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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谋求独立的“驱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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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秋至1949年1月下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介石随之引退，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5月先后占领南京和上海，南京国民党政权迁往广州，这一切都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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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让西藏噶厦官员、上层僧侣和贵族们感到惶恐不安，如何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在西藏发生，成为达扎等人的心病。而仍在拉萨的黎吉生则成为他们依靠的高参。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自治后，“拉萨英代表处同日改悬印度国旗”，黎吉生摇身一变，成了印度政府驻拉萨使团负责人。他“向藏政府声明，印度自治后，将暂不变更其对藏关系，该处所设之医院暨无线电台继续维持”。[201]为了阻止解放军进藏，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黎吉生为噶厦设计了多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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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藏军的实力。在黎吉生的帮助下，西藏噶厦于1947年11月“派董马本运现金六十驮赴印度，向英国购买军火”，该批军火于1948年6月，由帕里分别运往拉萨、日喀则和昌都等地。“（一）运拉萨者计轻机枪五七六挺，二寸口径小炮八门，步枪六千枝，手枪五百枝，手榴弹约五百枚。（二）运日喀则者山炮四门，外有军火一三〇箱，内容尚待探查。（三）运昌都者步枪一四〇〇枝。”[202]藏军在得到这批军火后，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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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反共为借口，将在西藏各地的汉族官员和中央机构，以及包括学校在内的相关单位驱逐出去。在7月8日上午召开的，有噶厦官员和近侍堪布参加的会议上，摄政达扎告诉他们：“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代表黎嘉逊（即黎吉生）近期向我透露内部情况时称，目前中国政局不定，要趁此机会把汉人驱逐出藏。因为，时下拉萨不仅有平措旺杰（巴塘人）这样的共产党间谍，而且国民党拉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共产党间谍。否则，他们内外勾结，共产党进军西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要立即把汉人从西藏驱逐出去。”[204]黎吉生后来否认他参与策划了驱汉事件，声称这一行动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但噶伦坚持说这个主意来自黎吉生。[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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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8日，噶厦约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声称，“怀疑他的下属中潜杂着共产党的代理人，因此他们打算驱逐所有的国民党官员，包括那些在无线电台、学校和医院工作的人员：所有人员必须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前往印度”。[206]藏军第二代本随即被调入拉萨城内，在布达拉宫、大昭寺、达扎和噶伦的官邸部署警卫，并派兵包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电台、拉萨国民小学等地点，实施搜查。与此同时，汉回民众在拉萨经营的店铺也遭藏军搜查，人员受到控制。[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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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西藏全体噶伦致电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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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裁中正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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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据全藏官员大会呈称，“兹因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内战，至今尚未平息，中央官兵所在之地，无不发生有共产之宣传与鼓动。故中央驻藏各机关人员等亦难保持万一。现更甚（盛）传藏境及拉萨区内增加潜杂共党嫌疑分子者有中国人及巴安人等等之说，而难于分别指定。至于本地乃佛法宏扬圣地之西藏，甚恐受其恶党之侵蔓与毒害，现全藏人众发生无限恐怖忧愁，而我中藏之悠久檀越情感，内部并无分毫隔阂。为我中藏政局及内部安宁起见，不得不驱尽代有共产嫌疑之秘密工作人员，因又无法检查分别，更为杜绝潜杂之计，将驻藏中央办事处、无线电台、学校、医院及其他有嫌疑之人员等应请限期离藏，各回原籍等情。”兹准将各机关人员由拉萨至印境之沿途旅费及一切乌拉支应护送官兵，由本政府备有、特别从优隆厚待遇外，其他所有之嫌疑中国人及巴安人等，亦派有护送军队，即回原籍。该事均已接洽声明矣。希我中央政府请祈俯念，重于实为安靖，并非罔法孟浪，原谅幸甚，感之不尽。特此草函，恭候国安！西藏全体噶伦藏己丑五月十三日。[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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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当天即致电噶厦，认为西藏当局将“所有驻藏各中枢职员，一律嘱离拉萨，于法理不合”，期望噶厦“将驻藏汉民加以保护”。[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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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噶厦于7月11日、17日和20日先后分三批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和国民党政府其他机构派驻西藏官员、职员及其家属，还有部分汉族商人、手工业者，共计200余人押解至西藏与印度边境，递解出境。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莅临噶伦堡迎接，并安排他们从加尔各答乘船回国。[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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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达扎活佛以西藏摄政名义致电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为其采取的驱汉举动进行辩解，称：“凡中国政府官员所到之地，即引起共产活动，我人甚恐中国驻拉萨之代表遭遇危险，且近传有共党间谍混入在拉萨之中国商民中，对此种嫌疑人员因而甚难检举。藏民对此甚为忧虑，已请求西藏议会，迅速下令将中国政府代表及所属电台、学校及医院所有人员及中国商民完全遣回中国。西藏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代表等当为准备交通工具并派兵护送至印度边境，并已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驻藏代表。此举纯为中国及西藏双方之利益及保持佛教统治之传统，以防共产主义之侵入西藏。幸中国政府，勿因而发生误会。”[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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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新闻局局长沈昌焕于15日致函蒋介石，请其“电告李代总统及阎院长不可予以姑息。如西藏驱逐中央官吏，即为反叛之行为，中央应速通知藏当局，倘有不合之行动，政府将采适当手段以对付之”。[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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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蒋介石通过致电李宗仁、阎锡山，要求对西藏地方当局驱逐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的举动表达严正立场，“关于西藏当局驱逐中央驻藏人员事，中央政府应速作严正表示，一面即复西藏摄政，告以此种举动乃反叛行为，促其醒悟，对于中央驻藏人员应立即迎回拉萨，对在藏汉民必须妥为保护，否则政府当予以严厉之制裁；一面宜印制大量传单，令空军速往拉萨投掷，以示警告。不论此种步骤有无结果，或将来如何演变，政府此时宜严正表示，以明立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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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李宗仁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西藏地方政府乘共匪叛乱，国家多事之际，逼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实属违法乱纪。政府对此事件亟应迅作严正表示，促其醒悟。对于中央驻藏人员，应立即迎回拉萨。对在藏汉民必须妥为保护，并由行政院约集外交、国防两部及蒙藏委员会，汇齐各方情报，根据事实缜密研究，严切处置。”[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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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决议：（1）以院长名义，“以奉代总统交下方式”电复西藏噶厦；（2）由院发表严正声明；（3）电罗大使对由藏撤出人员妥为照料；（4）电询康青两省主席对本案意见。已由院分别办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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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行政院致达扎和噶厦的电报，以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后来发表的“对藏事声明”，均显得苍白无力。行政院电报仅仅强调“厉行剿共为中央一贯国策，防止共产党渗入西藏亦为中央所注及。惟所派驻藏人员，均经审慎遴选，决无共产党混迹其间”。[216]而阎锡山吁请西藏地方当局“顾全中央与西藏之过去关系，迅自纠正此项错误措施，使所有中央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217]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倒是班禅堪布会议厅、刘文辉、格桑悦希等人提出了以军事和外交为基础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班禅堪布会议厅请求中央政府“饬令西北军政长官派国军一万五千名（骑兵、炮兵）护送班佛入藏”；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隶属之藏民干部大队更名为藏民救国总队”扩充至6000人，分步兵、骑兵和炮兵，随十世班禅返藏。[218]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建议从外交、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四管齐下”，寻机“彻底解决藏事”。[219]格桑悦希则提出派军收复康西失地（昌都等13县），扶助班禅入藏（由马步芳派3个团护送），改善西藏政治（设驻藏长官公署、民主选举噶厦）等三项举措。[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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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当局“第二次驱汉事件”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反共”为名，行“独立”之实。他们对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的处境、前途非常清楚，因此，试图在英、印等国际势力的支持下，脱离以五族共和为基础的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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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并公开表明了立场。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逼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新华社社论评说道：“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1860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1887年和1904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社论表态，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外”。社论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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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对英美和印度染指中国西藏予以揭露：“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野心是非常清楚的，几乎与这次西藏事件同时，英帝国主义通过印度尼赫鲁反动政府，控制了印度与西藏间的土邦锡金与不丹，这一行动乃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进一步就范。同时，印度驻西藏的使节团团长英人查里逊（即黎吉生），原定本年退休，现在突然宣布延长任期一年。查里逊是一个凶狠毒辣的侵略主义的野心家，自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以来，便是由他一手经略。新近宣布其延长任期，目的是很明白的。而不久以前印度事务官戴雅尔匆匆赴西藏‘调查事变经过’，更明白的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亟图进一步控制西藏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对西藏最近局势的发展，则表示极端‘关切’。八月十日，华盛顿外交人士特别声称，去年六月‘访问’美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向美国表示‘愿与美国通商’。臭名昭著的美帝间谍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则于七月底经曼谷潜往拉萨活动，其护照则系由印度尼赫鲁政府所发给。不言而喻，不论英帝国主义也好，美帝国主义也好，都是在利用印度尼赫鲁政府作为工具，加紧其侵略西藏的步骤。”[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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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尼赫鲁政府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期望着一个效果，就是：在一批无知者面前，装出西藏解放者的洋相来。这样宣布对他有许多好处，第一，尼赫鲁政府真有点像刚刚‘独立’的国家的政府，有朝气。第二，他以为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国内诸民族最充分的自治等原则，似乎就会放弃责任，而不去解放西藏人民。那末，对西藏的‘宗主权’还会落到尼赫鲁以外的政府手里去吗？不是这个妙计，会那样公然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吗？难怪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都要推尼赫鲁出来充当东亚反共的诸同盟的头子，难怪美帝国主义者要提请联合国选举尼赫鲁政府参加安理会了。”[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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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藏1949年7月8日“驱汉事件”的性质非常清楚，对帝国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觊觎中国西藏的历史十分了解，对英美和印度妄想分离中国西藏的图谋更加明了。这些清晰的认识和研判，奠定了在结束国民党统治之后，解放西藏的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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