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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当天即致电噶厦，认为西藏当局将“所有驻藏各中枢职员，一律嘱离拉萨，于法理不合”，期望噶厦“将驻藏汉民加以保护”。[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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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噶厦于7月11日、17日和20日先后分三批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和国民党政府其他机构派驻西藏官员、职员及其家属，还有部分汉族商人、手工业者，共计200余人押解至西藏与印度边境，递解出境。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莅临噶伦堡迎接，并安排他们从加尔各答乘船回国。[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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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达扎活佛以西藏摄政名义致电蒋介石和代总统李宗仁，为其采取的驱汉举动进行辩解，称：“凡中国政府官员所到之地，即引起共产活动，我人甚恐中国驻拉萨之代表遭遇危险，且近传有共党间谍混入在拉萨之中国商民中，对此种嫌疑人员因而甚难检举。藏民对此甚为忧虑，已请求西藏议会，迅速下令将中国政府代表及所属电台、学校及医院所有人员及中国商民完全遣回中国。西藏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代表等当为准备交通工具并派兵护送至印度边境，并已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驻藏代表。此举纯为中国及西藏双方之利益及保持佛教统治之传统，以防共产主义之侵入西藏。幸中国政府，勿因而发生误会。”[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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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新闻局局长沈昌焕于15日致函蒋介石，请其“电告李代总统及阎院长不可予以姑息。如西藏驱逐中央官吏，即为反叛之行为，中央应速通知藏当局，倘有不合之行动，政府将采适当手段以对付之”。[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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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蒋介石通过致电李宗仁、阎锡山，要求对西藏地方当局驱逐中央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的举动表达严正立场，“关于西藏当局驱逐中央驻藏人员事，中央政府应速作严正表示，一面即复西藏摄政，告以此种举动乃反叛行为，促其醒悟，对于中央驻藏人员应立即迎回拉萨，对在藏汉民必须妥为保护，否则政府当予以严厉之制裁；一面宜印制大量传单，令空军速往拉萨投掷，以示警告。不论此种步骤有无结果，或将来如何演变，政府此时宜严正表示，以明立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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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李宗仁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做出决议：“西藏地方政府乘共匪叛乱，国家多事之际，逼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实属违法乱纪。政府对此事件亟应迅作严正表示，促其醒悟。对于中央驻藏人员，应立即迎回拉萨。对在藏汉民必须妥为保护，并由行政院约集外交、国防两部及蒙藏委员会，汇齐各方情报，根据事实缜密研究，严切处置。”[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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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决议：（1）以院长名义，“以奉代总统交下方式”电复西藏噶厦；（2）由院发表严正声明；（3）电罗大使对由藏撤出人员妥为照料；（4）电询康青两省主席对本案意见。已由院分别办理。[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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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行政院致达扎和噶厦的电报，以及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后来发表的“对藏事声明”，均显得苍白无力。行政院电报仅仅强调“厉行剿共为中央一贯国策，防止共产党渗入西藏亦为中央所注及。惟所派驻藏人员，均经审慎遴选，决无共产党混迹其间”。[216]而阎锡山吁请西藏地方当局“顾全中央与西藏之过去关系，迅自纠正此项错误措施，使所有中央驻藏人员仍回拉萨，执行职务”，[217]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倒是班禅堪布会议厅、刘文辉、格桑悦希等人提出了以军事和外交为基础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班禅堪布会议厅请求中央政府“饬令西北军政长官派国军一万五千名（骑兵、炮兵）护送班佛入藏”；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隶属之藏民干部大队更名为藏民救国总队”扩充至6000人，分步兵、骑兵和炮兵，随十世班禅返藏。[218]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建议从外交、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四管齐下”，寻机“彻底解决藏事”。[219]格桑悦希则提出派军收复康西失地（昌都等13县），扶助班禅入藏（由马步芳派3个团护送），改善西藏政治（设驻藏长官公署、民主选举噶厦）等三项举措。[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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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当局“第二次驱汉事件”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反共”为名，行“独立”之实。他们对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的处境、前途非常清楚，因此，试图在英、印等国际势力的支持下，脱离以五族共和为基础的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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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并公开表明了立场。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逼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新华社社论评说道：“这一个阴谋事变和最近美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台湾的阴谋是同出一辙。一百多年来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英帝国主义在1860年首先侵占了西藏的外藩哲孟雄（即锡金）。1887年和1904年又两度发动过侵略西藏的战争。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亦积极图谋侵略西藏。美帝国主义曾派遣间谍到西藏活动，力图经过西藏的若干上层分子，取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社论表态，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之外”。社论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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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对英美和印度染指中国西藏予以揭露：“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野心是非常清楚的，几乎与这次西藏事件同时，英帝国主义通过印度尼赫鲁反动政府，控制了印度与西藏间的土邦锡金与不丹，这一行动乃在威胁西藏地方当局进一步就范。同时，印度驻西藏的使节团团长英人查里逊（即黎吉生），原定本年退休，现在突然宣布延长任期一年。查里逊是一个凶狠毒辣的侵略主义的野心家，自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以来，便是由他一手经略。新近宣布其延长任期，目的是很明白的。而不久以前印度事务官戴雅尔匆匆赴西藏‘调查事变经过’，更明白的暴露了英帝国主义亟图进一步控制西藏的野心。美帝国主义对西藏最近局势的发展，则表示极端‘关切’。八月十日，华盛顿外交人士特别声称，去年六月‘访问’美国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曾向美国表示‘愿与美国通商’。臭名昭著的美帝间谍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则于七月底经曼谷潜往拉萨活动，其护照则系由印度尼赫鲁政府所发给。不言而喻，不论英帝国主义也好，美帝国主义也好，都是在利用印度尼赫鲁政府作为工具，加紧其侵略西藏的步骤。”[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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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尼赫鲁政府辩不掉吞并西藏的阴谋》指出：“尼赫鲁政府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期望着一个效果，就是：在一批无知者面前，装出西藏解放者的洋相来。这样宣布对他有许多好处，第一，尼赫鲁政府真有点像刚刚‘独立’的国家的政府，有朝气。第二，他以为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国内诸民族最充分的自治等原则，似乎就会放弃责任，而不去解放西藏人民。那末，对西藏的‘宗主权’还会落到尼赫鲁以外的政府手里去吗？不是这个妙计，会那样公然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吗？难怪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都要推尼赫鲁出来充当东亚反共的诸同盟的头子，难怪美帝国主义者要提请联合国选举尼赫鲁政府参加安理会了。”[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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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西藏1949年7月8日“驱汉事件”的性质非常清楚，对帝国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觊觎中国西藏的历史十分了解，对英美和印度妄想分离中国西藏的图谋更加明了。这些清晰的认识和研判，奠定了在结束国民党统治之后，解放西藏的战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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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二战后英国对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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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战后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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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1945年1月起，英国外交部就对战后西藏政策，尤其是英国退出印度后的对藏政策予以重新评估。当时，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艾登认为，为了印度未来的利益，西藏应该享有高度的自治，这点是最根本的。[224]英国政府对西藏政策进行重新评估有以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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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印度很快将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那么，西藏在印度的国家安全中将扮演什么角色？西藏的缓冲区地位是否仍很重要？或者是否由于最新战争技术的发展，而使这一地位变得毫无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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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西藏的国际地位如何？标志着中国在藏利益和权力的“宗主权”一词的表述是否意味着英国政府现在不必通过中国，而是直接同西藏打交道？因为迄今为止，西藏的实际情况即便不是“法律上”（de jure）的，也是“事实上”（de facto）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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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西藏确实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开展自己的对外关系，那么它同大英帝国的这种关系是否不应通过独立的印度政府来实施，而是由直接的英藏外交来实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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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上述问题，1945年至1947年间，英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印度和伦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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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和印度政府对于英国外交部重新评估西藏政策的建议抱相当怀疑的态度。印度部的皮尔在写给英印政府外务部部长卡罗的信中指出，这一建议来源于“外交部着眼于未来的总体愿望，即希望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消除引起摩擦的根源，而西藏往往是引起摩擦的主要一方”。皮尔指出：“我相当害怕台克满的那种失败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中国迟早都要并吞西藏的，并且我们不妨准备接受那样的局势。”[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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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于1945年9月19日复函印度部，认为西藏地位或权力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将会对尼泊尔产生影响，破坏喜马拉雅山地区其他地方的安宁。他还指出，西藏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如金矿，可能还有石油，这些矿产或许某一天将由印度来开采。此外，西藏同印度的贸易也不应该忽略。因此，卡罗认为，这样一块有价值的地方，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攫取呢？卡罗的结论是，中国的“宗主权”观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自1912年以来，西藏实际上已经“独立”。卡罗还特别强调，印度关注西藏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对于印度的国防价值。从防卫的角度，对于印度而言，有着广袤沙漠和高海拔的西藏，保持其自治地位的重要性绝不次于过去。那么，英国人对此能够做些什么呢？卡罗认为，除了利用英国的地位施加影响，将西藏的地位问题国际化外，最有用的是由列强发表公开声明，表明他们的态度是保持西藏的自治。[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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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并不反对卡罗的观点，但英国外交部和印度部之间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一次争论，并于1945年11月将结论报告英国政府内阁。该文件认为，在回顾西藏自1911年来的历史地位时，应该注意到，影响西藏问题的主要因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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