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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西藏地方的各界代表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是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持的重要治藏政策，也是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昭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十八条中宣布“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1912年10月28日，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名义发布恢复达赖喇嘛封号令，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的恢复，促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步入新阶段。因帝国主义干扰西藏地方组织选举本地区国会议员，使得议员迟迟无法选出。鉴于国会成立之日迫近，1913年4月2日，西藏地方代表罗卜桑车珠赤等向大总统表示：“国会成立，议席不列藏人殊乖”，“仰恳大总统准其即日在京举办西藏选举，以表国会成立之日，西藏议员亦得列席其间”。[115]袁世凯将此事交由筹备国会事务局核办。北京政府遂于4月7日拟定《第一届国会西藏议员选举法》，10日予以公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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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西藏第一届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之选举，得于政府所在地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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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西藏之选举监督，以蒙藏事务局总裁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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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选举细则，由选举监督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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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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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办法公布后，北京政府“筹办西藏选举事务所”在北京举行了西藏议员的选举，并为选举一事专门成立了“西藏旅京同乡会”。5月15日，公示当选议员名单，共计40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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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藏参议院议员5名：顿珠罗布、扎希土噶、王庚、噶伦谢扎、孙毓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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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白马认钦、于宝轩、孙江东、刘文通、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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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藏参议院议员5名：江赞桑布、傅谐、厦仲·阿旺益喜、龚焕辰、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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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王泽邠、阿旺曲扎、汪有龄、胡钧、高鹭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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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藏众议院议员5名：一喜托美、王弌、康士铎、薛大可、罗桑班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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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萧必达、霍椿森、王庆云、饶孟任、乌勒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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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藏众议院议员5名：方贞、江天铎、阿旺根敦、恩华、苏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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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5名：江聪、汤睿、吴蜀尤、方表、罗桑工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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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的40名参众议员中，不少人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时奉命留京供职者，如扎希土噶、江赞桑布、罗桑班觉等人，也有清末九世班禅派往北京办理后藏事务者，如阿旺益喜等。他们“夙明大义，首赞共和”，以西藏地方代表身份直接参与了民国的政治活动。由此，在北京选出参众议员的举措，从而使帝国主义企图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阴谋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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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初，袁世凯为清除政治对手而宣布解散国会，直到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才于该年8月恢复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这个时期，西藏有19名代表任议员，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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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厦仲·阿旺益喜、巫怀清、刘文通、孙江东、巴达玛林沁、王泽邠、江赞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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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王弌、江天铎、康士铎、恩华、一喜托美、罗桑班觉、阿旺根敦、方贞、石凤岐、萧必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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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国会因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于当年6月被迫解散。后张勋复辟失败，政权落入皖系段祺瑞之手，其并未恢复国会，但组织各省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在1917年11月10日到1918年8月12日期间，西藏代表罗桑班觉、厦仲·阿旺益喜、罗卜桑车珠赤、巫怀清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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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段祺瑞政府拒不恢复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于8月25日，召集到达广州的原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部分西藏地方代表参加，包括参议院议员傅谐、龚焕辰、巴达玛林沁以及众议院议员乌勒吉、王庆云。[120]尽管护法运动失败了，但仍然促使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2月17日公布“修正国会组织法”，当中拟定西藏众议院议员7名，参议院议员6名，由驻藏办事长官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遴选相当人员组织之。西藏地方选举会之选举由驻藏办事长官或蒙藏院总裁之。同日，还公布了“蒙古四部、西藏第二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实施法”。经选举产生的新国会又称“安福国会”，其中的西藏议员为：阿旺曲扎、格勒索巴，众议员为：巫怀清、刘朝望。[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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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执掌政权，黎元洪再度出任总统。8月1日，国会第二次恢复。此期的西藏议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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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员：龚焕辰、巫怀清、刘文通、巴达玛林沁、王泽邠、胡钧、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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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议员：王弌、江天铎、康士铎、恩华、霍椿森、饶孟任、江聪、方贞、石凤岐、萧必达。[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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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届国会，因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东山再起，而于1924年底再度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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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代表在京期间，不仅参与中华民国国会；在国会被撤销期间，他们还多次参与一系列与中央和国内政治命运密切相关的政治会议。袁世凯解散国会前后，西藏代表分别参加了1913年12月组织的“政治会议”和1914年3月18日至6月5日的“约法会议”。1925年2月，临时执政段祺瑞组织召开“善后会议”，此次，西藏地方两大政教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和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一样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政事，达赖的代表为顿柱旺结，班禅的代表是罗桑坚赞，陆兴祺的代表是朱清华。[123]罗桑坚赞还在会议上就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呼吁消弭战祸，提出实行五族共和，受到好评。[124]“善后会议”后，段祺瑞组织临时参政院，顿柱旺结、罗桑坚赞和楚称丹增参与其中。[125]此后的“国宪起草委员会”成立，自8月至12月，西藏代表王乐阶（班禅堪布会议厅秘书长）、棍却仲尼（即贡觉仲尼，时任达赖喇嘛派驻北京雍和宫堪布）参与了这个研究制定“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宪法案”的重要机构。[126]可见，西藏地方代表在京参与国家政事的积极程度，以及受中央政府重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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