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78444
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分离活动
1706678445
1706678446
一 西藏代表团参加泛亚洲会议
1706678447
1706678448
1946年9月，印度临时政府副总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发起“泛亚会议”，印度国际问题学会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或观察员参加。但在黎吉生的策动下，西藏被邀出席，请柬由黎吉生于11月转交噶厦。“当时疑惧参半，一度摄政决定不参加。嗣经英人多方活动及少数亲英分子之努力，最后提交官员大会。经数次讨论，卒决定正式派员参加。其主要之动机，在英方欲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彼可藉其国际地位支持西藏独立……在藏方则欲藉英支持以谋独立，最低亦可冲淡专派代表前往中央之痕迹。”[161]
1706678449
1706678450
同年12月，噶厦决定派台吉桑颇·才旺仁增和堪穷洛桑旺杰为正式代表，并为代表团拟定了四项任务：（1）要求完全独立及国际承认；（2）要求中央划给康境土地；（3）要求英方撤换驻军；（4）要求英方退还山南侵地。[162]
1706678451
1706678452
西藏代表团一行8人于1947年3月初从拉萨启程，由于西藏噶厦期盼此次会议能讨论战后边境的划界问题，所以，他们随后又寄去同印藏边界争端有关的七八包原始文件。西藏代表团途经加尔各答前往新德里，在那里拜会了尼赫鲁，向其转交了摄政达扎和噶厦的信函。他们告诉尼赫鲁，代表团带来了相关条约和文件，想要在会前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但尼赫鲁告知，这次会议“不会作出任何政治决议，并要求他们不要提出同边界或政治地位有关的任何问题”。[163]
1706678453
1706678454
参谋总长陈诚对此带有政治色彩的会议颇为关注，于1947年3月4日致电蒋介石，称“西藏政府正式派代表罗桑旺吉、桑都博章等赴印，参加即将召开之亚洲会议，企图（一）宣布独立，以求将来得国际间之承认，并向印要求归还所占藏方土地。（二）坚决反对国民大会所通过宪法中之有关西藏部分，并联合西康，收回康藏旧土。查西藏不遵中央明令，擅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拟请转饬外交部向印交涉，拒绝西藏出席会议”。[164]
1706678455
1706678456
就在西藏代表团启程以后，黎吉生又向达扎建议，“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噶厦赶紧派人制作了一面“雪山狮子旗”，火速派人送往亚东。[165]3月12日，陈诚电告蒋介石：“西藏政府赶制国旗，‘白底红边，中绣云山一座，左右绣金狮各一，上空红日一枚’，以备其派赴印代表参加亚洲会议时悬挂会场等情。查西藏擅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已属违法，竟另置国旗，其企图独立，完全暴露。拟请转饬蒙藏委员会明令制止，郑重向印交涉拒绝出席。”[166]
1706678457
1706678458
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印方交涉。外交部官员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表示抗议，称印度国际问题学会“竟同时邀请西藏派员实属蔑视我国主权”，“在该项问题未解决前，我国政府暂不考虑派视察员列席”。同时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将上述我国立场转告该亚洲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奈杜夫人”。中国外交部乘印度驻华大使梅农（Menon）来华履新之际，请其电告奈杜夫人：（1）政府代表应作为视察员资格出席，其他学术及公共团体之代表称为出席代表；（2）出席该会之藏方二人，列为西藏地方团体代表；（3）该会中任何会议不得讨论西藏在中国新公布宪法中之地位及权利等问题；（4）奈杜夫人于会议中公开说明，政府代表之地位与其他参加会议之组织及公共团体之代表不同。[167]
1706678459
1706678460
实际上，泛亚会议筹备会已于2月26日发表新闻稿，称“会内会外均不得讨论政治、军事问题，任何国家内部问题尤不许提出讨论”。[168]而印度政府也同意将西藏代表“列在中国各团体代表名单中”。[169]
1706678461
1706678462
泛亚会议于3月23日在新德里开幕，会议组织者竟将西藏代表所携带的“雪山狮子旗”与各参会国的国旗并列悬挂。同时，“主席台后墙壁上悬挂之巨幅亚洲地图，竟将西藏置于中国疆界之外”。更有甚者，尼赫鲁不顾此前向中国政府做出的将西藏参会人员列入中国代表团内的承诺，不仅安排“西藏代表三人坐于主席台上”，与各国代表团团长并列，还邀请才旺仁增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英、印煽动西藏独立之阴谋，更昭然若揭”。[170]
1706678463
1706678464
而与会的中国代表郑彦棻、张君劢、杭立武、谭云山、叶公超等八人，面对英、印两国公然的挑衅行动，竟然表现出“非常容忍及审慎之态度”。事后，中国代表团团长郑彦棻才向尼赫鲁提出抗议。尼赫鲁答称，“渠本人直到当时尚未察觉此事，允于今日更正”。直到24日，会议组织者才将该地图更正，“将西藏划入中国版图”。[171]
1706678465
1706678466
正如戈尔斯坦所指出的那样：“西藏同其他代表团并排就坐，也像他们一样，各自的桌子上插着自己的国旗。台吉桑颇像其他代表团成员所做的那样，在会议上做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而中国人却没有试图进行干预。在西藏人看来，以平等的身份同中国人一道出席一个国际会议，这是对他们事实上独立地位的一个较大范围的承认。”[172]
1706678467
1706678468
这次泛亚会议是在英国没有完全退出印度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前英印政府的涉藏官员，如卡罗、霍普金森、黎吉生等人抓住最后的机会，试图向国际社会展示出西藏的“独立”地位。不过，由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及时交涉与抗议，印度政府亦辩白道，此次会议是以个人名义召开的，而非以政府首长地位召集的；会议邀请对象纯以文化团体为主，而非以国家为单位，终使这场闹剧偃旗息鼓。
1706678469
1706678470
二 西藏商务代表团寻求国际支持
1706678471
1706678472
1947年，英国放弃了其在印度的权益，与此同时，英国的国力也在战后急剧衰退。刚刚独立的印度政府，百废待兴，也无法给予西藏以政治和经济上强有力的支持。为了扩大西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保持其似是而非的独立形式，在黎吉生、擦绒和夏格巴等人的策划下，他们建议派遣一个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中国内地、美国和英国。按照夏格巴的说法，该商务代表团的使命有三：（1）减少西藏对外贸易对印度的依赖性，寻求与外国直接贸易；（2）购买黄金以支持西藏纸币的发行；（3）显示西藏的独立与主权，提高其国际地位。[173]
1706678473
1706678474
其实，西藏商务代表团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像黎吉生所设计的那样，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西藏的所谓“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夏格巴一行打着商贸考察的幌子，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政治性的，试图造成“西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际氛围，并试图寻求国际的承认。[174]为了制造“独立”形象，噶厦还命令由其“外交局”“筹备制发出国护照，其格式与古通行证相同。黎吉生此次赴印度斯坦外交部商讨此事，将来夏格巴等前往英美印，拟即持用此项护照”。[175]
1706678475
1706678476
1947年6月，噶厦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称“为西藏公共福利计，派银行总经理‘资本’（仔本）夏格巴率同随员前往印度、美国、中国和英国考察输入西藏商品及西藏羊毛、皮革等货之销路，请报告中国政府给予便利，并祈信任”。[176]因热振事件刚过不久，国民政府对此事格外关注。由于“西藏政府自制外交护照欲在国际间应用，将影响我国在藏主权”，中国政府亦将密切注视“英人究以何种方式能使西藏护照出现于国际之间”。[177]蒋介石要求中国驻英美两国大使“注意随时具报”该代表团访问情况。[178]
1706678477
1706678478
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为孜本夏格巴，团员有堪穷常庆（翟康）、亚东商务总办邦达养培（罗绍亭）、代本索康等。对于这四人的身世与背景，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刘桂楠早有掌握。他向蒋介石汇报的基本情况如下。
1706678479
1706678480
孜本夏格巴（夏古巴）·旺秋德丹：“现年四十岁，早年曾留学印度，习会计，故稍谙英语。回藏后任仔康机关之仔巴（六品阶级，如会计员）。打（达）扎摄政后，以特殊关系于三十二年由六品微员升任仔本。仔本为仔康机关之首长，又为僧俗大会（俗称官员大会）主席之一，在西藏政界中为仅次于噶伦之主要官吏。……夏古巴为西藏之小世家，素不闻名。其家庭亦未曾出过知名之人物。自打（达）扎继热振任摄政后，遂一跃而为拉萨政界最红之人物。打扎原为一小庙大德之化身，与政界素无渊源。晚年虽以经学深博延充达赖副经师，但仍与政治无关系。骤任摄政，左右乏人，夏古巴家因与稍有亲谊，乃被引为亲信。夏古巴遂为拉萨政界所注目。藏人以其时常出入摄政府第，趋附者众，地位重要，红极一时”。夏古巴“虽无扩宏之才，但甚机警精细。不但在政治上参赞打扎（达扎）摄政之机密，即打扎（达扎）所得之金钱，亦由其代为经营商业。……夏古巴因与打扎之特殊关系，故在商业上亦占到许多便利。数年以来，积资甚丰。……以彼之地位关系，在西藏政界中本可活跃控制一切，但彼在公开场面沉寂……只暗中为摄政之亲信人物而已。”[179]
1706678481
1706678482
1706678483
1706678484
由此可见，夏格巴为西藏摄政达扎最亲信之人，同时，也帮助表面上标榜“清廉”的达扎打理在印度的生意。1946年春，“夏古巴仔本偕藏中巨商邦达昌羊丕（邦达养培）持打扎摄政介绍函至新德里、孟买，商请印政府准许运输棉纱及毛织品至上海，其时此项贸易利可一倍，俟到上海售出后，如再请中央以官价售予外汇，则利可数倍。现西藏官吏之一切举动皆在经商及获利上着眼，惟印度政府以其时印人正反对运输彼等所急需之用品出口，因未允许”。[180]
1706678485
1706678486
夏格巴兄弟三人，其兄罗桑顿珠时任黑河总管（羌基）。其弟土登才班系出家之僧侣，自幼过继于噶伦哲康[181]，时任堪穷（四品僧官）。
1706678487
1706678488
堪穷常庆（寨康堪穷）：“夏古巴之弟，现年三十岁，自幼过继于翟康（哲康）家为徒弟。因寨康毕业于布达拉僧官学校，受职为仔仲，后任雪里县长。三十四年升堪群，任驻帕里宗税务官”。哲康（翟康）为西藏之僧官世家，黄慕松入藏致祭时，他是噶伦，因与夏古巴家族有亲谊，故收养旺秋德丹之弟土登才班为子。“寨康堪群人甚豁达，聪明精细……西藏出口之羊毛、皮张等土产皆在帕里征税，故税务官一职亦为肥缺。帕里距印边噶伦堡只数日程，又可兼营商业，其得任斯职，亦打（达）扎之提携也”。[182]
1706678489
1706678490
邦达养培（邦达昌羊丕）：汉名罗绍亭，时任亚东总管。原籍西藏江卡（宁静县，今芒康县），“其父经商拉萨，为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所赏识，予以全藏买卖羊毛专利之权，俗语谓之捆商。遍设分号于康藏各处，及印度之噶伦堡，富甲全藏”。邦达养培兄弟三人，大弟邦达饶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二弟邦达多吉，时任西康巴安民兵队长。养培曾“以大量金钱向热振运动官职……终于民国二十六年得一五品来村巴职分（来村巴是有实际职责的官员）。二十八年升任四品官，乃得衣黄龙缎袍，与西藏之高级官吏贵族并列。三十年以四品官出任亚东总管（藏语卓木基巧）。亚东连近印度，总管之主要职务为管亚东东关口稽查商务，办理与英方交涉事项。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羊丕以巨大资本赢得西藏之方面大员，又以方面大员而赢得更多之财富。总管行署亦即为邦达昌之商号，邦达昌之货物因得不受稽查，畅行无阻。养培向热振投下之资本，当盈余数倍矣”。
1706678491
1706678492
刘桂楠认为，邦达养培“因自幼旅居内地，与汉人朝夕相处，又以不甚得势于藏中，故易与内地官民接近。益以其兄弟饶嘎多吉皆在内地，更加厚一层关系，不似一般藏官之得势即去。自接任亚东总管后，仍与中央驻藏人员维系好感”；他对“旅藏之康商彼具有极大之号召力。色拉寺迈札仓遇事为之支持，故邦达昌在藏是有其潜在之势力。羊丕对于中央具有相当热情，如中央有力整顿藏务时，尚可为我所用也”。[183]
[
上一页 ]
[ :1.7066784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