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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需要中央援助，最需要者阙为军队。如不能派出军队入藏，则可驻兵藏边，或用空军飞拉萨，用以威胁。如中央派军队驻扎藏边或派空军均难实行，则请求发给步枪二千枝、重机枪三十挺、弹药数十万发，卢比三十万盾，自行编训僧军，亦足供使用。如中央军队能入藏，则所需军粮及派遣向导，均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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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除在拉萨进行复位之外，其他重要地方如日喀则、江孜、昌都等地，是否亦可有同样运动？并有无可供调遣之军队？又于中央军队入藏时，是否能在江孜、日喀则等地担任断绝藏政府之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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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拉萨为政治中心，在拉萨之复位运动成功，则其他地区毫无问题。且本人于江孜、日喀则均有能供调遣之军队断绝其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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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否不使达赖佛及达扎与其他主要人员逃入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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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于达赖佛及达扎与其他主要人员，本人均派有密探监视，绝无脱离西藏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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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央军队入藏之后，中藏两军之指挥、混乱时期之治安，是否计划组织一临时指挥部，以便统一，而免发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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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央军队入藏之后，连络指挥须一熟悉藏情之军人担任，由本人荐举或由中央指定，本人均绝对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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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复位运动成功后，对中央应有何种表示？对外交采用何种态度？对安抚官员及全藏民众有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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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位进行成功之后，本人当即通电拥护中央。对外交之态度则由中央决定。对今后全藏僧俗之安抚及西藏之建设，则以不违背西藏宗教为原则，并请中央派员指导。以上关于复位运动之计划，如其原则可行，则本人即派全权代表赴渝，商讨进行步骤及方法。今后之联络，请由君（指原报人）转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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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国柱同热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前往热振寺同其密谈。他保证中央政府一定支持热振复位，并请热振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热振表示很想去内地，但他不敢贸然前往，遂派他的两个亲信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29]前往内地，代表自己向国民政府陈述达扎投靠外国、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之事，恳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他还托该二人带去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于1946年7月上旬抵达西康，立即会见了刘文辉，请其“代恳中央赐以扶助”，并请其将热振的亲笔信转呈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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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在这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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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热振主持西藏政教时，对中藏和好多所努力，现在无论安危，唯有依赖中国政府。此时西藏政教如大风下之油灯，危急多端，余及所属虽有补救之愿，无能为力，甚望钧座对藏政有久远安定之策。关于中藏间问题，藏政府已决定派代表十名来京，但现任藏王达扎及其同类之臣僚均极仰慕英国，以英国为西藏之永久依靠背景。故此批代表到中央有何诡计巧言，值得顾虑。倘今后中藏失和，乃至决裂之途，余亦难安心，务请中央明令饬现任藏王达扎即时退位，仍推荐余照前主持西藏政教。如以此举认为有不便之处，则前辈第十三世达赖圆寂时曾有许多遗嘱，西藏政教全权交付余主持，现任藏王及其臣僚违背斯旨，竟受英人金钱利用，将西藏政教断送，余无法容忍，决起挽救，请中央补助适用之步马枪至少三千支及弹药，详情由甲本传邓珠朗杰面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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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内部在战后西藏政策上存在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其焦点在于是否支持热振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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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沈宗濂拟订的对藏政策是支持“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来领导改组噶厦，组成中央政府所接受的西藏政权。沈宗濂自认为经过自己在拉萨两年的工作，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隔阂渐次消除”，“对日胜利之时，拉萨全市悬挂国旗，人民参加提灯庆贺，行列长数里”，即是例证。他认为西藏“多数官吏民众，感中央平等扶助之德意，内向具见真诚。即少数亲英份子，见印度即将独立，知英国已不足恃，亦切望与中央团结”。沈宗濂并不赞赏热振，认为他“为人贪而无谋”，“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复位之希望甚微”。[31]沈宗濂认为西藏噶伦中以索康·旺清格勒和噶雪·曲吉尼玛实力最大，而旺清的父亲、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札萨系幕后操纵者。索康札萨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沈宗濂向蒙藏委员会报告说，索康札萨已经同他就西藏问题秘密达成3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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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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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军队由中央供给军械，派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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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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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宗濂建议，由于索康最近正在藏边了解英国人侵占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西藏领土实情，可请中央去电拉萨，询问山南英人占地情形，索康就可“以报告为名，来京晋觐面领训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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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统局反对沈宗濂的建议，他们认为：“索康及其党羽，均为显著之亲英派，彼等对英之关系绝难放弃，而在彼策划下改组藏政府之后，恐仍将采取骑墙政策，对外交权及国军之入藏，彼亦不能确切保证。故索康之计划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他们指出，要想彻底解决西藏问题，“阙为扶助热振之复位”。他们认为，热振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重心，如能成功，则政令之推行可由我中央派员实际主持，外交问题亦均可由中央决定，绝无建立中英双方亲善关系之顾虑”。他们坚持，“西藏问题，从各方面观察，俱以从热振方面着手较为有利。而且确有把握”。[33]蒋介石最初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的意见，他于4月24日致电罗良鉴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决定“仍以扶助热振复位方可挽救西藏亲英之威胁及确切推行中央政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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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军令部[35]的徐永昌对于扶助热振复位的决定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热振一人身上，而更现实的政策是支持索康家族。徐永昌认为，“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只有西藏当局不愿内附时，才可饬热振派员来南京“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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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良鉴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依然坚持由索康领导改组西藏地方政府的政策。他指出，西藏噶厦此次派图丹桑批（土丹桑培）等高级官员来南京，“闻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因此，他主张“我方现阶段任务，仍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罗良鉴认为，“热振下野已久，势力渐衰，此时策动其复位，不惟难收成效，转恐别生枝节”，热振只能作为“将来之潜伏势力”加以利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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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他认为，“热振虽退位，有时仍拥相当势力。今达扎骄纵，蓄意亲英……热振静极思动，卷土重来，极有成功可能，我果运用有方，则西藏可以收为我有。此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可忽也”。但刘文辉也有一些顾虑：第一，中央“甫经宣布西藏高度自治，措施一有不当，易涉干预西藏内政之嫌”；第二，“国内方有中共之争，西南当以安定为主，不能使中藏之间过生纷扰”。因而，刘文辉建议，对于热振的援助，“不必中央露面，但由地方出头，成则国家受其功，不成则地方负其过。如是则可伸可缩，能发能收，无虑他人之责言，不损中枢之威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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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军统局长郑介民认为，“藏政府将乘我共产党为乱，尚无法西顾之际，要求超过高度自治之独立问题。另一方面则尽量消除内部反对武力，将其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唯一路线”。他主张此事“不可经过蒙藏委员会等边务机关，以免泄漏机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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