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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或苏联获得了对西藏的控制权，那么，印度将不得不在其北部边境部署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因此，从军事角度看，西藏应该保持其自治地位，以便尽可能同潜在的入侵者保持距离。西藏的自治不会伤害任何人，这种自治已经存在34年了，且他们自己也希望继续保持。我们应该通过外交活动来支持这种自治的愿望，并且通过提供武器和弹药来鼓励其维护西藏的完整。[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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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印度政府的上述主张，印度部认为：其一，由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英国政府应该把向联合国提交西藏地位问题的议案暂时搁置起来；其二，为了西藏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以及重新宣传西藏的地位等问题至少要推延到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结束访问之后；其三，印度部原则上不反对继续向西藏供应军用品。该部甚至建议印度参谋本部重新审视目前的局势，包括“在西藏领土万一遭到外国列强无缘无故的侵略威胁时向其提供有限的陆地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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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并不希望由其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提出西藏问题。外交部远东司认为，西藏代表团访问重庆似乎是向中国人提出自治的绝好机会。因为，英国人不能在西藏人提出这一问题之前向中国政府“商谈西藏问题”。远东司建议英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要“积极引导”西藏代表团，支持他们在重庆同国民政府商谈自治问题，并表示英国外交部会予以“全力支持”。[235]不过，当英国政府从中国方面得到西藏代表团决定参加国民大会（制宪国大）的消息后，立即紧张起来，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奉命向拉萨当局指出，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对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破坏。[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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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印度独立后英国“不支持西藏独立”政策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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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并不同意支持西藏独立。英国工党的远东政策这时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分歧的原因主要由于战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尤其是印度的独立已经不可逆转，从而减低了西藏对于英国的吸引力。此外，英国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在华的经济利益和继续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并不愿在西藏问题上同中国政府发生龃龉，以免失去在华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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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官员贝内特（Sterndale Bennett）于1946年2月23日致函印度部，阐述了贝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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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应该通过最强有力和最坦率的外交压力来支持西藏自治……的建议，贝文先生认为，英国政府现在主动提出西藏自治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西藏人希望这样做，最好让西藏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至于将西藏地位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建议，贝文先生的意见是，该问题不宜提交联合国。[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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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指出，“如果西藏人希望自己同中国人商讨自治问题的话，应当让他们那样做”。由此可见，在西藏问题上，英国外交部不愿批准一项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其原因在于，贝文相信，英国一旦在西藏问题上卷入过深，可能会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使英国陷于不利境地。[238]到1947年英印政权转移前夕，英国外交部已决定：英国现在应该停止同西藏的任何实质性联系。印度部也同外交部的观点相近。正如当时印度政府外务部副部长，后调任英国驻新德里高级委员的弗赖伊（L.A.C. Fry）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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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乐于承认西藏自治并希望看到这种自治得以保持，但除了用友好的方式加以鼓励之外，他们不准备做得更多；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无意采取任何主动，因为这种主动将会把印度卷入同中国的冲突中去。他们建议采取的态度可以恰当地表述为乐善好施的旁观者，准备在任何时候——只要机会一旦出现——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促使中国和西藏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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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关于麦克马洪线问题，英印政府现在也倡导一种新的和解精神。弗赖伊表示，他们准备随时以友好的方式同中国和西藏讨论边境的调整问题。[240]令人惊异的是，弗赖伊的观点竟然背离了卡罗的原则。卡罗一度不愿意接受的是让英印政府违背《西姆拉条约》，被迫默然承认西藏当局对中国处于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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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于战略的考虑，英印政府还是决定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其目的在于提高西藏军队抵御外来进攻的能力。英印政府参谋部（General Staff）于1946年2月奉命重新审视防止西藏遭受外部侵略的战略，并于4月27日形成了一份名为“援助西藏”（Aid to Tibet，Final Paper）的绝密报告，其假想敌依然是苏联和中国。该报告指出：如果证实仅仅通过外交手段不可能维护西藏的自治，如果苏联或中国进攻西藏，那么，英印政府就有必要向卷入战争的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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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英印政府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对于西藏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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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有一支受过现代军事训练、采用现代装备的西藏军队（大约一个步骑兵旅），那么，西藏就有能力牵制苏联人，并能够阻止中国军队分由昌都和那曲入侵西藏。（2）可以挑选西藏军官和军士到印度，免费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3）必须通过无偿援助或象征性收费的方式从境外向藏军提供装备和补给。（4）有必要向西藏派驻一个小型军事使团，该使团的任务是帮助西藏军队实施现代化；一旦西藏人要求的话，该使团还应作好迎接我们军队的准备。还应向西藏人力陈在藏北和藏西组织与武装游击队的重要性。一旦发生战争，这些游击队将充当作战区内英军指挥官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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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非常乐观地认为，他们（藏人）无论如何都能够阻止中国人的推进，如果得到空中支援，拥有现代化装备，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话，他们或许还能够打败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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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英国人）能够迅速地抢在苏联人之前在藏东南部署军队，由于我们空中补给线的良好与快捷，只要部署同样甚至更少的兵力，就可以打退苏联人的任何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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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藏人不能阻击中国人，那么我们也许就不能够抢在中国人之前占领拉萨东部的几处要地。但是，一旦得到西藏人的援助，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消灭任何中国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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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同西藏地方政府交涉，让他们安排藏军的骨干军官和军士去印度接受军事训练，以促进藏军的现代化，使之能够对向拉萨发动进攻的敌军一个旅进行有效阻滞。一支大约3000人的骑兵旅就足够了。应当由印度政府以无偿援助或象征性收费的方式向这样一支军队提供适当的现代装备，还应当派遣2～3名督察军官作为军事使团常驻西藏。[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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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份报告，英印政府并不认同，参谋部和空军司令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重新审查报告之后，得出了新的结论：（1）以现有的飞机飞行技术，要出入西藏高原将是不现实的；（2）从短期看，并不存在援助西藏抗击大规模敌人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手段……且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不存在对印度构成的真正威胁。[242]英印政府外务部在给印度大臣的信中指出：“考虑到参谋部现在所表明的意见……印度政府目前并不打算进一步考虑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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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对于英印政府的态度极表赞同。于是，英国政府决定不改变原已确定的对藏政策。为此，英印政府驻江孜商务委员兼驻拉萨使团代表黎吉生形容英国的这种西藏政策是“故意对其外交支持的承诺加以限制”。[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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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处于尾声，1946年9月，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以副总统和负责外交事务的成员身份加入印度临时政府，印度的独立，事实上已经启动。西藏噶厦认识到，独立后的印度将会对西藏产生重要影响。西藏“外交局长”索康札萨拜访了黎吉生，专门询问了未来印藏关系问题。黎吉生指出，“在涉及印藏双方的问题上，西藏当然必须同印度政府打交道”，他同时向索康保证，“无论未来印度政府的性质如何，只要有可能，它都会希望保持和改善印藏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245]黎吉生的目的是要消除印度独立而给西藏当局带来的不安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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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藏当局为要保持“独立”的颜面，感到彷徨，急于另谋出路。当西藏选派代表团赴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时，黎吉生“借口所谓《西姆拉条约》提出抗议，认为该约规定西藏为独立国家，非经英方同意，不得参与任何第三国会议”。但在沈宗濂等交涉下，西藏代表团毅然入京，黎吉生的计谋未能得逞。于是黎吉生又以“印度行将独立为诱饵，唆使西藏酝酿独立之要求”。[246]1947年3月，在黎吉生的鼓动下，西藏受邀参加由印度国际时事研究会在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使得拉萨首次插足国际政治舞台，并试图通过这次会议争得“独立国”地位。黎吉生认为“这将是在所有亚洲邻国面前公开展示西藏事实上（de facto）独立地位的好时机”。[247]在黎吉生的策划下，西藏代表“携有新制西藏国旗，以备会议时悬挂”，但经过中国驻印大使馆同尼赫鲁和会议负责人奈杜夫人交涉，他们同意“对西藏代表称为西藏地方团体代表，并发表新闻在该项会议内绝对不涉及各国内政”。据此，中国政府将出席会议的两名西藏代表台吉罗桑旺吉和堪穷桑都博章列入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同时，中国驻印大使馆向奈杜夫人指出，“西藏代表既系以该处地方团体代表资格出席，如擅制旗帜，意图带会悬挂，自属违法”，因而向会议组织者表示，“会场中如悬挂国旗，应以到会各观察员所代表之国家为限。西藏为中国行政区域之一，素无独立旗帜，如有擅制国旗在国外悬挂者，我政府视为违法，印度政府亦不应容许”。[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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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赫鲁会前曾要求西藏代表在会议期间不要提及同西藏政治地位或印藏边界有关的任何问题，但出席会议的西藏代表仍试图在大会上提出政治要求，结果，为大会所拒绝。[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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