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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左仁极奉命，亦于1945年4月派出祁德茂为调查员，由昌都出发，前往察隅进行调查。由于祁德茂化装成藏人同藏族商人一道前往，深入珞隅地区，得到第一手资料，故该调查报告的价值也很大。[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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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日仍循狢曲（狢渝河）西岸南行，已入狢渝野人区。野人住高山上，路极狭窄，尤多竹林杂木，遇有野人十余，为英兵负米、山芋、衣服等物，有一头人押运。是晚宿折几须[88]，有草屋七八间，四间为来往英兵及夫役住宿，四间则备商旅住宿，不准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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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八日仍沿河南行，路又崎岖，下午至四郎公[89]，为一周围一二里之平原，地上竹木为野人伐尽。据野人谈，系准备建飞机场者。小阜上建有兵房六间，驻有英兵三十人，有了望台一座，一英兵立台上，负枪持望远镜，监视行旅。行旅到后，须至英官处验护照。各英兵自行修路栽树。吾人则宿于距兵营二里外之草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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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越一大山，即为狢渝与印度交界之曲孜，居民为印度之阿桑族。曲孜河为狢渝与印度之天然分界，过大桥即有印人十余家，皆为洋房，有英兵三十余人驻守，检查护照。”[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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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蒙藏委员会昌都调查员继续调查，拟定《英人侵略洛渝并进窥察隅及波密两区真相报告》一份，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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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年英方派尼泊尔籍兵士三百名，及印回、纳轰两族民工各三百名，另雇有西康逃民百余，共一千人，修筑由阿桑（即阿萨姆）东端绕突郎拉山嘴循洛渝河右岸（原路须越突郎拉山，因山高改道）经阿娃拉、木空、甲米林、巴贡、瓦地……以至瓦弄之公路。于洪水涨泛前，已修至甲米林，并已通车，约占全线三分之一强。刻两季已过，又已复工，明年通至瓦弄，所有桥梁，皆用钢铁架设，并有压路机十二架往来工作，路基颇坚。去年戍路之英军，闻将调回本国，真正英人则只见督导路工之高级官二员，即驻瓦弄之士兵，亦为印回军队。……又瓦弄对岸之德业及达巴两村人民，因不堪藏人虐政，且受英方诱致，已往投降。故英人除占洛渝东端纳轰族居地外，实又霸去察隅之瓦弄、德业、达巴三村，兵营设于瓦弄飞机场，因两面山高，不易盘旋降落，故由飞机空投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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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又在波曲河（地图为丹巴河）以东地势平缓处，自南向北同时兴筑公路一道，拟直通波密，工人一千八百名，亦有高级英官两人任督导，发放工资给养等。其中工程师、测量员、监工皆为印度之棒噶里族（Bengali，孟加拉族）。该路在洛渝境已有八站通车，距白马岗尚有七站，各站地名因皆为荒野，不能记述。闻此路亦定明年竣工。……今年筑路东段已有纳轰族民工参加，西段虽不能征召野人作工，但有若干野人头目著英人所赐五彩眩目之衣服，负保护筑路工人责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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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云南省、西康省、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地图，英印军队侵占中国察隅领土，在瓦弄及其以南地区修建营房、公路和机场，驻军、征税、征用民工、擅自竖立界碑等事实已经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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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调查报告多次提及的界碑问题。在云南阿墩子徐晋先连长、西康省的《巴安至夺然工（萨地亚）路线略图说明书》和外交部“英人进侵康境察隅案节要”等报告中，均提到由瓦弄顺江而下约10里处，即瓦弄和杂夺之间的路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汉字，以及英文。当地藏人和土人均称之为“界石”，亦即中国和印度的“国界线”。“且石南树枝全向南方，石北树枝全向北方，或因风向使然，但土人则以为神异，疑为天然界限。”[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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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报告多认为该石碑系英印政府官员擅自设立。“英官到察隅后，即向当地藏官要求定界，谓康印地界应定在距察隅二日程之瓦隆地方，擅在由瓦隆顺江下行数里过小河之大石（藏人认为康印交界处）上，刻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字样，汉文下尚刻有英文，土人不明其义，此殆即通传英人所立之新界碑。”[93]然而，英国档案中也有关于此石碑的记载。1940年和1941年，戈福雷和克罗斯在侵入瓦弄探测时，均发现了这块界碑。戈福雷认为该石碑“是中国人对谷地进行过仔细勘测后精心设置在那里的”；克罗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门尼克莱附近的那块著名的石头已经划分了印藏边界”。他的报告还附上一张石碑照片以及一份刻在石头上的英文和中文碑文的梗概。克罗斯评论道：这块石碑象征着“中华民国领土与萨地亚边境地区无人管理领土之间”的边界。显然克罗斯还没有听说过“麦克马洪线”，同时也没有接受中国人所宣称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一小片土地位于中国西康省而不是西藏”的论点。[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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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块界石到底是谁竖立的呢？石碑的位置离中印传统边界线究竟有多远呢？至少，目前还没有史料证明石碑为英国所立。因为戈福雷进入瓦弄地区勘察的时间是1939年，此前，还没有英国人抵达过瓦弄。而1910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波密地区平乱时，曾率川军进驻察隅，并派程凤翔领军千余人从白马岗（今墨脱）南下到日玛和瓦弄一带。[95]故该界石很可能为程凤翔所竖立，目的是为了阻止英国向察隅地区的扩张。而且，从直线距离上看，设于瓦弄南部的这块界石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印边界线。[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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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西藏地方参与中央政府的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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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驻京暨各地办事处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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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西藏两大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关系恶化，九世班禅被迫于1923年12月26日，带领少数随从出走扎什伦布寺，逃往内地。民国北京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派专人迎接九世班禅入京，并以优礼接待。九世班禅离藏后，达赖即强行接管了班禅辖区的管辖权。班禅则在内地重新组织了行辕，随后更名为“堪布会议厅”，简称“堪厅”。九世班禅入京后，成为联系和沟通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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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九世班禅深表拥护，特派苏本堪布罗桑坚赞和朱福安前赴南京表示庆贺，并致函表示拥护中央政府，由此与国民政府建立了正式关系。1928年12月底，国民政府发布政府令，任命班禅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底，班禅授意罗桑坚赞，以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名义，上书蒙藏委员会，提出“近以吾藏同志来京呼号者日益加多，非成立驻京办公处，实不足以资团结，共策进行。兹特赁定本京奇望街十三号为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于本月二十日成立”，“呈请钧会俯予转呈国民政府备案，并同行各机关一体知照”。[97]并附上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宣言，表明班禅东下内地之宗旨为：“（一）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二）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三）继续保护维持西藏之宗教，再进而求光大佛学之真精神，以谋世界之和平。”指出，班禅驻京办公处的设立，可以便于“向政府报告、接洽一切”，并“更希全国同胞群起注意藏事”。[98]对于班禅的这项提议，国民政府高度重视，2月28日，国民政府以蒋介石及五院院长共同名义发布指令，准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备案。班禅驻京办公处由此正式成立，由罗桑坚赞担任处长，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但不是隶属的常设机构，由班禅独立行使处理宗教政治事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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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班禅也在北平设有驻平办公处。2月6日，驻北平临时办事处处长丁兰泽致函蒙藏委员会，称“班禅久居平邸，蒙国家恩遇优隆……指定北平福佑寺为班禅办公处之用”，因“寺年久失修”，“如荷国家别赐佳房，无任感激；倘无相当住所，即请……将福佑寺永远拨给班禅办公处管理”。[99]蒙藏委员会经第三次常务会议照准后，呈行政院察核备案。3月20日，行政院训令蒙藏委员会，准予将福佑寺永远拨作班禅驻平办地址一事备案。[100]此外，经张学良批准，班禅还在沈阳设立了驻奉天办事处，任命巴西堪布为处长。[101]1931年，班禅派贡敦扎西为班禅驻康定办事处处长，负责调解金川的藏族内部纠纷。1932年3月，班禅还在绥远设立办事处，任命丁旺多吉为处长，并向全国发出通电，严正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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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31日，班禅驻京办公处奉班禅之命“改称为办事处，并颁发铜质印信一颗，文曰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印”，此外组织拟定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大纲，并呈奉行政院备案，规定“本处直属于班禅大师，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本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由班禅大师直接委派，呈报蒙藏委员会备案”。[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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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驻京办事处是班禅在内地进行各项活动的中枢机构，它独立行使处理宗教政治事务的权力，在组织体系上，依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则成立，又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厘定具体的组织大纲；从历史地位上看，是中央对班禅在内地活动的政治支持和保护，是对宗教事务的重视和西藏问题的关注；从整体意义上透视，班禅驻京办事处是在现代机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复合机构。[104]班禅驻京办公处和驻平办公处的设立，为班禅搭建起了一个与中央政府对话和参政的平台，便于班禅在内地继续开展活动及与国民政府加强联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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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主政西藏地方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此时也意识到加强与南京政府关系的必要性。一方面，受班禅驻京办事（公）处的影响，中央与班禅关系的密切必然引起达赖的注意；另一方面，1923年，英国曾密谋推翻达赖喇嘛政权，后被达赖觉察而失败，此事更促使达赖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实际上早在1918年，达赖喇嘛就着意于沟通民国中央政府。191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以西藏驻北京的教经堪布缺额为名，主动从三大寺挑选堪布一名，派充北京雍和宫四学殿教经堪布，北京政府予以善待，达赖闻之欣然。1921年，他又增派办事堪布敦柱汪结等三人，各带徒众到北京，仍在雍和宫供职，此即其后在国民党政府建立时充任所谓西藏驻京代表人员的前身。次年冬，达赖更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到北京，提高其地位，使其充任雍和宫札萨喇嘛。[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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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迅速设置蒙藏委员会主管边疆事务，加强对边疆的管理。1928年，国民党政府结束北伐，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国内政治局面也初步稳定。十三世达赖和噶厦对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寄予希望，主动派使赴南京与中央联系。1928年冬，达赖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晋见蒋介石，面陈藏事，表示内向之意。蒋介石于1929年1月，经罗桑巴桑转函达赖，称“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饬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执事适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藉悉法座高瞻远瞩，倾诚党国之决心，遥望西陲，至为佩慰”；“幸赖法座深明大义，内向情殷。此后愈当并力一心，修内政而御外侮”。[106]这是西藏地方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正式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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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向达赖喇嘛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积极回应。1929年3月，达赖喇嘛派在北京住了数年的贡觉仲尼和楚臣丹增为代表，携带达赖致南京当局的信函，进一步表明西藏有意内向的态度。贡觉仲尼等声称“此来之任务，即为代表达赖呼图克图向中央政府接洽，恢复后藏与内地政府之关系”，“自前藏班禅额尔德尼氏离开藏地后，西人利用经济，侵蚀我国主权，现在后藏以拉萨地方言之，一切交通邮政机关，操诸外人之手”，“达赖近已有相当觉悟，处此内地与西藏隔绝之际，达赖深愿得有政府为之后盾，得以杜绝外人之侵略手段”，“自北伐完成，中国已有巩固之中央政府，达赖在西藏闻讯，对中央绝对的诚意服从，西藏完全服从国府之命令。此事为西藏之请求，谅国府在此注意边陲之际，当能俯允”。[107]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与西藏恢复关系的良机，蒙藏委员会即呈请中央派贡觉仲尼为“中央特派赴藏慰问专员”回藏慰问达赖，并带回蒋介石亲笔函件，即《中央询问八款》[108]，请达赖答复，其中第七问即“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公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供给”。1930年2月16日，贡觉仲尼一行抵达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举行了超规格的迎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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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藏历四月二十八日，达赖特任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即日起程后于8月12日到京任职。9月12日，贡觉仲尼拜见蒋介石，转呈达赖函文及礼品，报告使藏详情。达赖在对《中央询问八款》的答复中仅有关于设置办公处一事，提出：“先设办公处于南京、北平、西康三处，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当陈请。”蒋介石当即面谕贡觉仲尼迅速组织成立驻京办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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