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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藏商务代表团最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像黎吉生所设计的那样，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西藏的所谓“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夏格巴一行打着商贸考察的幌子，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政治性的，试图造成“西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际氛围，并试图寻求国际的承认。[174]为了制造“独立”形象，噶厦还命令由其“外交局”“筹备制发出国护照，其格式与古通行证相同。黎吉生此次赴印度斯坦外交部商讨此事，将来夏格巴等前往英美印，拟即持用此项护照”。[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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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噶厦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称“为西藏公共福利计，派银行总经理‘资本’（仔本）夏格巴率同随员前往印度、美国、中国和英国考察输入西藏商品及西藏羊毛、皮革等货之销路，请报告中国政府给予便利，并祈信任”。[176]因热振事件刚过不久，国民政府对此事格外关注。由于“西藏政府自制外交护照欲在国际间应用，将影响我国在藏主权”，中国政府亦将密切注视“英人究以何种方式能使西藏护照出现于国际之间”。[177]蒋介石要求中国驻英美两国大使“注意随时具报”该代表团访问情况。[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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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为孜本夏格巴，团员有堪穷常庆（翟康）、亚东商务总办邦达养培（罗绍亭）、代本索康等。对于这四人的身世与背景，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主任刘桂楠早有掌握。他向蒋介石汇报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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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本夏格巴（夏古巴）·旺秋德丹：“现年四十岁，早年曾留学印度，习会计，故稍谙英语。回藏后任仔康机关之仔巴（六品阶级，如会计员）。打（达）扎摄政后，以特殊关系于三十二年由六品微员升任仔本。仔本为仔康机关之首长，又为僧俗大会（俗称官员大会）主席之一，在西藏政界中为仅次于噶伦之主要官吏。……夏古巴为西藏之小世家，素不闻名。其家庭亦未曾出过知名之人物。自打（达）扎继热振任摄政后，遂一跃而为拉萨政界最红之人物。打扎原为一小庙大德之化身，与政界素无渊源。晚年虽以经学深博延充达赖副经师，但仍与政治无关系。骤任摄政，左右乏人，夏古巴家因与稍有亲谊，乃被引为亲信。夏古巴遂为拉萨政界所注目。藏人以其时常出入摄政府第，趋附者众，地位重要，红极一时”。夏古巴“虽无扩宏之才，但甚机警精细。不但在政治上参赞打扎（达扎）摄政之机密，即打扎（达扎）所得之金钱，亦由其代为经营商业。……夏古巴因与打扎之特殊关系，故在商业上亦占到许多便利。数年以来，积资甚丰。……以彼之地位关系，在西藏政界中本可活跃控制一切，但彼在公开场面沉寂……只暗中为摄政之亲信人物而已。”[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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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夏格巴为西藏摄政达扎最亲信之人，同时，也帮助表面上标榜“清廉”的达扎打理在印度的生意。1946年春，“夏古巴仔本偕藏中巨商邦达昌羊丕（邦达养培）持打扎摄政介绍函至新德里、孟买，商请印政府准许运输棉纱及毛织品至上海，其时此项贸易利可一倍，俟到上海售出后，如再请中央以官价售予外汇，则利可数倍。现西藏官吏之一切举动皆在经商及获利上着眼，惟印度政府以其时印人正反对运输彼等所急需之用品出口，因未允许”。[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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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格巴兄弟三人，其兄罗桑顿珠时任黑河总管（羌基）。其弟土登才班系出家之僧侣，自幼过继于噶伦哲康[181]，时任堪穷（四品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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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穷常庆（寨康堪穷）：“夏古巴之弟，现年三十岁，自幼过继于翟康（哲康）家为徒弟。因寨康毕业于布达拉僧官学校，受职为仔仲，后任雪里县长。三十四年升堪群，任驻帕里宗税务官”。哲康（翟康）为西藏之僧官世家，黄慕松入藏致祭时，他是噶伦，因与夏古巴家族有亲谊，故收养旺秋德丹之弟土登才班为子。“寨康堪群人甚豁达，聪明精细……西藏出口之羊毛、皮张等土产皆在帕里征税，故税务官一职亦为肥缺。帕里距印边噶伦堡只数日程，又可兼营商业，其得任斯职，亦打（达）扎之提携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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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养培（邦达昌羊丕）：汉名罗绍亭，时任亚东总管。原籍西藏江卡（宁静县，今芒康县），“其父经商拉萨，为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所赏识，予以全藏买卖羊毛专利之权，俗语谓之捆商。遍设分号于康藏各处，及印度之噶伦堡，富甲全藏”。邦达养培兄弟三人，大弟邦达饶嘎，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二弟邦达多吉，时任西康巴安民兵队长。养培曾“以大量金钱向热振运动官职……终于民国二十六年得一五品来村巴职分（来村巴是有实际职责的官员）。二十八年升任四品官，乃得衣黄龙缎袍，与西藏之高级官吏贵族并列。三十年以四品官出任亚东总管（藏语卓木基巧）。亚东连近印度，总管之主要职务为管亚东东关口稽查商务，办理与英方交涉事项。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羊丕以巨大资本赢得西藏之方面大员，又以方面大员而赢得更多之财富。总管行署亦即为邦达昌之商号，邦达昌之货物因得不受稽查，畅行无阻。养培向热振投下之资本，当盈余数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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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楠认为，邦达养培“因自幼旅居内地，与汉人朝夕相处，又以不甚得势于藏中，故易与内地官民接近。益以其兄弟饶嘎多吉皆在内地，更加厚一层关系，不似一般藏官之得势即去。自接任亚东总管后，仍与中央驻藏人员维系好感”；他对“旅藏之康商彼具有极大之号召力。色拉寺迈札仓遇事为之支持，故邦达昌在藏是有其潜在之势力。羊丕对于中央具有相当热情，如中央有力整顿藏务时，尚可为我所用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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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康噶都代本拉旺多杰：“为现任西藏外交局长札萨索康之次子，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之弟，现年约三十五岁，沉静稳重，富有胆识。民国十年间，英人在江孜创设贵族学校，十三辈达赖喇嘛令派世家子弟至英校读书，噶都在该校读书三年，故能阅读普通英文书籍及英语会话。……民国三十一年升任‘喀当’队代本。该队驻防区域自拉萨近郊以迄黑河，素为拱卫拉萨之部队，编制较大，作战力亦较强。……本年西藏政变，噶都率部迅围热振寺，攻击色拉寺，充分发生作用”。刘桂楠声称索旺札萨（索苏·旺清次丹）“素重视噶都，谓汪钦只会敷衍功夫，不如噶都之有作为。……其父兄必将徐为运动要职，故其前途未可量也”。[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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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楠指出：“现西藏政府派员访问英美……之计划为，拟藉英国为桥梁，在国际上求其独立之地位。但以人选观之，其私人目的，商业性质重于政治性也。”[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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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密局报称，西藏将派夏古巴等赴英美活动独立，但以考察商务为名”，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电令“驻印大使馆密切注意，如确其事，须请英美各使馆勿发渠等护照并促夏等来京领取护照”。同时，关照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如夏等来京，宜优予招待，劝其勿单独赴英美考察。如对英美有所请求，可由中央办理。”[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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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一行于1947年11月出发，12月初抵达印度噶伦堡，中旬在加尔各答活动，12月23日抵达新德里。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报告说：“西藏代表夏古巴等抵印后，曾访甘地四次，尼赫鲁两次，报端均未披露，而由本馆探悉者。二十九日夏来本馆，据称此行纯为商务，无政治使命，并称将先赴中国，谒主席后再转英美。当赞成其先来南京，并告其英国退出印度后，中央对西藏将加重扶持保障。”罗家伦强调：“已请英美各国使馆，勿发夏等之护照。各使馆均表同意。惟甘地向不多见外宾，今竟接见渠等四次，殊可研究，当密切注意等情。”[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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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曾于21日会晤尼赫鲁总理，讨论西藏问题。罗家伦向尼赫鲁交涉两件事：（1）闻有英方军火运藏，尚有在印未运者，请查明禁止；（2）闻西藏代表拟自备护照，请印政府签证赴英，再图往他国，事关中国主权，请勿承认其护照。对于英国售藏军火事，尼赫鲁表示“英印政权交替时在印购军火甚易”，他并不知情，“当调查”。对于西藏代表自备护照事，尼赫鲁表示，“藏人入印向无护照，赴英护照，系由英驻印高级专员签证，不归政府办理”。罗家伦注意到，尼赫鲁“谈及中央与西藏问题，亦常有规避、厌倦之表情”，其原因在于“英国遗毒与边界利害”。[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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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推测藏方派遣商务代表团出访的目的有：（1）想在国际间表示西藏独立之身份；（2）想自由与各国交涉，不受中央限制；（3）英允印独立，藏思联美以为己助；（4）在英美发表言论容易耸动国际视听，以为对中央措施之张本；（5）先到中央观察情势，继续作政治要求，或要求经济上之补助；（6）使西藏能与英美进行直接贸易，与美金联系；（7）可能与印度政府秘密洽商印藏关系、英印条约承继问题及收购军火问题。[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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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格巴一行在印度活动近两个月，未能获得印度政府200万美元的外汇，亦无法取得护照和签证直赴英美，于是不得不前往南京。但据夏格巴后来透露，印度政府试图利用印藏贸易和外汇管制这两个手段来压迫西藏同其订立“一个作为准则而遵循的基础条约”，但噶厦于1948年1月初拒绝了尼赫鲁的要求，并命令西藏商务代表团离开印度。[190]夏格巴一行遂飞往上海，并于1948年1月31日由上海乘火车抵达南京。当晚拜谒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呈递了摄政达扎致许世英和全体噶伦致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信，两封信内容完全相同。内称，“为谋西藏公共福利计，关于印度、中国、美国、英国等处入藏货物及西藏出产羊毛、牛尾、皮货等出外货物贸易之间究竟盈亏如何？兹特派遣西藏政府银务局总办仔本夏古巴、帮办堪穷常庆二人前往各该处视查其所有商务工作及对美国汇兑事项，祈念汉藏亲密情感，予以协赞为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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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请求中央政府发给代表团成员出国护照，并请准结美金外汇200万美元，以便前往美英考察。但蒋介石批示，“在未参加国大以前，勿给护照与外汇”。[192]白崇禧亦建议，“该团抵京后，万勿使其出国活动，建立国际关系”，如“势需准其出国，亦应由政府派员率领，俾资控制”。[193]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专门召集外交部、经济部、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有关官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的结论有3项。第一，西藏商务代表团此次考察目的似在以考察商务为名，借以观察国际环境，以为藏政府之决策，中央对彼等应多加联络，以增情感。其所需之外汇不必结购，即由中央给予该代表等外币若干，以为旅费。第二，关于商务方面，着重政治作用，不计盈亏，对边茶之品质改良、增产及运销，尤应设法推进。第三，关于该代表团出国事，第一步宜设法劝阻，不去最好。第二步如一定要去，则可由经济部暗中发动组织一民间性质之商务考察团，与西藏商务代表合而为一，并多方予以协助及优惠。第三步考察则可由外交部派员随同该团前往，负责照料并由经济部派员前往随同，协助指导。唯均应以蒙藏委员会名义派遣之。[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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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夏格巴（另作夏古巴）、常庆和邦达养培等先后向中央政府面陈，“此次拟赴美英考察，纯系谋改善西藏经济，增进公共福利为主旨，绝无政治使命。西藏政府给予彼等之训令明白限定考察各地商品价格及贸易情形，不许谈及政治”。他们甚至当面对许世英声明，“决无政治商谈之使命”。许世英亦称，经过其“多方侦察，觉前此顾虑其企图作政治活动迄未发现有何迹象”。许世英指出：“从外交大势观察，美英两国与吾邦交亲睦，决不能扶植西藏而伤我团结。即印度政府亦曾明了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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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许世英请求政府转知外交部准予发给西藏商务代表团夏格巴等4人出国护照，并请准其用印度卢比和国币结购外汇50万美金。[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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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蒋介石接见了西藏商务代表团一行。蒋介石以“美金外汇目前结购困难”，表示可以酌增赴美考察旅费，赠予该代表团旅费5万美元。但夏格巴表示，“旅费早经西藏政府发给，对总统德意至深感激”，表示拟先回新德里，“向印度政府洽购美汇。如洽购不成，美英之行或即作罢；如洽购成功，再赴美英考察”。许世英当即告之如出国赴英美考察，必须由中央外交部或中国驻印大使馆发给护照。夏格巴未置可否。[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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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务代表团一行于1948年5月20日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后，当晚即乘火车返回上海。6月26日，他们由上海飞往香港。“西藏代表团夏古巴等离京之初，一再表示不赴英美，将赴沪转港返藏。该代表团于七月三日飞港后，竟将密持西藏自备之旅行文件，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签证，于七月六日飞美”。西藏商务代表团飞抵旧金山时，夏格巴曾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略谓西藏与中、苏、印三大国毗邻，若予一国以特权，势难拒绝其他二国，故对三国一律排斥，以示无所偏倚”。[197]7月19日，夏格巴一行抵达华盛顿，夏格巴再次发表内容相同的谈话。为此，中央政府认为，“西藏派遣代表团赴英美活动，并擅发出国旅行文件，而代表在美妄作政治谈话，殊属越轨。我中央应对西藏当局有所表示”。从而指示蒙藏委员会致函西藏地方政府：“（一）要求西藏训令该夏古巴等不得在外作政治活动或谈话，及今后行动须与我国驻外使馆先行商定。（二）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自行宣布已参加国大、立法院及监察院，并无独立之意。”[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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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对夏格巴一行在美国的行动格外关注，当顾维钧大使得悉“西藏代表团携有达赖喇嘛亲署之照片及函件，拟送致美总统。闻夏古巴已请美商务部代向总统订晋见日期”后，立即向美国国务院询问。美方答称：“上次战争期中，美国情报人员入藏工作，多承优待，故对该代表团请见总统事不愿毅然拒绝，以免影响美国与西藏之情感。”美方期望顾维钧“转告该代表团，由贵大使馆代向白宫请订晋见日期”。中国驻美大使馆出面向白宫“请订日期后，转告夏古巴，并告以国际仪节通例，凡国内要员晋见他国当局时，应由大使偕往介绍，届时请先至大使馆约同往见”。但“嗣后夏古巴决定不见美总统，将达赖照片及函件交由大使馆转递，函件内容，系普通问候及友好之词”。[199]西藏商务代表团美国之行主要目的为谒见美国总统杜鲁门，转送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礼物。美国政府以“无意使自己的做法导致中国在法理上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成为问题”为由，拒绝了代表团的请求[200]，只表示，可以与西藏代表团谈黄金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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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期间，中国驻美使领馆全程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使得其政治意图无法实现。夏格巴还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以200万美元临时贷款来购买5万盎司黄金的要求，遭到美国政府的断然拒绝，但是，国务卿马歇尔后来还是签批了准予进行黄金贸易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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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西藏商务代表团一行乘船离开纽约，渡海途经法国巴黎，11月20日前往伦敦。夏格巴到达英国伦敦，请求英国支持他们“独立建国”。由于国民政府外交部事先约见了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指出，孜本夏格巴等人是西藏分裂势力的代表，要求英方不要给他们的分裂活动提供方便。经过国民政府的强硬交涉，英国政府各高官只好与孜本夏格巴等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英国，代表团也只进行了私人商务活动。西藏商务代表团抵达瑞士后，瑞士政府安排中国驻瑞士使馆秘书陪同代表团进行活动。夏格巴等人还到法国、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但因国民政府驻外人员的精心防范和不停地与有关国家交涉，其试图证明西藏是独立国家的分裂活动愈来愈困难。1949年3月，夏格巴等人感到无望，决定返回西藏，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商务代表团最终无果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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