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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重要一环，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妄图借助“东欧剧变”的“有利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伺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妄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梦想。十四世达赖在国际上大肆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肆意歪曲西藏历史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演讲，抛出了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第二年，尝到了一点“甜头”的十四世达赖，于1988年6月15日提出了所谓的“七条新建议”。在此基础上以达赖为首的民族分裂集团，试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频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向国际社会兜售其“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策略”，以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同时，还加紧与“疆独”、“蒙独”、“台独”以及“民运”分子的勾结，这是达赖集团实施分裂破坏活动的又一险恶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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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达赖集团扬言“控制一座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妄图将寺庙变成分裂主义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堡垒，西藏自治党委、政府在中央支持下，从1990年6月以拉萨三大寺为突破口，对69座寺庙进行教育整顿试点，1997年初在全区全面铺开。从1998年到1999年，西藏在全区范围内抽调干部，组成寺教工作组，对寺庙和僧尼分批进行了教育整顿，清除了一批混在寺庙里的分裂主义分子和不法分子，建立健全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及其下属组织，积极稳妥地对寺庙核定额员，改变了一度存在的乱建寺庙、滥招僧尼的混乱状况。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粉碎了达赖擅自非法宣布“班禅转世灵童”的阴谋，圆满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和坐床这一佛教盛事，基本上维持了西藏政治局势的稳定，从而提供了制定西藏进行跨越式发展战略的良好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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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先后召开的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新世纪初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集中力量解决事关西藏经济发展和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促进了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促进了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这既是在21世纪全面推进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必须实现的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两大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其实，这两大目标相辅相成，基本一致，即只有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也只有长治久安才能为西藏持续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基于对西藏基本社会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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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西藏地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跨越。关于“现代化”的定义，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一般地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是以科学技术革命为推动力，而且在实行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进而引起全社会迈向文明进步的社会为基本目的，形成人类社会向先进文明的发展态势。在西藏地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在促进西藏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下，现代化有“使西藏从原始的经济社会状态脱离出来以达到先进的文明水平”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藏经济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从全方位、多角度赶上全国先进的发展水平，这也是西藏地方全面向先进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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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当西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西方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尤其是他们把西藏作为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的突破口，把达赖民族分裂集团作为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政局不稳的重要工具，在拉萨制造了多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了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为此，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西藏专题会议和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局势和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确立了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发展格局。至此，实现了西藏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两个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才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下，掀起了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轮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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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民族地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二是西藏地区民族构成的特殊性，三是西藏地区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在帝国主义者看来，西藏在我国有三个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一，由于历史、社会、地理等方面原因，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于全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第二，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远离内地，是中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薄弱环节；第三，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西藏是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薄弱环节。加上达赖这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其政治集团的分裂活动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影响力，正好可资利用。因此，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连连得手，“演变”的矛头转向中国，于是西藏问题就成为帝国主义“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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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200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同年10月16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指出：“达赖喇嘛和美国的一些人给我们制造点麻烦，对我们影响不了什么。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稳定西藏发展的政治局势，加快推进西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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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到西藏考察，充分肯定西藏地方党委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方针，决定1994年7月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搞好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指出：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重视西藏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重视全局的工作；支持西藏的工作，就是支持全局的工作，要把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为西藏工作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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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上中央政府确定“十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兴建青藏铁路，同时对西藏“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也做出了大体安排。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央和各地对口支援项目的投资额达322亿元，优惠经济政策有50多条，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达379亿元，大大超过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水平。2001年7月13日，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在“积极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的优惠政策中，明确提出：西藏是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的重点地区，现行的优惠政策继续保留并进一步完善，同时在财税金融、投资融资、价格、工资、产业政策、对外开放、社会保障、农业牧业、企业改革、城镇建设、科技教育、体育卫生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进一步拓宽对西藏实行优惠政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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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研究西藏工作会议，实现了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接着于1994年和2001年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和“一加强、两促进”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思想，并做出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开创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为西藏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成为21世纪西藏工作的新起点。由于西藏地区地处“世界屋脊”，高寒缺氧，自然条件恶劣，也由于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发展起点很低等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西藏的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农牧业生产技术落后和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科技教育落后，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现代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西藏经济发展带来了光明前景，为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实现了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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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西藏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西藏地方农牧业和农牧区经济发展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西藏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建立起以优势矿产业、建材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为支柱，包括电力、农畜产品加工、饮食品加工制造等在内的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给工业经济加快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文化事业和物质文化生活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尺度，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想赢得进步和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物质文化实力。所以，西藏地方几个主要行业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为西藏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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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西藏的民族、宗教工作。在当今世界，民族是构成国家的主体，绝大多数国家都由一个或多个民族组成，而每个民族都是信教的，不信教的民族是不存在的，只是信教人数有多有少之分。所以，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存在民族、宗教问题。目前，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民族、宗教问题对世界各国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因此，目前民族、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最普遍、最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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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区之一，除了藏族之外，还居住着汉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蒙古族、纳西族、僜人、夏尔巴人等40多个民族。宗教在西藏地方有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西藏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而且是具有鲜明民族、宗教特点的区域。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张国华时就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必须慎重稳进。”所以，民族、宗教工作在西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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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于是，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民族工作。全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完成，恢复、更改民族成分和族称的工作于80年代基本完成，这就为执政党制定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农奴制度、封建地主经济等众多社会制度下的各民族，共同携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由此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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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平叛和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经历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并于1965年9月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它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西藏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先前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1980年到2001年，中央连续四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地方支援的力度，这是新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从1980年到2005年，国家对西藏的投资建设力度又进一步增强，国家对西藏地区的投资，使西藏地区在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颈”制约方面得到了极大缓解。国家决定投资建设青藏铁路，一条“钢铁动脉”横穿“世界屋脊”，直抵拉萨，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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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西藏地方的投资与建设不仅带动了西藏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增进了全国各族人民与西藏各族人民的感情，进一步加强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央关心西藏，全国各族人民支援西藏地方建设，充分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时期新型民族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在西藏地区的充分体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宗教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亲密关系，各族人民空前地认同伟大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从祖国四面八方进藏工作的各族干部、各类技术人员与西藏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和伟大的祖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创造了“人间奇迹”，一个文明、民主、团结、富裕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矗立在“世界屋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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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是西藏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现代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除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之外，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化的全面繁荣，都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属于历史的范畴，每一个社会都有和自己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等，都具有显明的阶级性、民族性和区域性。西藏地区和平解放，是西藏社会文化发展的转折点，从此西藏社会文化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新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构成了西藏社会文化的繁荣局面。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观念形态文化的发展是物质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是制度文化的体现。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社会主义文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是在自身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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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用。对于藏语言文字、文物典籍进行了有效保护和积极利用，对于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给予了充分尊重和保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给予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大力开展了藏学研究，开发藏医藏药事业。西藏的和平解放，迎来了现代文化诞生和发展的曙光，也使西藏逐渐由传统社会文化走向现代社会文化。在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上，西藏的制度文化发生质的变化，物质文化获得巨大发展，精神文化也获得巨大的飞跃。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变化反映的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化。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文化发展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条件，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形成了新西藏新文化的浓厚氛围，改变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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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教育、科技、卫生以及文艺事业等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从垄断式贵族教育转向普及性大众教育，使社会全体成员平等地获得了受教育的文化权利。在中央的关心和帮助下，西藏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从落后走向先进，先进的科技进入西藏，并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发展面貌，不断地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卫生事业从简陋状况向建立系统的保障体系发展，在弘扬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医学，医学学科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大大改变了西藏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进步。文艺从宫廷式向大众化发展，使文艺的权利归属于人民群众，由此人民群众的文艺积极性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创造出了辉煌的现代文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从此，现代社会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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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摧毁了包括封建制度在内的封建农奴社会制度，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过程中，西藏依据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建立了新政权，逐渐确立了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新的制度文化。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法律文化。西藏新的法律文化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内容，它为新制度的确立，为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它既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标志，也是新西藏文化事业发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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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新型传媒文化事业包括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为西藏社会的变革、发展与进步创造了舆论、思想和社会条件，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推动西藏社会走向了现代文明。新闻出版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是现代文化的内容。旧西藏没有真正的出版业。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业诞生，在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西藏社会整体面貌的变化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并将新西藏以新闻出版的形式传播至外界，有力地推动了西藏的对外开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外塑造了新西藏生机勃勃的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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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西藏社会文化在社会制度发生巨变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遇，社会文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内外所公认，社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在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得到了同步发展，文化成为各族人民的一种基本权利，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各族人民充分享有了各种文化权利，有了新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标志。和平解放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西藏各族人民真正享有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成果，过上了自由、幸福、充实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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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是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地方工作。西藏自治区是一个资源丰富、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宗教复杂且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地区，因而国际反华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觉得有机可乘，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现其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就更加加剧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同时也因持续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制约等因素，导致目前西藏与祖国内地相比在不少方面仍相对落后。鉴于此，自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从政策制定到经济援助，从中央领导的运筹帷幄到召开专门会议，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指导，也有方方面面的具体安排部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连续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制定西藏的工作方针和确定对口援藏的政策，这就为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广泛的发展机遇、持续不断的发展后劲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它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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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开始新中国建设的新时代。在对待西藏工作方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充沛的革命精神、坚强的革命意志，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解放西藏各族人民”而兢兢业业、努力奋斗。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为了尽量减少中国人民的战争损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战略，并“以战促和”，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和平谈判工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即使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以后，毛泽东也再三要求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凡涉及西藏的事情均需向中央汇报，充分显示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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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仅亲自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伟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而且成为“文革”结束后带领中国大胆地走向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人物。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与“达赖集团”保持接触，即使在达赖集团勾结国内外反华分裂势力发起骚乱的情况下，仍未关闭与达赖集团接触、谈话的大门，反映了中共中央通过谈话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态度；经济上，抓住时机，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使西藏开始走向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民族宗教文化上，通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群众和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切实保护，保障了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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