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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贡觉仲尼即向蒙藏委员会提出成立办事处的预算书。1930年12月，蒙藏委员会经与内政部共同审核，认为“尚无不合”，认为“所有西藏驻京办公处，自应准其及早组织，以资办公。至于北平，寺庙林立，向为喇嘛汇集之地，与西藏关系甚多；康定为川康往来要道，将来该处事务势必日见纷繁，所请同时成立驻平、驻康二办公处一节，似应一并照准”，呈请行政院“将该三处十九年度预算书，专案转送中央政治会议提前核办，并饬财政部准予先行借给该三处经费”，使“其早日开办”，“以利藏事进行”。[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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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底，贡觉仲尼就刊发关防事呈书蒙藏委员会，表示西藏驻京办事处及驻平、驻康两办事处，即将正式成立，要求刊发此三处关防，“以资信实”。[110]次日即得蒙藏委员会肯定答复。2月9日，这三颗关防正式启用，10日，贡觉仲尼将达赖任命的各办事处正副处长名单呈报蒙藏委员会，“派棍却仲尼（即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派曲批图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处长，巫明远为副处长；派降巴曲汪为西藏驻康办事处处长，楚称丹增为副处长”。[111]2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成立西藏驻京、驻平、驻康3个办事处。3月28日，贡觉仲尼等拟定西藏驻京平康三办事处组织大纲，呈送蒙藏委员会备案。4月14日，国民政府批准通过了《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18条。其中规定“本处秉承达赖大师意旨，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办理关于西藏在京应行接洽事宜”，“本处置处长、副处长各1人，由达赖大师选任，呈由蒙藏委员会核转备案”等。[112]同时也公布了《西藏驻平办事处组织大纲》16条、《西藏驻康办事处组织大纲》16条，其组织原则与《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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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驻京、驻平、驻康3个办公处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与内地有了正式的办事机构，构架起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沟通联络的桥梁。时人评价说，“西藏与内地的关系自民国以来，隔而复通，继而复继，肇始于民国二十年，第十三辈达赖喇嘛派遣驻京代表。自那时起内地与边地始通闻问，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关系才开始转折而渐趋密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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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及西藏驻京及各地办事处的设置，既加强了在内地的藏人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往来，也加强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往来，为改善和密切中央与藏地藏人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在两大系统驻京办事处成立之初，曾有过很深的隔阂，如在参与国民会议代表名额问题上，国民政府对班禅的特殊待遇上，达赖部属与班禅部属等曾有多次争执。贡觉仲尼等曾坚决反对政府授予九世班禅“西陲宣化使”名号，反对班禅的索本堪布罗桑坚赞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认为“现在蒙藏委员会藏事处，为班禅一派组织办事处，而非我西藏之办事处”，甚至“请求政府将班禅的封号、职位、卫队、军火及驻京、驻康各办事处，概予撤销”。[114]贡觉仲尼虽曾在内地带头与班禅方面对抗过，但后来，班禅为了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捐弃前嫌，重修旧好，解决噶厦与扎什伦布寺之间的历史纠纷，两大宗教首领的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尤其是贡觉仲尼，又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沟通作用。西藏两大政教系统驻京办事处的设立，不仅沟通了西藏与中央的关系，也有利于两大宗教首领之间的接触，对于消除双方隔阂，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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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方代表参加中华民国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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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西藏地方的各界代表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是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持的重要治藏政策，也是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昭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八条中宣布“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1912年10月28日，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名义发布恢复达赖喇嘛封号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的恢复，促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步入新阶段。因帝国主义干扰西藏地方组织选举本地区国会议员，使得议员迟迟无法选出。鉴于国会成立之日迫近，1913年4月2日，西藏地方代表罗卜桑车珠赤等向大总统表示：“国会成立，议席不列藏人殊乖”，“仰恳大总统准其即日在京举办西藏选举，以表国会成立之日，西藏议员亦得列席其间”。[115]袁世凯将此事交由筹备国会事务局核办。北京政府遂于4月7日拟定《第一届国会西藏议员选举法》，10日予以公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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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西藏第一届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之选举，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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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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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选举细则，由选举监督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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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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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办法公布后，北京政府“筹办西藏选举事务所”在北京举行了西藏议员的选举，并为选举一事专门成立了“西藏旅京同乡会”。5月15日，公示当选议员名单，共计40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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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藏参议院议员5名：顿珠罗布、扎希土噶、王庚、噶伦谢扎、孙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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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白马认钦、于宝轩、孙江东、刘文通、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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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藏参议院议员5名：江赞桑布、傅谐、厦仲·阿旺益喜、龚焕辰、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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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王泽邠、阿旺曲扎、汪有龄、胡钧、高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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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藏众议院议员5名：一喜托美、王弌、康士铎、薛大可、罗桑班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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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萧必达、霍椿森、王庆云、饶孟任、乌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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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藏众议院议员5名：方贞、江天铎、阿旺根敦、恩华、苏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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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江聪、汤睿、吴蜀尤、方表、罗桑工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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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的40名参众议员中，不少人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时奉命留京供职者，如扎希土噶、江赞桑布、罗桑班觉等人，也有清末九世班禅派往北京办理后藏事务者，如阿旺益喜等。他们“夙明大义，首赞共和”，以西藏地方代表身份直接参与了民国的政治活动。由此，在北京选出参众议员的举措，从而使帝国主义企图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阴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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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初，袁世凯为清除政治对手而宣布解散国会，直到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才于该年8月恢复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这个时期，西藏有19名代表任议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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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厦仲·阿旺益喜、巫怀清、刘文通、孙江东、巴达玛林沁、王泽邠、江赞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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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王弌、江天铎、康士铎、恩华、一喜托美、罗桑班觉、阿旺根敦、方贞、石凤岐、萧必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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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国会因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于当年6月被迫解散。后张勋复辟失败，政权落入皖系段祺瑞之手，其并未恢复国会，但组织各省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在1917年11月10日到1918年8月12日期间，西藏代表罗桑班觉、厦仲·阿旺益喜、罗卜桑车珠赤、巫怀清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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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段祺瑞政府拒不恢复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于8月25日，召集到达广州的原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部分西藏地方代表参加，包括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以及众议院议员乌勒吉、王庆云。[120]尽管护法运动失败了，但仍然促使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2月17日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当中拟定西藏众议院议员7名，参议院议员6名，由驻藏办事长官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遴选相当人员组织之。西藏地方选举会之选举由驻藏办事长官或蒙藏院总裁之。同日，还公布了“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实施法”。经选举产生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其中的西藏议员为：阿旺曲扎、格勒索巴，众议员为：巫怀清、刘朝望。[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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