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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省区以外的民族，具备自治能力与有独立的意志，而在经济政治上达到了可以独立的程度之时，我们的国家对他们必以亲爱友好的态度和精神自动地扶助他们独立自由，永久视为中国平等的兄弟之邦，不因其离开祖国而发生恶感或歧视，而我们各民族亦必须对其祖国以和睦亲善的态度，循合法的程序，提出愿望，以达成其目的，不可采取反抗祖国的行动，以引起民族间相互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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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各省区以内的大小民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一律予以平等，在信仰上和经济上亦予以充分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以达成我们各宗族间精诚团结、友爱互助之目的。[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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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的独立似乎给英印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也试图仿照中苏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方式，使得西藏独立的地位得到确认。沈宗濂报告说，“现英人藉口外蒙独立，又大肆活动，游说西藏，援例要求，英当首先承认。新任锡金行政长官霍金森日内访藏，带礼物约70驮，内有黄金8驮，用意可测”。[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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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英印政府就西藏问题，提出了一项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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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是从防卫的观点或是从印度的国内防御利益看，对于印度来说，维持西藏的缓冲区地位是至关重要的；（2）西藏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同时，应当享有内部自治权以及直接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利（目前它享有这两种权利）；（3）应该通过最强有力和最直接的外交压力……通过向世人公开宣传西藏33年来的实际地位支持西藏自治，如果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求，还应当向它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4）把西藏的地位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可能会有好处，但中国实际上能够设法使得该项议案无效。英国政府能否就这个问题以及表明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发表一个公开宣言，尚需留待英国政府做出决断。[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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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显示英印政府战后对西藏政策依然咄咄逼人，甚至比战前更加激进。英印政府制定这一政策的深层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防共，尤其是防止苏联对印度的扩张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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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代表向西藏当局表示：“现国际战事已息，各民族皆得有平等独立之权利，西藏可向中国要求与外蒙同样之独立。他如国际会议、国际联合会均可由英方提出邀请西藏参加。”[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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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军方人士认为，沙漠、山脉和丛林都不能有效防止进攻者，因此，喜马拉雅山并不是阻挡共产党影响的天然屏障，独立后的印度仍然需要西藏缓冲区的保护。如果中国接管了西藏，迟早会对印度及尼泊尔产生影响，特别是将来，苏联必定会取代中国而对这一地区构成威胁。英国政府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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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或苏联获得了对西藏的控制权，那么，印度将不得不在其北部边境部署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因此，从军事角度看，西藏应该保持其自治地位，以便尽可能同潜在的入侵者保持距离。西藏的自治不会伤害任何人，这种自治已经存在34年了，且他们自己也希望继续保持。我们应该通过外交活动来支持这种自治的愿望，并且通过提供武器和弹药来鼓励其维护西藏的完整。[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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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印度政府的上述主张，印度部认为：其一，由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英国政府应该把向联合国提交西藏地位问题的议案暂时搁置起来；其二，为了西藏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以及重新宣传西藏的地位等问题至少要推延到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后；其三，印度部原则上不反对继续向西藏供应军用品。该部甚至建议印度参谋本部重新审视目前的局势，包括“在西藏领土万一遭到外国列强无缘无故的侵略威胁时向其提供有限的陆地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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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并不希望由其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提出西藏问题。外交部远东司认为，西藏代表团访问重庆似乎是向中国人提出自治的绝好机会。因为，英国人不能在西藏人提出这一问题之前向中国政府“商谈西藏问题”。远东司建议英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积极引导”西藏代表团，支持他们在重庆同国民政府商谈自治问题，并表示英国外交部会予以“全力支持”。[235]不过，当英国政府从中国方面得到西藏代表团决定参加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消息后，立即紧张起来，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奉命向拉萨当局指出，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对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破坏。[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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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度独立后英国“不支持西藏独立”政策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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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并不同意支持西藏独立。英国工党的远东政策这时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分歧的原因主要由于战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尤其是印度的独立已经不可逆转，从而减低了西藏对于英国的吸引力。此外，英国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在华的经济利益和继续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并不愿在西藏问题上同中国政府发生龃龉，以免失去在华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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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官员贝内特（Sterndale Bennett）于1946年2月23日致函印度部，阐述了贝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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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应该通过最强有力和最坦率的外交压力来支持西藏自治……的建议，贝文先生认为，英国政府现在主动提出西藏自治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西藏人希望这样做，最好让西藏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至于将西藏地位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建议，贝文先生的意见是，该问题不宜提交联合国。[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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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指出，“如果西藏人希望自己同中国人商讨自治问题的话，应当让他们那样做”。由此可见，在西藏问题上，英国外交部不愿批准一项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其原因在于，贝文相信，英国一旦在西藏问题上卷入过深，可能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使英国陷于不利境地。[238]到1947年英印政权转移前夕，英国外交部已决定：英国现在应该停止同西藏的任何实质性联系。印度部也同外交部的观点相近。正如当时印度政府外务部副部长，后调任英国驻新德里高级委员的弗赖伊（L.A.C. Fry）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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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乐于承认西藏自治并希望看到这种自治得以保持，但除了用友好的方式加以鼓励之外，他们不准备做得更多；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无意采取任何主动，因为这种主动将会把印度卷入同中国的冲突中去。他们建议采取的态度可以恰当地表述为乐善好施的旁观者，准备在任何时候——只要机会一旦出现——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促使中国和西藏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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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关于麦克马洪线问题，英印政府现在也倡导一种新的和解精神。弗赖伊表示，他们准备随时以友好的方式同中国和西藏讨论边境的调整问题。[240]令人惊异的是，弗赖伊的观点竟然背离了卡罗的原则。卡罗一度不愿意接受的是让英印政府违背《西姆拉条约》，被迫默然承认西藏当局对中国处于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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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于战略的考虑，英印政府还是决定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其目的在于提高西藏军队抵御外来进攻的能力。英印政府参谋部（General Staff）于1946年2月奉命重新审视防止西藏遭受外部侵略的战略，并于4月27日形成了一份名为“援助西藏”（Aid to Tibet，Final Paper）的绝密报告，其假想敌依然是苏联和中国。该报告指出：如果证实仅仅通过外交手段不可能维护西藏的自治，如果苏联或中国进攻西藏，那么，英印政府就有必要向卷入战争的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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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英印政府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对于西藏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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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有一支受过现代军事训练、采用现代装备的西藏军队（大约一个步骑兵旅），那么，西藏就有能力牵制苏联人，并能够阻止中国军队分由昌都和那曲入侵西藏。（2）可以挑选西藏军官和军士到印度，免费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3）必须通过无偿援助或象征性收费的方式从境外向藏军提供装备和补给。（4）有必要向西藏派驻一个小型军事使团，该使团的任务是帮助西藏军队实施现代化；一旦西藏人要求的话，该使团还应作好迎接我们军队的准备。还应向西藏人力陈在藏北和藏西组织与武装游击队的重要性。一旦发生战争，这些游击队将充当作战区内英军指挥官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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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非常乐观地认为，他们（藏人）无论如何都能够阻止中国人的推进，如果得到空中支援，拥有现代化装备，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话，他们或许还能够打败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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