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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西藏方面。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官员多不愿中央政府过问其对内、对外事务。如果中央政府事先不予以疏通，使其同中央采取一致态度，那么，“则中央因西藏事务提出对外交涉时，西藏必予阻挠，使交涉无由贯彻，反有损中央威信”。尤其在中印边界东段的界务问题上，“如不取得藏方合作，一切调查交涉均无法进行”，因为同阿萨姆毗连的门、珞、察广大地区，实际上“在藏方势力控制下”。欧洲司指出，西藏当局之所以对中央怀有二心，其基本原因，实是由于中国“国内多变，内乱外患，焦头烂额”之故。抗战胜利时，西藏对中央政府“抱敬畏之观察态度”，假如内地一出现变故，“西藏之态度乃由敬畏之观察一变为势利之疏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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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英国方面。英国及印度均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且相沿成习，与西藏当局发生直接交涉”。英印政府利用印度的地理优势，在西藏活动，“在政治、经济方面，处处占优势，故藏方亲英派得势”；而印度“继承此等既成事实，对西藏亦多多怀柔，而且视西藏为印度东北国防之缓冲地带，殊无愿放弃其权利之意向”。欧洲司指出，英印政府以《西姆拉条约》为借口，“谓西藏已签字于该约，承认英印在西藏所享之权利，故西藏当局如对修订条约无所准备，则中央贸然向英国或印度提出修约交涉，英印方面可藉口西藏不同意而推诿”。英印政府利用西藏对印度经济上的依靠，“每每予以小惠，致藏人入彀”；且印度实扼西藏通商门户，“能以封闭关卡要挟西藏顺从其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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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方面。欧洲司指出，清末时，清政府对西藏政策“力谋振作，然不免蹈操之过急之弊，将达赖革职，违反藏人宗教信仰，论者谓为西藏离贰之一因”。西姆拉会议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均“视西藏问题为悬案，任事态演变。西藏当局亦遇事与英印发生关系，认为当然矣”。况且，今日之西藏与清末之西藏迥然不同。“清末时尚有官兵驻藏，今日则藏境无中央一兵一卒，中央究能以何术把握西藏？”欧洲司认为，在政治方面，中央政府“既无权威可畏，惟有在经济方面予以联络”。然而，内地与西藏经济联系又不密切，无法借经济在政治上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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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欧洲司因此得出结论：“欲向英国或印度谈判西藏废约划界等项问题，必先调整中国、印度及西藏间之相互关系。而我中央与西藏关系之调整，尤为现在外交致胜之条件。”但由于中央与西藏隔阂已久，协调二者之间关系并不容易。因为英国在西藏所做的工作相当巩固，“殊难即刻收效”。所以，外交部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从事西藏工作的人才。“约言之，自目前阶段，人才重于计划，经济重于政治。……故纵有任何计划方案，如无适当人才，打入西藏内部，做联络工作，亦徒为具文。而此项人才，如7年之病求3年之艾，非可滥竽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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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对于蒙藏委员会的工作相当不满，认为：“英国方面深通西藏事务人才颇多，且多终身从事，与藏方官民相处日久，则联络策动之效果生矣。反观我方，则相形见绌，此项人才之培植，实尤重于冠冕堂皇之计划也。”因此，外交部要求“对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之工作加以检讨，务求避免形式之应付，而着重实际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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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外交部的意见可以归纳为3点：（1）解决西藏问题必须求根本之解决，首先要由中央确定大政方针，注意藏事人才的培植；（2）西藏问题是内政问题，西藏问题所牵涉的外交问题处处与内地关联，中国之所以无法解决藏事，正因为中央政府在内政方面无控制拉拢西藏的有效办法；（3）内地与西藏交通是关键，欲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建立不必经过印度的快速、直接的交通线，包括航空与公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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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战后英国政府面临其殖民地要求独立的困境，英国撤出印度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政府认识到，战后中国解决西藏问题面临的对手，不仅是英国，恐怕还有印度。于是，外交部欧洲司在1947年4月拟定了“西藏问题资料”，对英国撤出印度后，中国在藏事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交涉对象做了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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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问题的交涉对象。外交部分析，英国撤离印度后，将出现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与西藏南部及西康西南部接壤的阿萨姆邦（Assam）将会划归印度，而与西藏西部阿里毗连的克什米尔（Kashmir）等地，势必将划归巴基斯坦；藏南至加尔各答必经之孟加拉省东部又已划归巴基斯坦。因此，今后关于藏事的外交主要为印度，而巴基斯坦于此亦有相当关系，亦须妥为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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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除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中国政府认为：“此等不平等条约，亟应废除。至于废除之方式与时机，似可于订立中印友好条约时，先订出处理西藏问题之原则，后再订关于西藏之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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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藏印疆界问题。藏印疆界可分3段：自西康察隅边境至西藏德让宗、达旺一段（即东段）；自与不丹交界处至与尼泊尔交界处一段（即中段）；自与尼泊尔交界处至与克什米尔交界处一段（即西段）。外交部认为，“中段与西段均无大问题，唯东段问题颇多”。英印历年“沿线进侵”，但外交部有案查的，只有英印侵占门达旺案和侵占察隅、科麦案，其余皆无案可稽。外交部强调，中印关于东段疆界将来的重大争执，将会在“狢渝”地区，因为，尽管该地区在种族、宗教、文化与经济等方面与西藏有相同关系，但实际为半独立的野番部落。“英印近年迭次蚕食，近年英印地图已将此地区划入印度境内”。因此，中国政府“亟应早日准备资料，证明该地区应属于我国，以为交涉根据”。至于划界时机，外交部认为“此事甚为繁重，事前应有充分准备。西藏地方当局之合作亦其重要条件，此事似应在中印订立友好条约以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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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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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国侵占察隅、科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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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英国侵占门达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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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英印组织考察团在西藏、西康之雅鲁藏布江区域长期考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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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英国驻拉萨代表团的撤退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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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热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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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确定的对藏政策中有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全力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的职务。如前所述，由于英国和西藏亲英派的阴谋，热振于1941年初辞去摄政职务，暂由其经师达扎接任3年，期满后仍由热振继任。然而，达扎任职后，很快转为亲英派的核心人物，同热振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达扎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亦为热振所不满。1944年，达扎代理摄政的期限已到，但他丝毫没有交出摄政职位的意思。三大寺的堪布们对其统治亦心怀不满，他们希望热振回拉萨主政，但噶厦为亲英派所控制，噶伦喇嘛丹巴江阳、彭雪·才旦多吉、彭康·扎西多吉和索康·旺清格勒以及孜本夏格巴等一批高级官员均反对热振返回拉萨。同年12月，色拉寺结巴扎仓堪布阿旺嘉措以该扎仓大经堂维修竣工为名，邀请热振回拉萨主持开光典礼，热振才得以返回拉萨。热振在拉萨受到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热振在拜访达扎时，提到了要达扎交出摄政职位的问题，但达扎拒不交权。热振不得不返回热振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母亲回忆说：“瑞廷（即热振）和大札（即达扎）当初协议，当瑞廷朝圣归来时，政府的治理权要归还给他。但是当瑞廷回到拉萨时，大札拒绝归还治理权，而且对瑞廷的三次亲自造访完全不予理会。……瑞廷非常难过，他告诉我整个情况，并决定到西宁、印度与中国再次去做朝圣之旅。丈夫和我陪同瑞廷到瑞廷僧院（即热振寺），并在那里住了3天。……后来他告诉我们决定留在拉萨，因为当时局势很乱，他的子民与仆人也都央求他留下来……最后他终于答应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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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嘉措是热振的亲信，他邀请热振来拉萨的举动得罪了达扎，一个偶发事件，让噶厦找到了报复阿旺嘉措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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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北部彭波宗（即今林周县）的农民因为债务问题同色拉寺结巴、阿巴两扎仓僧人发生纠纷，由于宗本（相当于县长）楚臣站在农民一边，遭致色拉寺僧人的围殴，楚臣被打成重伤，不久后死去。噶厦要求结巴、阿巴两扎仓交出凶手，但遭拒绝。由于色拉寺的这两个扎仓是热振的坚定支持者，噶厦决定借机解除这两个扎仓堪布的职务。但在噶厦宣布这个决定前，阿旺嘉措已经得到消息，连夜逃往他的家乡西康甘孜。在甘孜大金寺，阿旺嘉措接到热振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和藏洋1000余元，热振要他持信前往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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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扎在阿旺嘉措出走后，开始剪除热振党羽的行动。1946年1月22日晚，热振的亲信四品官觉扎被噶厦逮捕，罪名是他曾经帮助出走的阿旺嘉措代写过一封呈报国民政府的函件，这封信是在随同阿旺嘉措出走的管家身上搜出的。据此，达扎怀疑觉扎向阿旺嘉措泄漏了消息，从而导致阿旺嘉措的出逃。觉扎同阿旺嘉措关系密切，曾经为结巴扎仓向沈宗濂等募得藏银500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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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驻拉萨站情报人员侯国柱报告说，上述案件“牵涉亲中份子甚众，尤其直接牵连热振，如在押各人被刑讯招认，藏政府可能即加罪于热振，甚或派兵攻击。故热振之处境甚危”。侯国柱认为，“热振虽有意抵抗，惟因兵力单薄恐于万不得已时只有出走”。热振因色拉寺事件而“恐慌异常，极盼中央能及时设法解救”，“现正整理人枪马匹，以待审讯之结果决定行止”。侯国柱指出：“热振如迫不得已而逃亡，则西藏亲中派之势力将消灭殆尽。”他建议中央政府，以热振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命令驻藏办事处对他“加以保护”，“则达扎不敢与热振冲突，当可保存亲中派之势力于不堕，并有利于今后中央对西藏一切措施之推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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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柱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他于2月15日将侯的电报转发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但蒙藏委员会认为当时不宜刺激西藏当局，理由如下。（1）自热振去年到拉萨运动复位未成，拉萨政府对热振监视严密，热振所派信使多被藏方拘获。因此，假如此时明令驻藏办事处对热振予以保护，反而会促成对热振不利之局势。（2）近来西藏当局对于中央表面上尚属恭顺，而对英代表之要求则多加拒绝，如英方要求设立学校，割让藏南门达旺以及印度对藏出口货品分配办法等，尤其是最近派遣代表来京，表示服从中央。“此时似不宜因热振事予以刺激”。（3）如果藏政府决心与热振为难，则中央虽令驻藏办事处加以保护，该处亦无能为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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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嘉措于2月下旬来到重庆向蒙藏委员会具呈陈述内情，并递交了热振致蒋介石亲笔信一封。信中写道：“色拉寺结巴堪布阿汪江错（即阿旺嘉措）前因政府当局嫉视无辜，被迫出走，前往中央。该堪布才识优越，笃实干练，请予照拂扶持。”[22]阿旺嘉措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陈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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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到中央来并不是我个人的事，倘若中央没有一个办法，西藏的政府将来就会被英人消灭了。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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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中央在达赖佛未成年时，仿照从前钦差大臣办法派大员前去主持藏事，如果有困难，就请派西藏具有声望的倾忱中央的人摄政，西藏僧民都一定拥护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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