪、贝尔之流就心甘情愿地认输，他们实际上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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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发生的华金栋事件，使得英印政府有机会重新挑起印藏边界争端。华金栋（F.Kingdon Ward）曾任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历史学教授，是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同时也是一个殖民扩张主义者。他同英印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其中一些官员是他的学生。从1909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西部新疆和西藏交界地区进行所谓考察，后来，又转到中缅边境，以采集花卉标本为名从事边界探测等工作。20世纪20年代，他又来到印藏东南边境，如察隅、波密、工布、珞隅、门隅、不丹等地区，继续以采集标本为名进行考察和勘探。1935年4月下旬，他不顾西藏当局的禁令，擅自从印度巴里巴拉（Balipara）进入门隅北上，经过达布，顺雅鲁藏布江东下，一直到达工布和波密，10月底才回到印度。[93]西藏地方政府就华金栋擅入藏境之事，向正在拉萨访问的锡金政务官威廉逊提出抗议，指责英国人侵犯了西藏边境。甚至连威廉逊本人也认为，“在阿萨姆地段，国际边界是沿着山麓而行，和阿萨姆省的行政区边界相一致”。[94]英印政府外务和政治部副部长卡罗（Olaf Caroe）在调查华金栋事件时，发现了西姆拉会议文件以及麦克马洪与伦钦谢扎之间的秘密换文，并察觉阿萨姆政府和锡金政务官“对于边界的位置一无所知”。于是，他急忙致电拉萨，告诉威廉逊：“不丹东面的印藏边界以喜马拉雅山山顶为界，这是根据《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红线所划定，并由西藏政府依照1914年条约第9款所接受的。”他指示威廉逊，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在1914年所议订的这条国际边界有效性问题上向西藏政府作任何让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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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廉逊很快因病在拉萨逝世，其助手江孜商务委员贝蒂上尉（Captain R.K.M.Battye）当时亦在拉萨，奉命责问噶厦：西藏官员为什么还留在达旺？华金栋是否越过了重新划定的边界而进入了西藏领土？但西藏当局断定华金栋“越过了红线，甚至到了工布、波密和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波隅（Poyul）。他们坚持认为红线并未变更……华金栋已被送回印度，西藏政府愿将这一事件看成是最后一次事件”。[96]不过，贝蒂转来的英印政府关于红线[97]的照会，确实让西藏摄政和地方当局感到震惊，因为，按照西藏传统的政治观念，西藏地方的统治当局绝不可能将其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出去；摄政必须有责任维护已故达赖喇嘛所遗留下来的西藏领土的完整，直至新转世的达赖喇嘛执掌政权为止。而且，不仅达旺境内的达旺寺与拉萨最大最有势力的哲蚌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21年中，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无所作为即是西藏对达旺行使管辖权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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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不接受“麦克马洪线”将会带来的危险：其一，这将意味着西藏拒绝接受《西姆拉条约》，从而使西藏在中英藏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境地；其二，这将可能导致英国政府抛弃西藏，让西藏单独与中央政府抗衡，甚至可能使得英国人在班禅返回西藏的问题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因此，西藏当局一方面向贝蒂表明坚持“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又继续加强对达旺地区的行政管辖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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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阿萨姆邦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实地巡察或征收赋税的方式，强调英印在达旺地区的利益”。阿萨姆总督芮德（Sir R.Reid）指出：“仅凭印度测绘局重新绘制的地图上所标出的麦克马洪线，尚不足以纠正自1914年以来所形成的错觉和造成的不良影响。西藏在达旺及达旺北部地区继续行使管辖权，可能会使中国……或其他列强将来声言对西藏有统治权，或声称对依据1914年条约归入印度的那部分领土拥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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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认为，英印政府的这些担心和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治理西藏的1909年至1911年期间（即川军入藏时期），清军派遣一支军队驻防于日玛（Rima，即下察隅）附近，并把界碑移到了瓦弄；1911年，他们又派官员接受了东北边境特区南部密什米（Mishmi）部落酋长的归附。[100]尽管清王朝的覆灭，结束了这种威胁，但假若国民中央政府再度获得对西藏的控制权，他们将会尽力控制这些地区和不丹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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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又认为，至少到1928年，英印政府和印度部显然似乎已经忘记了有一条新的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哈定总督在1914年拒绝承认麦克马洪同西藏秘密交涉所产生的结果，认为那只代表麦克马洪个人的观点，从而，麦克马洪线没有在任何官方出版的地图上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了解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秘密交涉的人很少，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边界的存在，更不要说知道“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了。此外，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被正式告知此事。[101]这一切都使英印政府处于不利的境地。中国官方对于附在《西姆拉条约》中的印藏边界线已有耳闻，一位中国外交官在1935年发现，英国出版的大部分地图，无论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均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将印藏边界的走向划在喜马拉雅山山麓，同中国出版的地图无异。中国方面遂将这些地图作为反驳英国说法的证据。[10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出版的许多地图为这条边界线的争论做出了逻辑上的结论。中国认为，西藏包括整个达旺地区，南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地带，其东部是中国的西康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申报》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地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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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绘制地图上的这一动向引起了卡罗的警觉，他对于中国通过地图来宣示领土主权的方式十分敏感。他认为，一旦这些中国地图获得了一种官方的地位，对于英国将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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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K.Gupta）、兰姆和戈尔斯坦等均认为华金栋事件是一个巧合，认为，恰恰是这一偶然事件促使印度政府外务和政治部去调查华金栋是否确实越过了印藏边界，从而使英印政府“意外”发现了“麦克马洪线”。难道卡罗原先真的不知道“麦克马洪线”的存在？笔者不以为然。实际上，卡罗所做的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时机让《西姆拉条约》合法化，让英藏关于边界的秘密换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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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在写给印度部官员沃顿（J.C.E.Walton）的信中表示：“（英印）政府中能够知道印度东北国际边境的官员，无论如何只是极少数。据我看，如果再迟迟不公布我们同西藏的协议，的确存在发生这类重大事件危险的可能。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似乎确实面临一个新的危机。……印度政府认为，在它公开的档案中，如能掺入几份诸如1914年条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西藏政府关于边界的换文以及通商章程等文件，将会是有利的。”他进而强调：“像《艾奇逊条约集》这样的出版物里竟然没有登载这些协定，这种情况一旦为中国政府得知，势必会成为用来支撑他们那种印藏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论点的依据”。因此，他建议印度部修改《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除了将1914年英藏条约正本连同根据该约所定的边界换文和贸易章程一并插入《艾奇逊条约集》外，我们还应立即采取措施，在印度测绘局出版的地图上绘出这条边界线”。[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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