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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从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至1978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止，这是西藏地方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的时期。这一阶段是西藏地方百年历史重点研究的内容。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经过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时期。这是西藏地区百年历史上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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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9年“拉萨骚乱”的平息。这一阶段是西藏地区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原来社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受自然经济的严重束缚，供给制经济虽然保障了基本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改善，但仍然无力促进西藏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十分滞后的地位。中央为解决西藏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先后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实施了43项工程建设，使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起色。但是，西方反华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把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把分裂中国西藏作为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的突破口。所以，达赖分裂集团在拉萨制造了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给西藏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西藏地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平息了骚乱，而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西藏局势并制定工作方针之后，改变了极不正常的局面，实现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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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是从1989年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是西藏地区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了“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发展进程。中央不仅召开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工作方针和“一加强、两促进”的三大任务，而且还确定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工作格局。从此，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份高度重视支援西藏工作，加大了支援的力度。西藏地区实现了由快速发展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西藏地方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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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历史”反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从和平解放开始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历史画面，由若干个历史事件所构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大历史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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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签订《十七条协议》。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并促进了西藏内部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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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百年史与世界、中国的百年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百年间发生变化的所有外部条件，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强力的介入，对西藏地方的各种内部因素产生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内外部交流的局面。在西藏地方维护祖国统一派和投靠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的矛盾日益突出，主张社会制度改革与维持封建农奴制不变的两种力量激烈对抗。西藏地方近代很多历史事件的表象后面，都可以追溯其发生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友，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要在全球扩张，苏联成了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体系原则上提倡和平、民主和文明进步，但它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由此展开。冷战的本质是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首先抛出了“一球不容两制”的排异宣言，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美国制度，其他制度都没有生存权。这是西方国家首创“遏制”言行并付诸政策的开始，也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最原始的形态。在此之中，所谓“西藏问题”，就是全球冷战冲突中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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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1945～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正因为中国内战的爆发最后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将发生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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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百年史的中期正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形势的大变化给中国整体也带来了大变化，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西藏地方，必然随着全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正式签订，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实践的结果。协议是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个文献，其主要内容正确回答并解决了中国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重大原则问题，完全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完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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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覆灭。1959年之前的西藏地区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使西藏地方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非常黑暗的一页。大多数学者认为，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是随着奴隶制解体之后而逐步产生的。但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世界东西方的时间并不是一致的，大体上是在公元前就已经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的转变，但大约到公元10世纪，西欧农奴制度才基本形成。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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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或封建领主制）曾在人类历史上沿袭了上千年之久。据史料记载，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在欧洲很多地区的农奴，生活在落后野蛮的压迫剥削之中，没有人身自由，毫无社会地位，也没有基本的人权，生活极端贫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它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禁锢，对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压制的反动本质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的革命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也是最伟大的自我解放运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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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1948年12月10日，备受全世界瞩目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通过了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这一宣言原则的颁布，无异于向全世界仍然还存在的任何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地区宣布了最后的通牒。在中国的西藏地区，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存在着封建农奴制的地方，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个彻底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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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宽容和诚意，劝说、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但是，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策动支持下，面对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根本反对改革，顽固坚持“长期不改，永远不改”，企图永远保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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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在西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开创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新时代。这是西藏地方发展史上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的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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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西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藏族人口达到459.33万，分布于整个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即现今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的部分地区。藏族分布的这种状况，是历史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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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一贯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普遍原则，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1]“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2]所以，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则，积极主张并具体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有利于各民族互助互济，取长补短，在经济上形成整体优势，共同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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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宗教政策。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过各民族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一致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历史抉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新鲜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法律化，而且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阶段。2001年，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和民族地区的新变化，对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和补充，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自和平解放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1956年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9年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于1965年9月成立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地方走上了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康庄大道，这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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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西藏地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发展。西藏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文革”运动开始之后很快就波及西藏。“文革”时期的“文攻武斗”在西藏也不可避免，西藏自治区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严重地干扰了西藏地方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和反革命暴乱。但是，随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和中共九大的召开，西藏地方因处在边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西藏当地领导再三要求边境地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制约了“文革”运动在西藏的破坏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和“批林批孔运动”之后，西藏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多都局限在传达文件方面，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日趋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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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完成了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西藏在民主改革之后仍处于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为西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机会。中央在“文革”开始之前的1965年就批准西藏试办人民公社和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文革”期间，西藏农牧区逐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西藏城镇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文革”运动虽给西藏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西藏的社会经济在“文革”时期仍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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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内地上山下乡运动、科技下乡活动，也影响到了西藏。西藏地区也有教育的“大跃进”、科技下乡活动和上山下乡运动。这些“文革”中的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的正常发展，却带来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医疗卫生更加直接服务于西藏各族人民的结果，使西藏在“文革”时期的社会文化事业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持续发展。中国内地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西藏地区特殊的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都使西藏各族人民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变得比较漫长，经历也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阶段以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还经历了1950年前的有限接触、1950年至1959年的间接传播、1959年至1965年的积极传播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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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也影响到了千家万户，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政治认识，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地方的党建工作。当时，不仅农牧民家中悬挂毛泽东画像或绣像，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单位、生产厂矿的各族工作人员，甚至普通的孩子都在胸前别上了毛泽东像章。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不管西藏各族人民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多高，至少这种行为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了西藏的家家户户，形成了西藏全区、全社会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当时很多西藏同胞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截至1974年7月1日，西藏自治区的党员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加了118%，西藏新的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党员。随着少数民族党员队伍的持续成长壮大，到1975年8月，在全区的党员中，藏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党员占63%，这更进一步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广泛传播。正是这些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普及，加之国际上美苏争霸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使西藏社会出现了难得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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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西藏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探索。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就会葬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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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认真学习会议精神，认识不断深化，思想逐步统一，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长期实行供给制的经济体制，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西藏的改革步伐难以迈进。为了帮助西藏地方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迅速开创西藏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0年3月14日、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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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这场改革开放一开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同时改革开放开始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逐步扩大到了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1980年3月以后，西藏虽然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执行西藏工作座谈会给西藏制定的方针和特殊政策，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西藏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连续3年（1981～1983）的自然灾害，使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了严重制约。中央为使西藏社会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加快改善人民生活，于1984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的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进一步放宽了政策范围，并对西藏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1984年8月19日，中央领导人胡启立、田纪云到西藏视察工作。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把西藏地方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概括为“一个解放”“两个为主”，“两个转变”“两个长期不变”，并以此作为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央于1984年10月23日以正式文件批转了该报告，认为报告提出的发展西藏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建议及采取的措施，是对198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补充和具体化，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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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开始，西藏地方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中央先后召开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导下，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就。但是，由于西藏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保持社会稳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使西藏工作在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下遇到一系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反华势力的渗透和达赖分裂集团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突破口，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了中国，把西藏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切入点，并把1959年发动叛乱、逃亡国外的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在西藏制造骚乱的工具，支持其多次制造骚乱闹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秩序，给西藏地方工作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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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虽然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受到了西藏爱国僧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各界上层中仍有相当一批人对《十七条协议》半信半疑，甚至一些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拒不承认《十七条协议》，或明或暗地抵制协议的执行和落实。因此，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就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及驻藏机构和驻藏解放军部队、西藏爱国统一力量与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内容。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军民不仅彻底平息了叛乱、实施了民主改革，并在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掀开了西藏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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