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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噶厦在拉萨逮捕了根顿群培。在根顿群培的住处，噶厦搜出了他撰写的一些有关藏军数目、武器装备等情况的报告，关于拉萨上层人物的简历，关于印藏边境地区的资料，以及正在撰写的一本关于西藏历史专著的草稿。据说，在抄家的物件中，还有朱德的画像。根顿群培遭到了鞭笞，并以伪造货币的罪名被关押。1951年才获释。[86]需要提及的是，国内藏学界一般认为，根顿群培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批判地继承传统藏学，开创了现代藏学研究之先河。根顿群培对现代藏学的贡献体现在人文史观的确立、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文风的变革，这对藏族学术文化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根顿群培运用人文史观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和宗教，动摇了统治藏族学术文化近1000年的佛教神学史观，基本否定了传统藏学的指导思想和认识论，确立人文史观为指导思想，这可称之为传统藏族学术的一场革命。根顿群培运用实证、语言学和田野调查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区和藏族，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藏族的藏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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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质平在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指出：“英人对于西藏，居心叵测，近年我方积极调整中藏关系，颇收成效。在噶伦堡方面安置之工作人员，亦相当活动；同时英驻锡金政治官古德退休，继任之霍布金森周旋不善，颇失藏方之欢。以正值战事期间，未暇顾及。比战事告终，孟省政府即调加尔各答之副警察局（长）陶尔逊任大吉岭之警察局长，管理大吉岭及噶伦堡一带治安。陶尔逊号称管理外侨之能手，华侨情形尤为熟悉。此次事件，无疑出其主动。”陈质平认为：“勒令饶嘎出境，虽以未登记为由，实际上为英人侵略西藏及保护其既得地位之举措。就饶嘎与江祝建、宫必拉、张方堃等同时被搜查与印度政府及孟加拉省政府对我方交涉相互推诿两事观之，极为明显。”[87]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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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根据西藏革命党事件，断定邦达饶嘎、江乐金、土登贡培、根顿群培等人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企图以印度大吉岭和噶伦堡为基地，在旅印藏人中发展组织，最终推翻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西藏共和政权。不过，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另外，通过西藏革命党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对藏关系上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方法，以图实现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权的目的，西藏革命党事件只是已知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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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热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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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热振事件，实际上是由英国驻江孜商务代办兼驻拉萨使团负责人黎吉生一手挑动起来的。据陈锡璋报告，拉萨盛传摄政札萨于1947年2月底收到噶伦噶雪·曲吉尼玛的仆人送来的一封信，系噶雪写给热振的，信的内容为“摄政年老多病，朝不保夕，请热振佛预为布置”。据说，达扎看了此信后极为愤怒。[88]但笔者认为，这一定是有人恶意制造的离间计，目的在于激化达扎与热振的矛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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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伦噶雪巴认为，热振拉让蒙受不幸和后来引起色拉寺战争，是与英国驻藏商务代办黎吉生利用热振、达扎的矛盾，干涉西藏内部事务分不开的。他回忆说：藏历二月（即1947年4月）的一天，黎吉生不通过当时的西藏“外交局”，也不通过噶厦，直接面见摄政达扎，他说：“热振派遣朱倭百户长之子顿朗和拉噶尔家之子士多2人前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大会’受到优礼接待，[90]胜过噶厦派去的两名札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热振派去的这两个人参加国大后留在南京。这两人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而非独立，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并给予武器和经济援助。国民党也准备派大军入藏，支持热振活佛重任摄政，还决定派飞机轰炸拉萨！”黎吉生还说：“据悉，国民党已给了朱倭百户长之子顿朗很多武器和金钱；热振拉让与扎什伦布寺拉让联合起来，要在色拉寺建立军事基地，由热振方面发动叛乱；在扎什伦布寺也建立军事基地，由扎什伦布寺拉让发动叛乱。”黎吉生特别要求达扎对他所提供的情报予以绝对保密。[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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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拉萨已经发生过一次谋杀达扎事件，未遂。由于达扎拒绝将摄政职位交还给热振，引起热振同达扎矛盾激化。热振的亲信雍乃喇嘛不顾热振的劝阻，试图谋杀达扎活佛。藏历正月中旬（即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他托人将装有手雷的匣子伪装成送给摄政达扎的礼品，送到堪仲阿旺朗杰家，请其转交达扎。阿旺朗杰的兄弟偷偷打开了匣子，引起爆炸。事后，经春都杰措会议（即扩大官员会议）调查，共有两枚手雷被藏军卡当代本（即藏军第2团）君巴·阿旺晋美的女婿偷出，最后落入热振拉让人员之手。[92]炸弹事件本已让达扎惊恐不已，黎吉生的此番挑唆，更令达扎胆战心惊。他立即召集然巴·图登贡钦、索康·旺清格勒、噶雪·曲吉尼玛和拉鲁·次旺多吉4位噶伦开会，会商的结果是，立即向驻南京的西藏办事处进行查证。拉鲁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叙述。[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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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雪和拉鲁的回忆一致认定，达扎曾通报了黎吉生关于热振秘密寻求南京支持的“情报”，戈尔斯坦在著作中也引用了噶雪和拉鲁的上述回忆录。但黎吉生本人却一直否认提供过这样的情报。戈尔斯坦在书中引用了黎吉生1986年4月3日所写的一封信，该信强调，自1946年3月3日他拜会过达扎以后，便有一年多时间未见过达扎，直到热振事件结束后的1947年5月12日，应噶厦邀请前往会晤噶伦们。他在信中说：“我从没有同达扎摄政谈过任何政治话题，也绝对没有向他提供任何秘密情报……在4月14日爆炸突然发生前，我对这一纠纷（指热振事件）毫无所知。”[94]这里，黎吉生实际上已经承认，他在谋杀达扎的炸弹爆炸事件发生时，已经对热振和达扎的尖锐矛盾了如指掌，而他秘密拜见达扎是在炸弹爆炸案后；黎吉生辩解的另一个明显破绽是，炸弹事件发生在1947年3月下旬，而他在上面这封信中却说成4月14日，显而易见，黎吉生是在欲盖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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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雪和拉鲁的回忆录还证实，黎吉生在向达扎秘密报告了热振“勾结”南京国民政府图谋“反叛”的情报后，又向西藏“外交局”官员报告热振图谋假道印度逃离西藏。在黎吉生秘密会见达扎的第二天，西藏“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和柳霞·土丹塔巴来到噶厦报告，根据黎吉生反映，“热振活佛前些时准备去印度朝佛，要求我帮忙。我对他说，‘你是有名望的前任摄政，出国朝佛须报经噶厦。’结果未能前往。倘若他能赴印，必定前去内地。现在热振活佛很可能经藏北去内地，你们‘外交局’应立即向噶厦报告”。黎吉生还要求“外交局”对提供情报的人的身份严格保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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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作用还表现在对西藏和内地间的通信控制方面。陈锡璋从尼泊尔代表那里获知，热振致中央政府的信件系由“英国邮局检查员在噶伦堡查获”，“函中盖有热振印章，信封则有彭康图章”，该信被转交给西藏当局，“藏方认为谋逆有证，非严办不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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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3日，噶厦收到南京办事处复电，内称：“据查朱倭百户长之子顿朗等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军队、飞机、装备支援。蒋介石说5天之内给以答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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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触的档案资料来看，黎吉生和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情报非常准确。其一，热振确实有出走内地的计划。中央政府“发表热振为监察委员，也引起达扎不满，认为热振私通中央”。“西藏驻京代表亦曾报告藏政府，谓热振密与中央联系，是故达扎认为热振系西藏独立之障碍，必须早予消除”。达扎原计划利用热振参加1947年5月十四世达赖喇嘛13周岁纪念典礼时将其逮捕。若热振不来拉萨出席典礼，则以不敬重达赖为名，削其名号，夺其赐邑。[98]据拉萨特工魏龙报告，1947年1月23日，“热振派心腹人员报称，藏王（摄政）达扎及四大噶伦连日举行会议，拟消灭热振及其党羽”，热振“速请领袖设法营救”，“如中央碍难相助，即准备潜逃晋京”。热振还曾请求中央政府电令“青海马主席派兵保护，以防不测”。[99]但吴鼎昌、罗良鉴等认为“热振在三大寺本具有相当声望与潜伏势力”，“惟自色拉寺枪支被缴，为首之结巴堪布逃出西藏以后，三大寺之势力已被摧毁无余，热振处境遂益危殆”。“热振倾忱中央，渴望援助，惟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央鞭长莫及，武力援助，势不可能，经济援助，无裨实际”，“且藏当局监视甚严，无法出境，纵令中央电令（热振）来京，亦难望西藏政府遵令放行，更恐因此引起疑虑，转增热振困难”。[100]因此，中央政府依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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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热振代表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确曾要求国民政府武装援助热振复位。这两人于1946年7月抵达西康后，一直要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但国民政府因顾忌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要求其等到3月10日西藏代表离开南京后再来。该二人于3月28日抵达南京。图多朗嘉在一份致蒋介石的信函中，的确提出了请求中央政府支持热振复位的4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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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请中央明令罢免达扎现在的职位，饬将政权交还热振佛执掌，只要命令奉到，热振佛以既有力量，即时根据明令接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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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央如事前不便明令办理，热振佛则乘其不意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政权，临时须请中央派数架飞机至拉萨市上空表示声援，俾僧俗民众皆知中央德意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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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西藏政区分卫、藏、康三区，经常驻军多分布于西康、后藏两境。又西康区毗连青、康、滇各省，尤所侧重，为控制此辈外围势力，曾与康区地方重要僧俗头目切实联络，相应举事。为充实力量，计请赐助步枪三千支，并配弹运至滇康两省边境，分配各头目前来领取，加强组织。必要时，增派正规军至青、康、滇三省边区声援，密切联系，即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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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请发给三百万卢比，以补助各项费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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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总长陈诚在研究了图多朗嘉的信函后，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一，鉴于达扎为亲英分子所包围，“中央理应明令罢免达扎现职。惟西藏情形特殊，似宜积极暗中支持内向之热振采取断然措施，取得政权”。第二，“关于请求派飞机至拉萨上空、步枪3000支、300万卢比，在可能范围尽量供给”。第三，“以青、康、滇部队严守接近西藏边境，以为声援，必要时增派中央部队进驻昌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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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邓珠朗杰却认为，“中央对于西藏问题不必发兵遣将去征伐，亦不必作流血之牺牲，只需运用政治手腕即可解决”。他所提出的政治手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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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行分化政策，阻止前、后藏之合作。如协助后藏对抗前藏，或假借名义替后藏训练少数兵力，使前藏对后藏不敢有所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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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尽力制造矛盾环境，散布谣言，使前后藏根本不能合作，且使其经常处于战争状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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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尽力在西藏驻京各办事处施以小惠，俾便从事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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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收容反对前藏之失意政客，如精色棍披[103]、邦达饶嘎与西康各级人士，使前藏政府忧虑而不敢向政府提出无理之要求。[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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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直至4月14日热振被捕，蒋介石并没有接见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二人，甚至，吴鼎昌连他们的建议也未转呈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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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土登贡培把热振向国民政府求援的情报，告诉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土登桑布。如前所述，土登贡培由于西藏革命党事件，于1946年9月被英印政府驱逐出印度，前往上海。后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任职。有一天，他同邓珠朗杰在一起抽大烟时，邓珠朗杰向他谈起热振请求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职位一事，因为土登贡培系为西藏噶厦流放，是噶厦的政敌，加以土登贡培从工布出走印度后，一直在噶伦堡一家由热振拉让所开的商号任职，彼此没有戒心。岂料，土登贡培曾在一次生意中受骗亏本，且正值西藏革命党案发之际，他被逐在即，身无分文，便向热振拉让要求补偿，但为热振拉让所拒绝。土登贡培于是心怀怨恨，决计报复。据陈锡璋报告说：“土登贡培赴内地时，拟提存款9万盾归己，热振寺人不允许。土登贡培对之曰：汝等谋于灯节炸死摄政，因摄政未出看灯未逞，今竟若此，余当向藏政府告密。”[105]况且，土登贡培在南京的经济状况不佳。于是，他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土登桑布，以取悦于拉萨当局。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抵达南京后，因蒙藏委员会害怕西藏驻京办事处知道此事，一切行动都由军统局安排，[106]故而，一般人，尤其是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是不会了解内情的。而土登贡培是国民政府和热振圈内的人，因此，邓珠朗杰同土登贡培的接触是很自然的事。又据戈尔斯坦采访拉鲁·次旺多吉等人，在热振事件结束后，噶厦批准土登贡培返回拉萨。土登贡培于1948年11月1日到达拉萨，噶厦向他提供了一套住房和年薪。[107]但据土登贡培后来的妻子拉宗卓嘎回忆说，土登贡培是在1947年回到拉萨的，住的是亚谿宇妥借给他的房子。1951年，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哥哥罗桑三旦的提示下，他请求噶厦归还1934年被没收的颇章萨巴和一部分生活资料。1952年2月，噶厦退还了他的房子“颇章萨巴”，并给他藏币2000秤（合藏银10万两）。[108]总之，土登桑布从土登贡培处获得这一情报的可能性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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