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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盟友，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要在全球扩张，苏联成了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雅尔塔体系原则上提倡和平、民主和文明进步，但它是建立在美、苏实力均势基础上的，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国际政治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苏两国包括两大阵营的冷战由此展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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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成为冷战的序曲。[7]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土耳其和希腊（前者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与苏联关系紧张，后者的资产阶级政府则在共产党游击队打击下摇摇欲坠）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宣布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被认为拉开冷战的序幕。[8]同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9]，也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主张遏制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但不诉诸战争。这标志着美、苏盟友关系正式破裂和冷战全面展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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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与矛盾引发的经济竞争、军备竞争与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和政治，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人类社会运行的主宰，一切物质的分配和意识的形成都与其有关。冷战是意识形态的分化所导致的对立和对抗，两大阵营敌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诉诸争夺行动。冷战双方为了占领争夺的制高点，在科技上压倒对方，都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加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很多新科技成果首先是在针对军事领域的制高点而研制的，随后才用于民用领域，才在一般社会领域普及开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11]各国大量的经济建设项目也由此受到影响，在冷战双方或者加入冷战阵营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建设布局的时候都要考虑如何应对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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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本质是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美国首先抛出了“一球不容两制”的排异宣言。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美国制度，其他制度都没有生存权。这个咨文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相互印证了欧美政治家的“冷战”思维，是西方国家首创“遏制”言行并付诸政策的开始，也是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最原始的形态。美国决策层认为两种经济政治制度、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苏联对此进行反击，其主要领导人认为苏联的使命，就是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双方针锋相对，不容许这个世界出现和存在“一球两制”“一球多制”的局面。冷战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内容，就是把主导权作为一种利益来谋求，以满足一个霸权国家和霸权民族的特权利益。在此之中，所谓“西藏问题”，就是全球冷战冲突中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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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格局与联合国对中国及西藏地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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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启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国共两党在直接的对抗之中，与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其中，国共两党走向内战的进程与美、苏走向冷战的进程基本是一致的。美、苏两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各自支持了一方。[12]从1945年到1949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而国民党的所有对策背后都有着美国的影响。美、苏走向对抗的局面，坚定和加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向对抗的决心和能力，加速了中国内战的爆发。[13]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使得中国内战最终演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却因失去民心而迅速垮台，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中国的命运由此走向一个崭新的方向，中国西藏地方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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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按照雅尔塔体系所诞生的联合国，其宗旨显然主张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同时也认为国家利益不是任意无度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疆土一样，是有边界的。然而，雅尔塔体系本身是一个均衡划分范围、潜伏竞争因素思想的默契结果，作为对冷战预后的研判，各国需要建设一个缓冲带，在雅尔塔体系之中，一个重要的产物即联合国构成了这个缓冲带的核心。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成员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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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制定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名为“联合国日”。联合国的宗旨一般被概括为“和平、友好、合作、协调”。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下设六个主要机构，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重大的政治问题由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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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Ⅲ）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其中的第四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6]这一宣言的宣布，无异于对世界上任何存在奴隶制（农奴制）社会的地区下了最后通牒。西藏，作为中国境内，也作为世界东方最大的一个保留着奴隶制的区域，在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中，必将面临一种彻底被改变的命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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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在冷战之后便被美国纳入其战略视野。1946年底和1947年初，美驻印代办米勒尔（George R.Merell）两度致电国务院，要求派一使团访藏，作为对1946年“西藏亲善使团”[18]的回访，以保持与西藏的友谊。他认为，西藏“无论在意识形态抑或地理上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抵御苏联方面是极好的缓冲地带”。由于远东存在“敌对政权上台”的可能，西藏及其极端保守的人民可能成为“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和政治动乱大海中一个保守主义岛屿，在火箭战争年代还可能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19]米勒尔称，“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加之中国的混乱，美国大可不必顾及中国可能的反应。[20]早在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上尉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中尉到西藏秘密勘察地形，递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和一些小礼物。其在藏逗留期间广泛收集情报，并会见了许多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士。托尔斯泰许诺要向美国政府建议，让西藏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21]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西藏地方当局提供一批可供发报用的发电机。1947年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W.Henderson，也译为韩德逊）建议国务院不要坐失增强美藏情谊的良机。他认为“西藏作为亚洲巨大的‘安全岛’的地位不容忽视，将来可以证明，该地区是非常有用的军事基地”[22]。追溯历史，至21世纪初国际上时常被炒作的所谓“西藏问题”，源于英国发动的两次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战争，而隐含于“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成形于美苏冷战之后的世界大格局，纠结到冷战结束之后至今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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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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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也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对改变中国的命运乃至世界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而言，无论有着多少特殊性，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的胜利，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在新形势下其命运也必然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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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背景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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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国家，改善生活条件。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三大政治主张。但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经过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90万正规军和100万民兵的弱势军力进行自卫战争，但却越战越强，进而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在4年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是歼敌807万人[23]，其中毙伤敌人171万，俘虏敌人459万，敌投诚177万；缴获飞机189架，坦克622辆，装甲车389辆，舰艇200艘，炮54430门，枪34818870支，汽车22012辆。二是解放土地850万平方千米，人口4.82亿、城市2136座，除台湾、西藏和闽浙沿海少数岛屿外，全国都获得了解放。三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势力，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这些结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是极具震撼性的，对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是具有决定性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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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的深刻体现。通过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取代旧的执政党确立新的国家领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延续，必然要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所有地方，这是取得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百年来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是中国革命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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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840年为开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使得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过程中，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奴隶主）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还有地方分裂主义势力，是帝国主义横行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从军事、财政等各方面支持这些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来榨取更多的中国财富。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生产力绝对水平比西方低很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比西方国家尖锐，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占有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其严重地束缚了中国近现代的生产力，旧政权在落后的生产关系下实行严酷的剥削政策，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近现代的中国外患内忧，陷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如孙中山先生指出的，中国面临着“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的危急状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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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在历史的岔路口时，有几种道路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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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帝国主义千方百计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将中国分裂成为几大板块由它们宰割。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避免了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但是被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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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加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生软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部分中间阶层幻想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国民党的独裁专政下根本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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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提供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历史证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激进的民主派曾经发起的200多个政党的各种救国方案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中国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最终失败，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抗争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对本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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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与建立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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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绝不是封建社会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简单交替，而是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一次历史性胜利，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列强反抗的历史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为实现中华众多有志之士千百年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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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共中央经过审慎讨论，决定召集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来共同讨论这一件大事。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1949年6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全面展开了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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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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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桑吉悦希（天宝）[26]作为第一位藏族委员参加了新政协的工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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