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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印当局对珞隅和察隅地区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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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隅，又称洛隅、洛渝、珞瑜等，其区域包括今西藏自治区东南部之错那县东部、墨脱县南部和察隅县一部，即西巴霞曲（旧称苏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与雅鲁藏布江下游（英人称之为锡昂河）两大水系附近地区，东接怒江西岸的门工，西抵山南地区之卡门河流域。主要居民为珞巴族（Lopas，藏语为野人之意），还有藏族、门巴族、僜人等。该地区在人种、政治、经济上均与西藏关系密切，隶西康所属，载在史籍，彰彰明甚。公元7世纪时，该地为吐蕃王朝辖区，后归波密王统治。1927～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同波密王发生战争，波密王战败，噶厦遂将该地区分别划给色拉寺、倾多寺和松宗寺，该3寺各自设宗。突郎拉山为印藏天然交界，山南为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山北则为羊肠小道纳轰野人地带，“唯以藏官管治不良，该地仅名义上隶属西康，实际上为半独立之野番部落”，珞隅遂成为瓯脱地区，[181]清代多称之为野人区，区内有达夫拉（Daflas，又译作打法斯）、密日（Miris）、亚波尔（Abors）、密什米（Mishmis）等珞巴人部落。珞隅地区绵延数百公里，横亘于印度和西藏边界上，因地势之高低不同，而兼具有热、温、寒三带气候，因而，区内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气候温暖，各气候带的动植物皆有生长，同时出产水稻、玉蜀黍、棉花、黄豆及一部分亚热带作物。区内有闻名世界的原始森林，英人发现其中有若干珍贵木材，故急于攫为己有而拟大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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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Zayul），又称杂隅、杂瑜、杂玉、杂域、咱玉、襍榆等。察隅藏语意为“察人居住地”。察隅东通门工，西南为珞隅之地，北界八宿和左贡，南与印度萨地亚（Sadiya，旧称夺然工）和缅甸葡萄（Putao）接壤。全境地势北高南低，梅里雪山为最高峰。察隅地形为一小盆地，平均海拔在1500～2300公尺。境内溪流交错，察隅河[182]为雅鲁藏布江支流，流经该区。察隅气候温和，降水量充足，夏季湿热，为农业区域。农产品以水稻为主，其次为茶叶、小麦、青稞、黄豆等。其他豆类和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还出产柑橘、石榴、梨、桃、香蕉、苹果等水果，区内森林广布，多珍奇野兽。此外，野生药材以及鹿茸、麝香的产量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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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原为野番投诚，主要居民为僜人。僜人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但无文字，以结绳或刻木记事。察隅一直是桑昂曲宗（即科麦）的属地。吐蕃时代就在这里设官建制。1731年，帕竹政权在此设宗，宗址在桑曲河畔的科麦（今改称古金）。清康熙年间，派岳钟琪进藏，改设科麦县。由于清兵进藏多取道于桑昂，因此，在此设立台站弁兵，后来并归于乍丫（今察雅）。后清王朝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赏赐给西藏地方政府。“藏方乃派官分驻桑昂、门工、察隅等地，征收粮赋。”后改为桑昂曲宗，并设置宗本2人（一僧一俗）协同管理政务。“在左贡属之扎夷设‘朵马本’一人，专管征调各区民兵及税务。在察隅、门工则各委土著一人为‘协敖’，统辖各族‘区俄巴’（小头人），办理地方事务。”[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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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隅首镇为日玛（Rima，今下察隅），由日玛沿察隅河南下，依次为松古、沙马和瓦弄。瓦弄以下约35公里，即为印度阿萨姆邦领土。察隅无土司制度，喇嘛寺庙也仅有墨姑寺等两座。“土民无特殊势力，一切均受藏官支配。协敖照例由藏官委派，民间对此也没有若何反响。”[184]人民虽奉喇嘛教，但宗教观念并不浓厚。相反，由于地方偏远，苯教（即黑教）的影响却较大。这是该地区缺乏中心力量，无任何政治势力的一大原因。这一带居民被称为“察瓦绒巴”，性喜经商，云南西北部与康定、昌都等地都有其商号。在门工一地富商尤多，且与滇商关系密切。由察隅前往各地的交通也较方便。东往怒江之门工需13日路程，往盐井需21日路程；北至昌都需18日路程；南至印度萨地亚则需12日路程，此段路基本上要穿过险峻的峡谷、原始森林和急流，“骡马无法行进，且沿途蛇蝎较多，行人多结伴而行。到达边境小城夺拉贡后，可乘汽车或轮船到达萨地亚”。[185]由于从印度萨地亚经察隅进入昌都相对便捷，因此，英国将此处视为深入康藏腹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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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20世纪初获得对喜马拉雅山区中部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的控制权后，亦计划在阿萨姆地区向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东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扩张。1907年9月，阿萨姆副总督哈尔（Lancelort Hare）向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建议，突破1873年《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所划“内线”的限制，允许阿萨姆助理行政官诺埃尔·威廉逊（Noel Williamson）率领军队进入珞巴人居住的珞隅和察隅地区。他主张废除阿萨姆阿洪人向珞巴人交纳的“颇萨”，向珞巴人征收人头税和户籍税。但由于害怕引起俄国和中国的反对，英国印度大臣莫莱（Lord Morley）没有批准这一计划。[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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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强迫西藏当局签订《拉萨条约》以后，清政府采取了加强西藏边防的措施，为了防止英国对藏东南的侵略，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借以加强对西藏东南部门隅、珞隅和察隅（下察隅）地区的管理。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派川军入藏，藏官调集各处土兵数千人在江卡一带阻拦，“川军加以劝导，不听，乃分兵驱之，藏兵溃散”。宣统二年（1910年），赵尔丰上疏清廷，请求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从藏人手中收回，改土归流，完粮纳税，并建议同藏人在江达划界。清政府令饬外务部同驻藏大臣联豫会商查处，但联豫不同意赵尔丰的建议，藏政府也多次上疏，呈请将江卡、贡觉、桑昂、察隅4地仍划归藏属。赵尔丰乃率军赴贡觉，召集各处头人，询问他们愿意归属何处。“头人们均指称藏官苛虐，甘愿改流，于是为之设官。”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照准赵尔丰之议，在这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赵尔丰在波密平乱时，曾率川军进驻察隅，并派程凤翔领军千余人从白马岗（今墨脱）南下到日玛（今下察隅）和瓦弄一带。[187]据《藏边划界记》记载：“杂隅（即察隅）分为上下两部，均不受西藏之控制，为未开化之密日、亚波尔、密什米等部落所居，1911年中国军队进驻，其地之酋长乃向钦差大臣赵尔丰投诚，中国军队遂予以有效占领，并颁给各酋印信，受四川之管辖，今则名为察隅县。”[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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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引起了英国殖民者的恐惧。早在1909年7月，贝尔当时向英印政府提出，必须采取措施，“把中国人从西藏和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之间的狭长地带驱逐出去”。他再次建议对察隅、珞隅和门隅地区进行勘探、对山区各部落展开调查，并相应建立哨所和兵站。[189]于是，英国在藏东南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战略目标开始确立，这就是从北纬27°～28°、东经92°之不丹东南角，原属西藏领土的乌达古里（Udalguri）北迄西藏错那宗起，沿东喜马拉雅山南麓朝东北方向到达北纬29°、东经96°雅鲁藏布江转弯处之白马岗和波密地区，然后折向东南到上下察隅，跨过察隅河谷到怒江（缅甸称为萨尔温江）之门工一线。这就是英印政府拟占据的西藏东南地区的广大中国领土，也是后来“麦克马洪线”的最初版本。从1911年起，英国政府多次以“探险”等名义深入藏东南地区进行勘察，为英印政府划定战略边界寻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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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月，诺埃尔·威廉逊由萨地亚出发，率领一支由医生、卫兵、挑夫和几名珞巴人向导组成的数十人探险队，前往察、珞地区考察。3月下旬，这支考察队在深入雅鲁藏布江下游里戛（Riga）附近珞巴族亚波尔部落时，同珞巴人发生冲突，3月30日和31日分别在空兴村（Komsing）和潘金村（Pangin）遭受珞巴人袭击，威廉逊等多人被砍杀，仅剩几人逃回萨地亚。[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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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事件震惊了英印政府。新任印度总督哈定决定派遣军队进入珞隅和察隅地区，对珞巴人实施报复。英伦政府同意了哈定的计划，但英国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ey）要求对此次行动严加保密，避免让清政府和西藏当局知晓。[191]英国远征军1000余人，在数千名后勤人员的支持下，于1911年10月沿迪昂河（Dihang River）[192]而上，沿途在帕西噶特（Pasighat）、密空（Mikong）、洛同（Rotung）等亚波尔人居住地进行烧杀抢掠。亚波尔人为保卫家园，以大刀、长矛和毒箭奋起反击，杀死英军5人，打伤6人。[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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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印远征军侵入珞隅的同时，正值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在西藏，英国正在给藏军以军事援助，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于是，英印当局认为，实施阿萨姆—喜马拉雅计划的时机到来，请求英伦政府同意远征军深入察隅、珞隅和门隅腹地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测量工作，甚至建议，不失时机地划分印藏边界，竖立界碑，将中国西藏所属的察、珞、门广大地区划为英印的领土。英国外交部由于担心察隅一带川军的反击，更顾忌列强的反对，遂将远征队的任务仅限定于调查和测绘地图，“不得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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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起，远征军分3路深入察隅和珞隅。亚波尔分队继续沿雅鲁藏布江北上，经过潘金、空兴、里乌（Riu）、里戛、西蒙（Simong），一直抵达新井（Singing）。该分队还深入西尧姆河（Siyom River）与雅姆讷河（Yamne River）谷地进行勘测；密什米分队兵分两路，一路沿察隅河（Lohit River）深入到瓦弄（Walong）附近的叶帕克河（Yepak River）南岸，因发现川军程凤翔部在此驻扎，遂折返。另一路前往迪昂河的支流西色里河（Sisseri River）与迪邦河（Dibang River）河谷附近探测，绘制山川地形图，他们也发现这里为中国军队所控制。密日（Miri）分队在西巴霞曲（即苏班西里河）流域进行探测，并试图西进至卡门河流域，但因遭遇珞巴打法斯部落的抵抗，加以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迫使该分队行进至雅姆拉河（Yamla River）附近，便退回阿萨姆。[194]英国远征军的这次大规模的入侵和测绘，为“麦克马洪线”提供了测量数据和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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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改察隅为县，称吉公。1917年，因川藏战事爆发，昌都于次年4月为藏军占领。噶厦亦派察隅营官调集土民，袭击中央所派军队，察隅设治委员以下官兵百余人全体殉难，该地政权遂为拉萨所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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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英国制定了连接埃及开罗、印度加尔各答与缅甸的交通政策，拟由阿萨姆修筑铁路经过中国察隅、云南，再由云南分两线：一线折入四川以出长江，沿江东下，经汉口、南京以出上海；一线由云南直趋广州，并出湖北以会于汉口。此外，还计划由沪杭甬线修筑沿海岸以达广州的铁路。这个铁路建设计划乃是英国谋藏的最初动机，而察隅首当其冲。[195]二战爆发前，英国人柯尔柏克（Ronald Kaulback）等曾多次深入察隅、珞隅一带从事调查，勘测等工作，著有《西藏牛车之旅》（Tibetan Trek，London，1936）、《察隅和藏东边界国家》（“Zayul and the Eastern Tibet Border Country”，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el Asian Society，1934）、《西藏的阿萨姆边界》（“The Assamb Order of Tibet”，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83，1934）等书和文章，其用心颇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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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萨姆当局越过印藏边境26千米，在雅鲁藏布江下游（英印称之为迪昂河）西藏境内的叶姆邦（Yembang）和潘金村设立警察哨所。1936年，印度萨地亚边境地区政务官卡尔福特（W.H.Calvert）率领一支25人的军队从潘金村北上，再次闯入亚波尔部落的里乌地区。为了阻止英国侵入珞隅地区，西藏当局于1937年，派遣一支军队沿雅鲁藏布江南下，于同年3月抵达喀科（Karko）和里戛附近，距离卡尔福特考察队到达的里乌村不过16千米。西藏当局的用意，在于向英人宣示其在珞隅地区的主权。[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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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察、珞地区据为己有，英印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起改变了对珞巴族的镇压政策，采取以笼络为主的方式，力图博得珞巴部落的好感。因珞巴人生活过于原始，不着衣裤，且尚未进入经济生活阶段，英人便多方利诱，使之服从其统治。但苦于语言不同，文化悬殊，无法笼络，于是经常以物品为诱饵，试图与珞巴人接近。英国人将饼干盒、糖果等食品，以及衣物等日用品，“夹树枝间，诱野人取食”，但珞巴人经常饱食后即扬长而去，终无结果。后来，英国人见珞巴人常常“结队至印境，窃取铁轨，知野人爱铁，又将大量铁条投掷野人区附近，任其搬取，以图接近，但仍未生效”。[197]最后，英国人采取了支持土司和部落头领反抗西藏当局的方式，攫取珞隅土地。“噶朗第巴事件”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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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朗第巴为波密土司，其先祖乃吐蕃第七代王止贡赞普。1928年，噶朗第巴旺钦顿堆因不满每年向噶厦缴纳沉重的赋税，同拉萨当局发生矛盾。藏方派军进驻波密地区，并要旺钦顿堆离开波密前往拉萨。旺钦顿堆因痛恨噶厦压迫，遂发动战事，杀死达当代本及藏军数十人。后经藏方派兵数千人平乱，该土司战败，率其子及头人，逃往萨地亚投靠英印当局。[198]英印政府之所以要“保护”旺钦顿堆，其目的就在于察、珞地区。两年后，旺钦顿堆父子二人相继病死。事隔10余年后，英国官员“突持该土司投降纳地契约到波密与藏方交割。藏方不承认该约之真实性，且言叛酋失败亡命，实无权割地，况彼等曾徇昌都寺第四呼图克图公多拉（波密土司之弟）之请，已立该叛酋女婿继承一小部分职位。但英方仍有六七人在波密纠缠”。[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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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足见英国对于察、珞之地窥觎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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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在阿萨姆的萨地亚与托洛岭（Theronliang）之间，早已筑有公路，长约119千米，“汽车往来颇多，沿途有纪程碑”。此外，托洛岭还设有英国电台，并由英军驻守。[200]为了便于向察隅扩张，英国在萨地亚和察隅之间已勘测路线数次，“沿途多树有标记，至今历历可数，由察隅至印〈度〉因系沿河而行，其间几座铁丝吊桥均为英人所架”。[201]英印当局又沿察隅河，从托洛岭至距察隅7日路程的四郎公[202]，筑成一段20余英里长的公路，但未通汽车。[203]抗战爆发后，英印当局加快了对察隅和珞隅地区进行扩张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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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26日，萨地亚边境地区政务官戈福雷（R.W.Godfrey）奉命率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深入珞隅亚波尔部落考察，目的在于了解西藏当局在该地区的统治状况。戈福雷此行行程230英里，最远抵达喀科（Karko）以北的西蒙（Simong），于3月底返回萨地亚。其发现，在珞隅地区，西藏地方当局的影响得到了加强，拉萨一直在积极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扩展它的力量，其实际统治区域已经到达里戛附近。喀科和西蒙分别位于雅鲁藏布江西岸和东岸，是珞巴族亚波尔部落重要聚集地，各有居民300～450户。长期以来，该两村庄实际垄断着阿萨姆同西藏之间的货物交换。因此，西藏当局对于该两地的控制也较严。于是，戈福雷建议英印政府应该将军事哨站向北推进到喀科，边境官员每年应该至少巡视该地区两次，并且打破拉萨对该地区的贸易垄断。[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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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戈福雷又率领一支80余人的队伍沿察隅河北上，非法闯入察隅地区进行勘测与绘图。他们进入藏境纵深达50英里，越过瓦弄，越过所谓的“红线”，到达日玛（Rima，即今下察隅）地区。自1914年以来，还没有英国官员进入过察隅地区。戈福雷于1940年2月1日返回萨地亚。戈福雷在瓦弄与门尼克莱（Menikrai，中方称之为麻那曲科）之间的叶帕克河附近，发现了过去由中国人竖立的石制界碑。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谷地进行过仔细勘测后精心设置在那儿的”，因为界碑以上地区地势较开阔平坦，适于耕种，而界碑以下地区谷地狭窄，山壁陡峭。戈福雷指出，瓦弄和门尼克莱（麻那曲科）之间是英国设置永久哨所的最佳地点。他看重的并不是农业耕作，而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他指出，其一，这里扼察隅河咽喉要道，假如在这里驻扎一支英军，既可以保护门尼克莱，也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下察隅（日玛），从而控制整个察隅地区。其二，这里有建立飞机场的空间。因为要修建一条通往察隅的公路相当困难，即使建成，也会经常受到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威胁，而飞机场则为驻军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空中通道。其三，瓦弄附近地区适于耕种，只要清除了灌木，就可为驻军补充食物。其四，这里的居民以密什米部落为主，他们同西藏当局的关系比较疏远，大概不会反对英国人的存在。戈福雷认为，只要在此加以适度开发，尤其是改善道路，就可以把这里建成由阿萨姆通向察隅，乃至通向西康、四川和云南的贸易通道。[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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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阿萨姆西隆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英印当局在珞隅的喀科和里戛建立了高寒气候观测站和军事哨所，在察隅南部的门尼克莱设立了常年军事哨所，整修了萨地亚至门尼克莱的道路。[206]这样，戈福雷的建议基本上被全面采纳。阿萨姆总督芮德还在1941年12月对锡昂河谷下游和潘金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这是英印政府高官首次越过“外线”。但随后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打断了芮德的行程，也使得英国侵入门隅、珞隅和察隅地区的势头暂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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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缅甸为日本侵占，察隅地区遂成为“国际小通道”，“当地商人购买香茸、皮类及其他药材或者羊只，雇请力夫，背负货物口粮，沿察隅河运至印度交界的夺拉贡售卖，然后再采购毛织品及香烟、呢帽与各种舶来品运回察隅贩卖，获利丰厚”。[207]此外，由于察隅盛产稻米，而当地居民喜食奶油糌粑，因此，这里的米价反较青稞为低。故该地区所产稻米大部分运销到盐井、桑昂、昌都、德格、玉树等地，尤其是昌都地区的藏官“仰给尤多”。在1939年前，仅昌都一地，每年由察隅运来的糙米就达3000驮[208]（约180吨）以上。由于当时驻昌都的西藏官员可以自由支用乌拉，[209]“莫不派人到察隅地区进行贸易”。藏官将从青藏边境囊谦等地运抵昌都的红盐转运到察隅，交给当地协敖，责令协敖将红盐分摊于当地居民。“如运红盐10驮（每驮资本川洋1元），可换糙米30驮，再支乌拉将糙米运回昌都。虽有18日路程，而每驮脚价仅有学巴（铜元）36枚，即以20两一桶（重9公斤）出售，亦可获利数十倍。”[210]当地居民不堪剥削，乃于1940年赴拉萨申诉，噶厦才下令禁止。但西藏当局仍然准许昌都颇康（军粮处）照例运盐换取糙米，以供藏官食用。因此，从1941年起，察隅糙米多由居民自行运销附近各地，运往昌都的糙米仅有800余驮，而价值增至1倍左右。[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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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察隅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活力与货物流通量，国民政府为开辟新的国际通道，争取更多的抗战物资，在1941年春，计划自西昌经过察隅，修建一条直达印度萨地亚的公路。经过国民政府各部会的议定，决定分由南北两路同时测勘。南路由西康之西昌始，经盐源、云南之永宁、中甸、维西、叶枝、贡山进入缅甸，再转经缅甸北部之坎底到达印度的雷多（列多）；北路由云南之德钦、盐井，穿过察隅至印边萨地亚。而北路萨地亚至察隅一段恰恰是戈福雷考察的路线。南路的公路勘测工作进展颇为顺利，在缅甸境内亦未受阻碍，南路的工作人员很快完成任务。但北路勘测工作“进行至滇边阿敦子，再向前进，即被藏方拦阻。几经蒙藏委员会与藏方洽商，始则含糊应准，继则藉端延宕，终则托词神意加以拒绝。测勘人员留滞滇康边境，进退维谷”。而英国方面则“佯准协助，继则藉口须由航空测量，对陆地测量则不予以同意，显系与藏方串通托词刁难，以致测勘工作半途而废”。[212]英印当局之所以赞同测勘南路而反对北路，究其原因，在于北路经过西藏境内的盐井、科麦（桑昂）和下察隅（日玛），如果这条公路修筑成功，那么，国民政府就会乘机将军事力量推进至察隅地区，加强对珞隅和门隅地区的影响力，甚至足以控制西藏局势，这对于在印藏边境积极推行扩张，企图攫取西藏东南边界地区的英印政府来讲，不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妨碍了上述“戈福雷计划”的实施。国民政府在察隅修建公路的计划，迫使英印当局加紧对察、珞地区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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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间，英印政府派遣一支军队护送皇家陆军工兵上尉克罗斯（W.E. Cross）再次越过中印边界，抵达瓦弄勘察地形。克罗斯的任务主要是调查修筑通往下察隅（日玛）公路和在瓦弄建机场的可行性。克罗斯的结论是：修筑一条公路是可行的，但至少需要一年的紧张施工；在瓦弄修造一座飞机场尚有可能，但条件并不是十分理想，因为该山谷的空间只够修建一条相当短的飞机跑道。[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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