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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供给藏军。藏军约10000人，后扩充到17000人左右，多数部队的口粮和军饷由西藏地方政府供给的[65]，按照规定，列入供给军粮部队的士兵每人每月领2克青稞，另有24两藏银（20两藏银相当于一枚银圆）。但实际上这些军饷被各级军官贪污不少，到士兵手中是不足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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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货币的发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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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同时，西藏地区也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渗透而沦为一个半殖民地。一段时间，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不敷开支，在外国势力的蛊惑下，地方政府参照清末中央驻藏大臣的货币铸造和发行办法，发行了大量地方货币即“藏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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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币开始铸造即偷工减料，是一种劣质的银币。银币有两种，一种是藏银一两五钱，一种是藏银三两，另外还铸有一些铜辅币，有一钱、七分半、五分、二分半四种。后来因为材料短缺而不再铸造银币和铜币，改出纸币“藏钞”。藏钞开始有标明藏银10两的，以后改出50两、100两的，也有少量25两的，印制纸币的材料质地很差，套色纸币的号码均由人工填写。藏钞的发行量很大，因为账目混乱，只能估计总面值达藏银1亿两（当时规定15两藏银合一枚银圆，但因为滥发纸币，在市面上24两藏银才能兑换一枚银圆）。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陆续回收破烂的纸币，又将更多的新纸币发出。在纸币发行的同时，还有一些劣质金属币陆续铸造并发行。1949年，西藏地方发行的10两镀银铜币在背面首次出现了“政教合一”字样，宣示其政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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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完善的货币，它根本没有准备金制度，也没有物资作保证，而是靠地方政府根据需要，任意滥发，以此对劳动人民进行残暴的掠夺。[66]藏币、藏钞是西藏地方政府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法宝。西藏贵族和寺院从政府借出大量纸币后向人民强迫收购羊毛、皮张、药材、硼砂、食盐等土特产，运到印度去出售，又换回大量的外货，以高价派售给农牧民。藏钞的滥发，加重了西藏地方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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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地方还通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货币，但由于其铸造质量越来越差，在藏使用逐渐减少；在民间最受欢迎的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发行的银圆，因其质地好、成色足，成为买卖交易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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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藏地方法律司法和军队武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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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除了沿用一千多年前吐蕃王朝时的习惯法之外，又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和寺庙清规，构成了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法律体系。同时西藏上层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除了利用政府行政机构司法之外，还豢养了一支地方武装——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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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和司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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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除了沿用一千多年前吐蕃王朝时的习惯法之外，在政教合一制度下，相继制定了《十五法》《十六法》《十三法》《十二法》《正直明镜鉴》《哲蚌寺的法律条文》《直贡强曲林的法律条文》《噶厦办事规则二十三条》等，构成了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西藏法律体系。[67]《十三法》实际上继承了《十六法》的主要内容，其中很多的内容沿袭了300多年，主旨就是严格区分等级贵贱，庇护权贵。具体说，这两部法是按人的血统贵贱、职位高低立法的。例如其中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藏王、大小活佛及贵族属“上等人”，商人、职员、牧主等属“中等人”，铁匠、屠夫和妇女等属“下等下级人”。各等人的生命价值差别巨大，“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无价，而被列为“下等下级人”的铁匠、屠夫、猎户等命价则仅为“草绳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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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西藏地方的各级政府可以设堂办狱，大的寺庙、各庄园领主、部落头人也可私设公堂进行办案，而这样的“审判”根本没有正当或者正常的诉讼程序可言。在司法之中滥用酷刑，还有严重的陋习和惨烈的非人道酷刑手段等。鞭打是极其普遍的，不论男女都被脱光下身当众抽打臀部。对罪行稍重的，即用挖眼、割鼻、割舌、剁脚、砍手、去膝盖骨等酷刑；或将犯人用枷锁住，把盐放在手中用牛皮将拳头包住缝起后晒在太阳底下，盐吸出手中的血液，几天之后手臂即枯干残废。种种酷刑，都使“犯人”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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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刑的“犯人”，因囚粮有限又往往为狱吏贪污，因此多被交给市民或乞丐头子看管。给犯人上木枷脚镣，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则锁在土屋内，服刑期满才能开锁释放，也有被判终身枷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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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地方武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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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上层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除了利用政府行政机构司法之外，还豢养了一支地方武装——藏军。[68]有研究人员称藏军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中国西藏地方民族军”，简称“中国藏军”，系清朝中央的定制。藏军从乾隆时期正式成立之后，曾经参加过四次反侵略作战，即森巴战争时期阿里自卫反击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江浙宁波镇海阻击战、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过程中的隆吐山界碑争夺战、第二次侵藏战争中的江孜抗英保卫战。[69]1911年之后，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藏军开始发生质变，逐渐被亲帝势力掌控，成为分裂国家的一支地方武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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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经过几次扩充的藏军达到17个代本（团）[71]，总约17500人，按照藏文字母的排列（除了“四”之外，藏语“四”发音与“死”接近）编制排序。每个字母下又分为第一（队）、第二（队）……由于组建不完备，到和平解放前，每个字母下自设了一个大队叫“当”。如藏文第一个字母“Ka（噶）”，下设一个队叫“噶当”，即“噶”字第一队，这也是达赖的警卫队。每队虽然只有500人，但由于其领队地位较高，所以一般将其算作一个团，其队伍首领藏语称为“代本”，代本以下每250名士兵为一个“茹”，由1名茹本统领；茹本下面为甲本，领兵125名；甲本下面为定本，领兵25名；定本下面是纠本[72]，领兵12名。1949～1950年，藏军拥有各种火炮48门，步枪3800多支，冲锋枪298支，轻重机枪155挺。[73]藏军士兵是从农奴中强迫摊派征来的。西藏地方规定种“马岗”田地[74]的家庭要出一个兵，并供给这个士兵的全部衣食费用。到了年老体衰不能当兵或阵亡病故，由领种“马岗”地的人户另换新兵。种“马岗”地的人户可免除其他差役负担，但永远要负担兵差。此外西藏地方政府下设玛基康，设僧俗玛基各一员，通常都以大四品扎萨担任，或者噶伦兼任。玛基勒空管理藏军，但藏军的军粮又由别的机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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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的高中级军官——玛基、代本、茹本都由贵族子弟充任。平民子弟即使作战勇敢有功劳的最多只能升任茹本，农奴子弟升职的机会微乎其微。藏军中等级森严，与西藏社会一样，贵族军官可以随意欺压下级和士兵。藏军军饷在各级官兵中悬殊，早年代本有庄园一处做俸田，并每年发藏银9000两；茹本每年发粮食120克，藏银2510两，酥油15克，砖茶30块；甲本、纠本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军饷，而士兵的军饷与中高级军官相比，每月2克粮食和20两藏银仅仅能够糊口。1949年，西藏地方财政紧张，藏军玛基和代本年俸银各为900两，茹本600两，甲本300两，定本9两，其他的军饷以实物发放，纠本和士兵的年饷已经减少为不到5两藏银，粮食24克，由家里提供衣物和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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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士兵和下级军官虽然都是强征而来的，但一般农奴都不愿去当兵，很多由种“马岗地”的人家从失业的人群中雇人去顶替当兵，这些人流浪惯了，在官长的带动下常有打架、酗酒、赌博、抢人、杀人的现象发生。藏军如果下乡，当地头人要负责接待，士兵到老百姓家中去吃、喝、睡觉，甚至糟蹋妇女、偷抢东西，军纪很坏。[75]藏军各级建制不设副职也没有参谋，战前打卦问卜，选择吉日作战，军官士兵均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冲乱打，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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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发展处于极度停滞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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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前，共有1所官办学校和少量私塾，在校学生约千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1%左右。大部分教育基本上通过寺庙师徒相授。农奴们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文盲率高达99%。全西藏除了传统的“门孜康”（藏天文历算学院）能够为贵族、官员提供一点点医疗服务外，无任何现代意义的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部门。民众没有任何卫生救治设施，传染病流行时只有听天由命。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为35.5岁，人口大约100万。[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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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西藏没有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全境陆路皆为骡马道和崎岖的山路。全藏没有航空、汽车、管道、机器船舶等现代运输形式。全西藏没有成体系的现代工业厂矿和设施，仅在拉萨夺底沟有一个125马力（92.5千瓦）的水力发电站（后因经费不足停止发电），拉萨市北郊有一家用简陋设备仿制和修理枪炮的军械厂，后改为依靠手工操作设备的造币厂和印刷厂，以及几处零星的手工淘金点。全西藏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的天文历算也掌握在寺庙和藏医院之中，对事关民众生计的水利勘测、农业种植、畜牧防疫等研究一片空白。西藏首府拉萨当时城区面积不足3平方千米，周边沼泽水塘密布，城内除原地方政府、寺庙、贵族的少数宅院建筑外，几乎全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城内根本没有供水供电设施，没有正规的马路，有一条从布达拉宫至罗布林卡的土路（供达赖专车使用，也是西藏唯一的一辆汽车行驶），还不足2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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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藏社会依然处于上千年的宗教氛围笼罩之中，任何新言行都会遭到打压，曾经有一些试图进行社会改良的人士都惨遭迫害[78]，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黑暗之中，宣扬新观念的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西藏近代史上的人文主义先驱根敦群培[79]（也译为更敦群培、根顿群培）即是典型。根敦群培独立思考完成了从佛教神学史观转向人文史观、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并通过著述宣传启蒙思想和唯物思想，这些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中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根敦群培清醒地认识到进入垂暮之年的西藏封建农奴社会严重禁锢了藏民族的思想文化，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利于藏民族的发展。他敢于揭露佛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弊端，冲破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的樊篱，向藏传佛教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挑战，对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被后人称之为“西藏的尼采”，与被称为“中国的尼采”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具有相同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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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敦群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在门达旺地区绘制中国边境地图的爱国行为，引起了“麦克马洪线”的始作俑者英国人和原西藏地方政府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根敦群培于1945年回到拉萨，几个月后，噶厦和英人黎吉生密谋，以伪造藏钞罪将其逮捕入狱，却不敢公布根敦群培的真正“罪名”——戳穿他们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力图对政教合一制度进行变革。从根敦群培一生来看，他十分关注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他揭露和抨击本民族的弊端，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不仅与西藏的分裂势力做斗争，反对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还与英帝国主义做斗争，拒绝与英国在西藏的代理人黎吉生合作，揭露其觊觎中国西藏的图谋。根敦群培欢迎人民解放军，拥护和平解放西藏。[80]最终，这位大师为西藏地方政府所不容，用卑劣的手段将他投入监狱，进而在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被置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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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中国各个地方包括西藏，阶级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和国内各民族存在着矛盾这一历史大环境下，西藏地区整体上受帝国主义、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双重压迫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宗教、地方法律和军队统治人民，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压榨，民众贫困，社会生产停滞不前。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与国内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具特殊性的复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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