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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信心，也大力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随之而来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的法律形式，正式结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虽然是冷战的结果，但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果，鼓舞蓬勃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以沉重的打击，并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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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自古以来各个兄弟民族彼此交往、交流、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了同一个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如何解决好民族地区的问题，也被列入到了重大议事日程。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一系列的规定，成为新中国建国大法的重要内容，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重要的法理基础。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9月30日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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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的社会逻辑中，西藏地方的解放必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怎样解放西藏，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平解决局部地区问题”范式的题中之意，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北平、湖南、绥远、新疆、四川、云南等地运用“和平解放”这个具有普适性的范式，很好地解决了地方解放的问题。[36]在西藏地方采取和平解放的范式，是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在已有成功实践基础上的逻辑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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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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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划，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37]西藏地方在民国时期的重大政治活动，始终围绕着中国政治大局的中心展开。尽管英、美、印等国认为中国对西藏地方有“宗主权”，却一直试图挑唆地方分裂，但由于统一的内在力量是主流，地方分裂势力尽管蠢蠢而动，却没能够实现勾结外国势力分离国土的图谋。西藏地方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与世界文明的进步格格不入，整个社会经济千疮百孔，江河日下，封建农奴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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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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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的中国国家政治意识在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着，正因为如此，西藏地方从中华民国起，持续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之中并形成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民国北京政府时代，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历届全国性会议，特别是“国大”会议（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等，西藏地方均派代表出席，不少人还当选为参政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国策顾问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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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后，在雅尔塔体系的影响下，经过美、苏等两大势力的斡旋，中国各个政治力量反复磋商，决定1946年召开国民大会，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邀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参加。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向国防会议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表示政府愿意真诚地帮助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同胞发展，“以促进西藏政治进步并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状况”。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向噶厦提交了上述声明，该声明对西藏地方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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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3日，沈宗濂[39]奉蒋介石命令致函噶厦，要求按规定派代表出席会议。1946年11月5日，一再推迟的国民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西藏代表有西藏地方政府官员5人、西藏驻南京办事处新任官员5人，共10人。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代表是：仲且（钦）·诺云、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次仁顿珠、何巴敦、宋志书。西藏代表团团长土登桑培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就座。1948年3月，“行宪”国民大会召开，西藏地方政府派扎萨土丹桑批、扎萨凯墨、堪穹土丹桑布等13人出席会议，土丹桑布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选出西藏立法委员10人、西藏监察委员6人。[40]这些都是西藏地方在国民政府时期积极参加历届国民大会传统延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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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后期虽以达赖系统的地方政府统治着西藏，但若干小地方的当权者深受历代皇帝分封直属中央管理及教派等关系之影响，有自成一区不愿受拉萨管理之倾向，如三十九族[41]、波密地区[42]等，还有若干在野系统人物（如班禅[43]、热振派）以及被西藏地方政府削弱了权力的土司等，都极力向中央靠拢，以图恢复其统治地位，西藏地方政府的统治其实是不统一的。就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1949年前，西藏地方政治局势发生了大变化。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内向祖国派”在1947年的“热振事件”之后受到了“亲英派”的全面打压，地方分裂主义势力在外国的支持下，逐步走上了企图公开分裂国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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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内向祖国派”主要人物是热振活佛，“外向亲帝派”亲英的代表人物是达扎·阿旺松绕。1933年12月7日，经西藏地方“西藏官员大会”[44]的讨论，呈请国民党中央批准，册封第五世热振活佛土丹江白益西丹巴坚赞为摄政，并任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的经师。热振是一位主张祖国统一、思想倾向中央的爱国人士。热振摄政主持西藏事务以来，亲近祖国，维护统一，打击了亲英势力。热振于1941年1月辞职，任职7年。接替热振摄政的是达扎·阿旺松绕。当时的噶厦存有一份纪要写明“热振活佛为禳除凶兆，暂时辞职回热振寺闭关静修，由达扎活佛接任摄政二至三年，期满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直至达赖喇嘛亲政为止”。达扎上任以后，因其品级低，受到了各方的不满和反对。[45]西藏的摄政都是由皇帝或中央政府批准就任的，历史上摄政大多来自丹吉林、功德林、策墨林和热振寺。这些活佛有的原来就是呼图克图[46]，有的是皇帝在任命其为摄政之前将其提为呼图克图。只有达扎·阿旺松绕例外，他既未获中央政府任命，也未被中央政府提为呼图克图。达扎·阿旺松绕在1946年6月的一次“全藏官员大会”上擅自挂上呼图克图的头衔，以圆“摄政”头衔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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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扎摄政后立即启用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逐步激化与热振之间的矛盾。1944年，热振由热振寺赴拉萨，希望达扎交还权力，但被拒绝。热振向国民党中央写信要求给予援助。国民党中央指示拉萨办事处，支持热振组织力量夺回摄政之职。[47]当时西藏社会要求热振再次出任摄政的呼声高涨，引起了以达扎为首的亲帝势力的恐惧，英国人黎吉生[48]挑唆达扎说热振要“发动兵变”。1947年的藏历二月二十四日，噶厦派兵查封热振寺，逮捕了热振。[49]事后，热振寺、色拉寺的僧人曾经组织过营救行动，但以失败而告终。[50]当年5月7日凌晨，热振在布达拉宫的牢狱中突然死亡（事后证明是被毒死的），随后很多热振的支持者都遭到了打击。“热振事件”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分子阴谋分裂中国西藏，利用西藏地方上层的矛盾蓄意制造的一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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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事件之后，西藏地方的政治局面逐渐被帝国主义势力操控。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西藏的两种势力、两种命运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美英和印度唆使西藏的亲帝分子表演了种种“独立”和“反共”的闹剧，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的解放，妄图分裂中国，并在西藏解放前夕秘密地为“外向亲帝派”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武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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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黎吉生为西藏“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索康·旺钦次登及达扎摄政等亲帝人物出主意：“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52]经过密谋策划，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挑起了“驱汉事件”，下令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全体人员撤出西藏。由帝国主义指使、印度当局策划的所谓“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新闻社、英国一家通讯社和美国的合众社，都借此发表评论，鼓动西藏地方当局应利用这个时机完全脱离中国的控制。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都一致地谴责由帝国主义唆使的这次“7·8事件”，并指出这是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破坏中国统一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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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事件”之后，在拉萨的“西藏广播电台”，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宣称“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黎吉生对达扎建议“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并亲自修改、定稿《西藏独立宣言》，译成英文本。在黎吉生与达扎密谋之后，噶厦决定派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旺秋德丹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黎吉生还同美国人劳威尔·托马斯与达扎等人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名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代表都携带盖有十四世达赖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53]不久，美国高级官员公开表态，对新中国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决策进行恐吓。[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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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和平解放前夕的西藏地方，不仅有帝国主义势力存在，而且是历史上分裂中国的元凶，是策动和支持分裂中国西藏的外部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指出，“为捍卫中国领土及主权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是言之有据的，是正义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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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具特点的地方社会经济制度[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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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大领主统治下的庄园经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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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历史上存在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这种制度始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才被废除。噶厦、贵族和寺院上层并称三大领主，占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全部土地、草场、山林和大部分生产资料。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90%。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为支差者，是领种地方政府和贵族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缴纳租赋服徭役的人，地位高于堆穷。堆穷意为小户，他们没有份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奴隶占西藏人口5%，多半来自破产的贫苦农奴。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用于家内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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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西藏330万克[56]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约占120万克，占39.6%，贵族和官府则分别占24%和38.9%。[57]“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有对非耕地开荒的批准权及对土地纠纷的裁决权，还有对所有耕地摊派或增减差役的权力，也有对贵族和寺院领主赏给、没收和调整的权力，最后一条往往是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根源。庄园，是三大领主进行经济管理的一种普遍形式，三者所管辖的庄园，政府的称为“雄谿”，贵族的称为“格谿”，寺院的称为“却谿”。其管理的形式和内容大同小异。在全部土地被三大领主占有的前提下，农奴们领种一块“份地”，除了长年为农奴主进行无偿劳动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在牧区，大部分牲畜也被牧主占有，牧奴和农奴一样要负担牧区的乌拉差役。牧主根据牧奴承租牲畜的方式，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结约其约”（意为有生有死或有增有减），指租牲畜数可变动。牧主把牲畜租给牧奴放牧，繁殖幼畜归牧主，每年牧奴按所租养母畜数交纳酥油。如一头母牛，一年要交酥油2至3克，约占母牛所产酥油的55%。还有一种叫“结美其美”（意为不生不死、或无减无增），指所租养的牲畜数不变，牲畜生产的幼畜归租养人，损失了要赔偿。每头母牛年交酥油2克，长期不变。这似乎是一种租畜数固定，牧租定额包干的承租方式，但实际上“结美其美”的“不生不死”不是牧租，而是一种强制性剥夺。一些牧奴虽有一些牲畜，但由于是在农奴主的牧场上放牧，农奴自有牲畜的数量倒成了农奴主支派差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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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们为了领种“份地”，投在农奴主自营地上的剩余劳动普遍成为西藏的劳役地租形式，由此派生出兼有差役、实物、货币和劳役为主的混合地租。这种地租方式在近代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58]无论是堆穷向农奴主庄园自营地支劳役，即“内差”；还是差巴向地方政府支差的份地，即“外差”；以及另一部分专支兵差的“马岗”份地，其剥削率均在70%左右。在牧区，牧租剥削率在50%以上。西藏的农奴主都通过放债和收取债利作为剥削手段，除通常的借债外，还强迫把债务摊派给农奴，放给盐、茶而收回粮食、土特产。既索取了债利又强化了人身依附关系，把农奴固定于庄园中长期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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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完全用剥削农奴无偿劳动的方法进行经营。三大领主只出种子，而劳力、耕牛、农具等都由农奴负担。按土地的好坏，规定一定的地租。如上等地，政府出1克（合14千克）种子，秋收时农奴向政府交10克粮食；中等地，政府出1克种子，秋收时农奴交7克粮食；下等地，政府出1克种子，秋收时农奴交5克粮食。各地情况不一，数量大体相同。有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的仔康（审计处）也算不出来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总共收入多少地租。[59]据估计，每年可能收16万余克粮食（约合400余万市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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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种西藏地方政府土地的农奴，叫作“政府百姓”，以别于“贵族百姓”和“寺院百姓”。种政府土地的百姓大多数其实是农奴，租种“份地”并向政府缴纳所规定的租额。农奴如破产或逃亡，政府将田地收回，换给另外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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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官员的来源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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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从其直属机构到各基恰（专署）和宗（县）、谿卡（地位低于宗）的大小官员，一般规定是贵族和僧人中上层人物各占一半。西藏贵族有200多家，其中较大的60余家，最大的约有10家。僧官约数百人，绝大部分出身都是贵族的子弟。[60]在僧官中，最有权力的是四个由清中央政府册封的世袭呼图克图[61]，自清以来，历代达赖逝世后，就由这四个呼图克图轮流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贵族和上层僧人交叉，是西藏官员来源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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